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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1987年自学考上北大的。1982年初中毕业后,出身甘肃农村贫寒家庭的我没有上高中,而是去了培养小学教师的陇西师范学校。到1985年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我考大学。可我当时还没有学过英语,心里没底,就没有应允。然后被分配到家乡一所偏远的八年制学校当初中老师。这时候我才开始准备高考。考文科还是理科呢?其实文理科我都有兴趣,师范时很喜欢生物,教书教的是几何、代数和物理,但是师范学的理科课程宽泛浅显了一些,自学理科难度大,所以就选择了文科。 当年报志愿的过程有些意思。因为我是教师,当时有个什么政策好像说是只能报考师范类高校,我心目中最好的师范院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但更想上北大,因此在志愿表的“北京”和“大学”中间空了两个字的位置,然后抓阄,三次结果都是“北京大学”,就报了北大。北大当年在甘肃省只有四个专业招生:古典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济法、考古学。我对哲学和历史很感兴趣,但没有专业可报,就只好选择与历史学接近的古典文献和考古学。幸运的是,最后被北大考古系录取。 二 1987年那个时候,北大考古系系主任是宿白先生,副系主任是严文明先生,1988年严先生成为系主任。那时考古系不像现在这么热闹,还只有考古学一个专业,专业课分历史和考古两大块。历史课都是历史系的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史有《先秦史》(孙淼)、《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祝总斌)、《隋唐宋辽金史》(吴宗国)、《元明清史》(王天有)等。最难学的就是周怡天先生的《世界古代史》,周先生口音重听不太明白,要求还很严格。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打下了一定的史学基础,对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好处。 考古课基本都由考古系老师开设,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严文明和宿白先生讲授的通论性质的《中国考古学》。严文明先生讲上半部分,包括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讲得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宿白先生讲下半部分,从秦汉到元代,边讲边写边画,速度很快,字图俱佳。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后来我在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时,就是以当时的课堂笔记作为讲义的基础。那时候宿白先生65岁,马世长老师也已经48岁,可每次上课时马老师都来听课,替宿先生擦黑板,端茶倒水。 我上过的断代专题性质的考古类课程,有《旧石器时代考古》(吕遵谔)、《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赵朝洪)、《商周考古学》(李伯谦)、《战国秦汉考古》(高崇文、赵化成)、《魏晋南北朝考古》(齐东方)、《夏商周边境青铜文化》(孙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晁华山)、《古文字学》(高明)、《甲骨文研究》(葛英会)、《汉唐考古文献介绍》(权奎山)、《中国佛教考古》(马世长)、《动物考古学》(黄蕴平)、《古代货币》(高崇文)、《古代陶瓷》(权奎山)、《古代绘画》(杨新,故宫博物院外聘)、《中国古代碑刻》(张辛)等,还有方法技术类的《田野考古学概论》(严文明)、《人体骨骼鉴定》(吕遵谔)、《现代科技与考古》(原思训)、《考古绘图》(马洪藻)、《考古摄影》(赵思训),以及《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文化人类学》(李水城)等。回想起来,这些课程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后来的研究,虽以中原北方地区的新石器考古为主,但时空范围都不以此为限,研究方法注重多学科结合,研究内容也颇为庞杂,与北大考古的本科专业教育颇有关系。 上有些老先生的课,充满欢乐。高明先生讲《古文字学》,竟能把甲骨金文讲得那么清楚明白,妙趣横生,至今眼前还能浮现出高先生在黑板上书写古文字的情景。吕遵谔先生讲《旧石器时代考古》和《人体骨骼鉴定》,不时穿插着小故事,学生们笑声不断。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文史楼东边那个堆满人体骨骼的屋子里摸人骨,突然停电,一片漆黑,那具用铜丝穿起的青年人骨架被同学触碰得叮当作响。宿白先生讲《古代建筑》,带我们在未名湖畔绘博雅塔,到独乐寺画观音阁,记忆犹新。 我本科时最怵的课程是英语。本来基础就差,上课便成了煎熬。第一次上课,一位女老师就要求自我介绍,andyou?aboutyou?我哪里会说?!看着有的同学叽里咕噜讲个不停,我既艳羡又自卑,此后对英语就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大部分课都没有去上。不过最后四级也是勉强通过了。当时还接触过俄语、法语、日语等,都没有学下去,不过我现在做欧亚草原考古研究,倒是离不开俄语,也算一种缘分。 本科阶段,我课外阅读了大量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也包括金庸等的武侠小说,而且经常去听各种讲座,还上了不少与专业关系不大的选修课。八十年代正是中国高校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观点互相激荡,大部分学生都有一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有些讲座或者选修课听者甚众,走廊甚至门外都是人。我上过一门朱青生老师开的选修课叫《西方现代艺术》,他海阔天空地讲,我们信马由缰地听,考试的时候他给我们放康定斯基的作品“黄红蓝”的幻灯片,然后让我们看着画做诗,我的诗首句是“蝴蝶弹着吉他”,莫名其妙就得了100分。 考古专业最关键的课程,应该就是大三的田野实习了。 我们班是1989年下半年实习,在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考古项目由北大考古系、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三家合作,总负责人为严文明先生,由新石器教研室的张江凯、赵辉和张弛三位老师带队。开始时所有人都在肖家屋脊发掘,后来老师安排我们五六个男生到谭家岭。到谭家岭后好几位剃光了头,大家每天唱着崔健罗大佑的歌行走在田间地头,“我要从南走到北……”,我后来的考古研究还真是从南到北。那时我们在谭家岭发掘出很厚的墙,很粗的柱子,当时并不明了,后来石家河古城垣发现后,才知道这里可能正好是核心宫室区。发掘结束后转入荆州博物馆整理资料。通过实习,我学到了基本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本科毕业做论文的时候,是张江凯老师指导我,题目就是关于石家河遗址的分期问题。我根据那两年的学生实习报告尝试进行分期研究,现在看来那个结论还与实际沾点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