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文明:我高中时期喜欢数理化,进校本来报考的是物理系,是苏秉琦先生找我谈话我才选择了考古专业,但后来引我走上考古道路的是宿先生。苏秉琦先生是中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在北大是兼职,不负责具体事务,印象中苏先生主要提供选择实习地点的方案,因为当时北大实习是和考古所挂钩的;而具体的教学工作,包括实习的组织,是宿先生在操办。第一次北大自己组织实习是1957年的邯郸实习,就是宿先生带队。 宿先生对于教师和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北京大学的考古教学能够走上正道,能够比较快速的发展,第一功劳当归宿先生。我做讲师的时候,讲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宿先生来进行教学检查,提出了好多意见,有根有据,让我汗颜。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年轻教师的成长很有帮助。宿先生不是只对别人要求高,他首先是严于律己。 先生治学成功,有关键一条就是“勤”。先生认为早上安静、效率高,因此每天四点起床,就开始看书。这里举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宿先生第一次去美国,就一头扎进国会图书馆,因为那里有三本国内没有的书,他就手抄回来。后来一起去台湾开会,会议结束后台湾学者邀请我们游玩,宿先生却说这边有几本大陆没有的书,他也要手抄回来。于是我们在台湾玩了十多天,宿先生就在图书馆泡了十多天。因此宿先生的成就,跟他的勤奋有很大关系。我想起高尔基说过,天才就是聪明加勤奋,这用在宿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况且他还是比一般人更聪明,也更勤奋。正是聪明和勤奋的结合,造就出了这样一位巨匠。 宿先生对待工作同样认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主持下成长起来的。当初筹备成立考古系的时候,校方对于系主任的人选倾向于宿先生。一般这种有头衔的事情,先生往往拒绝,但那次却很爽快地接受了,并让我来做副系主任。宿先生一直对考古专业和考古系的建设等教育工作十分上心,说他是中国考古教育的奠基人,毫不为过。先生是一棵参天大树,先生的业务水平我无资格评论。我们纪念、追思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的精神,不然也不配做先生的学生。 杨泓:我是在六十五年前入学的。我入学去看望阎文儒先生,阎先生就带我去见了宿先生,我应该是班里第一个到校第二天就见到宿先生的。大二的时候跟着邓先生写论文,也是先去请教宿先生,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到大三写学年论文,就是后来的高句丽壁画石墓的文章,也是蒙宿先生的指导。可以说我学会写论文,就是宿先生带出来的,我一辈子也是沿着先生教出的道路上走。之后在中科院考古所里,就有机会和先生共事研究了,主要有两项:一是当时尹达组织编写“十年考古”,成立了编写组,宿先生是考古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组的组长就是宿先生,成员是我和徐苹芳,于是就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工作;二是后来编写《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清考古的学术分支,宿先生是主编,徐苹芳是副主编,我是成员,由此也就认真地跟先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和先生六十五年的师生关系,想说、可说、能说的太多。先生的学问、人品,我是完全无法望其项背的。先生虽然一般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严肃的,但私下里其实也是个很风趣的人,之所以多数时间看起来严肃,主要是先生要求严格、做事认真。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表现得比很多党员都够中国共产党要求的高标准。宿先生教我的东西我受用了六十五年。先生走了,我也没有老师了,但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这也是我的遗憾。 徐光冀:宿先生确实是文物考古界的巨人、参天大树,是我们在座各位、更是考古界永远的老师。1952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三家合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我是1954年入学,当时大部分教师还是外部人员,来自中科院考古所、古脊椎所(当时叫新生代研究室)、故宫等单位。北大自己的老师就是宿白先生和阎文儒先生。专业创办之时,苏秉琦先生是教研室主任,宿白先生是副主任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很多中间的联络性工作都是宿先生在做。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不能体会其中的艰辛;工作之后,才体会到先生当时的呕心沥血。先生对考古专业的发展实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是由于先生的付出,不到十年,也就是1960年前后,考古系的主要课程都是由本校教师承担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宿先生当时主要承担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体系都是先生自己谋划和组织的,现在这个体系已经推广到了全国。把考古资料和文献结合,是先生创设的历史时期考古教学样板。对于历史时期城址、墓葬的研究方法,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初,国家文物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文物保护的一些重大问题。后来委员会停止活动后,宿先生仍在为文物保护工作积极奔走,例如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规划。在此期间,先生也确实检查了很多考古工地,直到80岁还在全国跑点。 中国考古学会是个很好的学会,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交流和团结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宿先生从一开始就是理事,而且是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到第三次大会就担任了副理事长。1995年正处在筹备来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过程中,当时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住院,他给常务理事会写了亲笔信,委托宿先生主持常务理事会工作。宿先生顶着压力接下了任务,仍坚持按照会章由常务理事会组织筹备。学会作为民办组织,一直都是组织纯学术活动,受到了民政部的表扬。先生为考古界的团结作出了榜样。 樊锦诗:我们都知道,石窟寺考古的体系是宿白先生创立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是先生最关心的两个地方。先生和敦煌结缘的时间很早。解放后,文化部接管当时的敦煌研究所,就派先生来勘查,这是先生和敦煌的交集之始。1955年,正式的考古调查开始。现在人们提到很多保护方面的问题,先生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看出来了,只是那时候没有太多可以相配合的保护手段。举一个例子:刚解放的时候敦煌窟檐破败甚重,是先生按照《营造法式》的记载进行了保护修复。现在说敦煌保存下来了5座唐宋窟檐,这都是宿先生等老一辈考古人的功劳。后来也是宿先生向文化部建议,认为风沙导致石窟的断裂是敦煌面临的最大问题,才有文化部下达批示予以保护。北大的独立考古实习,第一次是去邯郸的石窟,第二次就是在敦煌。可以说,中国石窟寺考古体系真正拿出来,也是在敦煌。后来先生系统讲授了敦煌七讲,成为了敦煌研究院发展的转折点,大家才开始明白怎么搞石窟寺研究,我自己也是一生受益。我在敦煌做的一点工作,都是先生教出来的,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先生的教诲我们终生难忘。 李仰松:宿白先生培养的学生很多。我1950年就来北大了,是文学院博物馆专业第二届学生。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到处搞建设,经常发现文物,地方上的考古发掘水平跟不上文物出土的速度,于是北大就开办了考古训练班。训练班一共四届,培养了360多人,其中很多回到地方上都成了专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办文物考古训练班是十分必需的,宿先生负责训练班的教务工作,很忙、很辛苦,这都是宿先生的贡献。先生去世让我很伤心,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考古后辈的楷模。 雷从云:先生是一棵大树,一直心系着他的学生。先生非常关注我国文物对外交流,关心文物对外展览。1971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成立,那时候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宿先生任陈列组组长。1980年我进入交流中心,到2011年退休,在这21年间,我应该算是和宿先生接触最多的人之一。我主办的69项展览,有一半以上都请教过先生。 宿志一:说实话,我对父亲的工作并不是很了解。我走的是理工路线,对于父亲的学术路线、学术水平并没有很多概念,直到最近看很多老师对父亲的追思,才填补了我对父亲认知上的一些空白。关于父亲的为人,我就说一件事情。包括我在内,现在不少人的名片上都会印上很多头衔,但在父亲的名片上,只有“北京大学教授”一项。我曾就此问过他,他说我没有多少成绩,就是当老师而已。父亲是一位踏实、简单的人。 (以上内容根据发言记录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