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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卫松(1982- )，男，贵州遵义人，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系主任，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杨昌儒(1956- )，男，贵州平塘人，贵州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省管专家，贵州民族大学原副校长，研究方向：人类学与民族学、民族地区社会政策（贵阳 550025）。 内容提要：贵州布依族消费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价值，非常符合当下“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对贵州布依族三大土语区的调查，从消费文化的物质层、观念层、制度层发现贵州布依族消费文化特点，挖掘其内在的积极价值，为民族地区消费升级和小康社会建成提供启迪。 关 键 词：布依族/消费/消费文化/价值 标题注释：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研究”(13CMZ045)阶段性成果之一。 消费本是人作为生物本能的基本吃、穿、住、行、用等系列活动，其自然属性也是伴随人一生最为基本的属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消费不仅仅作为自然属性的一种客观存在，还被赋予了主观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符号属性等。[1]特别是消费的文化属性由于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也变得非常有意义，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研究者、经济人类学研究者等的关注。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文化差异在缩小，文化多样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贵州作为多民族的省份，在现代化中也难以独善其身，民族文化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中慢慢褪去其本身的意义，同时，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优秀因子也因此慢慢消解。贵州布依族是贵州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他由古代僚人发展而来，享有“水稻民族”之称。时至今日，贵州布依族仍保留了较多传统的消费习俗，共同组成了特有的消费文化，这些消费文化饱含着“绿色”、“开放”、“共享”、“包容”等理念，认真总结和研究布依族消费文化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消费文化的追溯 消费文化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由于物质产品的匮乏，消费一词在西方被赋予了消耗、浪费、花费的负面价值。直到19世纪末期，人们才普遍改变了对消费一词的负面看法，在经济领域被广泛使用，并作为经济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而逐渐被重视，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认知被普遍接纳。随着经济学中消费研究的深入，对消费的关注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人们不仅仅关注消费中人与物的关系，也开始关注消费涉及的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群体、民族等的关系。特别是把消费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以后，大大丰富了其内涵。[2]早在十九世纪末，凡勃伦在其著名的《有闲阶级论》中就指出资本主义消费的文化特征，对消费的关注开始超越了被消费对象“物”本身，“炫耀”和“代理”成为资本主义有闲阶级消费活动的文化标签。这也正如后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说：“消费者们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包含的意义和所代表的符号。”[3]西方学者对消费文化的关注随之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主要集中在符号学、社会学、媒介的视角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产生了几个有影响力的消费文化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严厉地对资本主义宣扬的异化消费提出了批判，而鲍德里亚相对而言要温和得多，同时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刺激和增加消费，赋予消费更多的符号意义。英国的伯明翰学派、美国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思想等，针对后现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进行批判。但是，也有学者在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大力批判倡导节制的同时，又发现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是不可能的。正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所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困惑之中，限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而通过道德的方式来降低消费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物质欲望也只是理想主义的建议。”[4] 在国内，消费文化研究比较晚，2017年11月9日，查询中国知网，输入“消费文化”一词进行篇名检索，一共检索出1989年至今2161篇文献，其中，2000年(含)以前的仅有113篇。从2006年开始，每年有100～170篇左右。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物质文化消费而忽略了精神文化消费，所以，在国内早期的消费文化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文化消费、城乡文化消费结构等议题，这与西方的消费文化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从1992年以后，国内开始对消费文化进行讨论，消费文化研究视角大大延伸，国内学者开始从消费史、中西消费文化比较、网络消费文化、消费习俗、消费环境、大众文化、消费伦理等视角不断丰富和发展消费文化理论。当下的消费文化兼具中西特色，既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也刻有西方消费文化的烙印。但是，整体上看，针对某民族的消费文化民族志研究并不多，郭小东(2013)在《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中对德国教授史图博于1930年代所撰写的《海南岛民族志》相关内容进行评析，以全新的视野系统阐释黎族文化，其中部分从民族志角度发现黎族消费文化的变迁轨迹。[5]刘明(2014)在《迁徙与适应：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民族志》中通过民族志研究方法提及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迁徙前后消费的变化。[6] 总之，既有的消费文化研究不仅仅为当下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更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消费文化研究不仅仅关注消费本身的自然属性，更多需要从跨学科视角关注消费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等。中国消费文化的研究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研究中不断深入，国内外研究交织交融在一起，既实现了文化的互鉴，也有利于全面深入思考中国当下的消费现象，为全面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引导科学合理的消费，提升消费质量提供参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