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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径与可能性 王悉源：对于将通天二郎传说元素分为三层的做法，我的理解是：在一则叙事文本中，第一层是动词性结构；第二层是名词性且稳定的部分；第三层是名词性而不稳定的部分。这三层可以理解为是相对易变的：比如，第二层比第一层相对易变，而第三层又比第二层更易变。第一层的动词性元素，是从宏观的人类普遍逻辑或共同心理需求的角度抽绎的，是最稳定的结构，普罗普只关心这个结构，在人类文化中最具共通性，是含有最大公约数的东西。就普罗普的研究而言，他仅分析第一层是理论自足的，他追求的是文化相似性，可以忽略第二层和第三层。第二层元素在地方之内最不易变，如研究地方文化共通性需要关注的是第二层。第三层是最富个人化的因素，如关注表演、讲述、个人经历，属于第三层的范畴。所以，普罗普只考虑动词性的元素而不涉及名词，是因他的研究目的，并无区分传说和故事的必要。 宝诺娅（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生）：我很赞同刘老师对“母题素”和“母题相”的区分。“母题相”是具体、具象的，有点类似于你提到的第三层，即可变的名词。“母题素”是动词，那么可变的名词就可以归入相应的“母题相”部分。比如变形是“母题素”，那么变成猴子之类的名词性元素就可以归入到“母题相”。但是这个想法，在处理不变的名词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缺陷，我不知道不变的名词该归入“母题素”还是“母题相”。 吴新锋（对宝诺娅）：我认为你说的“母题相”应该是名词和动词结合以后的组合。 王尧：邓迪斯的“母题素”其实还是动词性的概念。 吴新锋：“母题相”其实就是它的样态，各种变异的情况。我认为“母题相”是动词和名词的组合。 宝诺娅：因为王尧想强调名词性，如果可变的名词加上相应的动词，就是它的“母题相”。是这个意思吗？ 吴新锋：假设按你刚才所说，如果按名词性元素做传说索引，得设多少个类别？怎么凝炼主题？比如同一名词在不同传说里的叙事功能也是有差别的，你怎么将它在不同文本中出现的不同位置归类？比如关于山的传说里也有其他的名词，混在一起，怎么归类？ 王尧：我没有设想过非常具体的编制传说索引的方案，因为感觉似乎没有太大必要。如果真的编制起来，一定会遇到你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AT分类法中就已然出现了，比如动物故事与神奇的宝物、神奇的帮助者，这些就是名词性的，汤普森在编制AT时就把名词和动词性标准混在一起了。 朱佳艺：你提出的将叙事元素分成三个层面的理念，其实你强调的更多是研究方法，不一定非得做出个索引。 程梦稷（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5级直博生）：你对名词的划分主要针对传说是吗？我理解，故事的地方性只需要粘附在物象上，如地方风物、风俗信仰。后两层的名词性元素是否专门针对传说？第一层的动词性元素比较像故事。包括刚刚你和新锋讨论的问题，比如神奇帮助者一项，我的理解它更多倾向于功能意义；至于帮助者具体是什么，这个名词决定了它是传说还是故事。 王尧：名词性元素不仅针对传说，故事中也有的。比如蛇郎中的变形可以变成鸟、竹子，狗耕田中“狗”这一意象就非常稳定，这些都是名词性的，但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发生并非随便而是有意义的变化。 吴新锋：故事和传说中的名词的意义还是不一样，你对名词的独立意义怎么看？ 王尧：从汤普森提出母题概念之后，到普罗普、邓迪斯、刘魁立老师，都以动词为关注中心；如从名词视角窥之，会呈现出其他层次来。如刚才宝诺娅提到的，汤普森的“母题素”是动词性概念，而“母题相”是刘老师提出的对其具象变化的概念翻译。如果我们认为母题也有名词性的，那么在它内部是否也存在相应的“母题素”和“母题相”之对应关系？比如通天二郎传说中，第二层的名词性“母题素”比较稳定，可变化的“母题相”就近于无；而第三层的名词性“母题素”变化比较丰富，稳定性弱，它所对应的“母题相”就比较丰富。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吴新锋：比如，“母题素”是变形，“母题相”就是变树、变鸟？ 王尧：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 吴新锋：你提到，换一个民族和地域，母题的链接和延展就不一样了。历史地理学派最初就是要呈现这种变化，比如汉族故事到穆斯林地区，有关情节可能自然就屏蔽掉了，相应的情节自然就无法延展，这是很自然的。你怎么理解？ 王尧：形态学考察的变异并不同于历史地理学派的做法。如果不考虑语境，只要符合逻辑，各个母题、情节之间是有相当丰富的衔接可能性的。以一个母题为常量，另外有很多可与之衔接的变量，构成多种搭配。这是叙事变异的最大可能性。然而即便将世界各地的异文搜罗殆尽，也未必会满足这种最大可能，总归有一些逻辑可能性在现实中从不出现，这是第二步，比逻辑可能性的范围缩小，是形态学研究的范畴。至于加上语境因素之后，比这个范围又缩小一步，那就不是纯粹的形态学，带有语境研究的色彩了。我们考虑的是，加入语境因素之前，生命树有多少可能的发展方向，它生长的最大潜力是什么。加上语境因素后，这些可能性肯定不会全都呈现出来，语境就会对形态的可能性进行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