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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州布依族消费文化 (一)贵州布依族基本概况 布依族是中国西南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有287万余人，贵州省的布依族人口占了全国布依族总人口的97%以上，是布依族最主要的聚居地。对布依族的称呼有“仲家”、“土家”、“土边”、“夷家”、“水户”、“沙人”、“依人”等。1953年8月2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贵阳召开贵州省“仲家(布依族)更正民族名称代表会议”，1953年10月10日中央民委以民(53)字第77号文件函复赞同贵州省民委上报“布依”两字作为族称。布依族在语言上分为三个大的土语区，布依族因此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支系，第一土语区：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与广西北部语言基本相通；第二土语区：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贵阳郊区，与第一土语区语言较接近；第三土语区：主要分布于贵州省镇宁、关岭、紫云、晴隆、普安、六枝、盘县、水城、毕节、威宁一带。三个土语区布依族族人数依次递减。布依族1956年创制了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开始有了自己的语言，在这以前主要是用汉文，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二)贵州布依族消费文化的三个层次 根据学者对文化研究层次的定义，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物质层也称为表层，也即具体的消费品；二是指导消费的基本思想、内含文化价值观念的观念层，也称为消费的精神文化；三是联结层，通过某种形式或人为安排的制度、方式联结层，使得文化得以传承。[7]本研究根据此思路，针对贵州布依族三个土语区的调查，把贵州布依族消费文化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土语区的消费中，物质载体差异不大，特别是酒、钱纸、香、烛、米、猪肉、鸡等在诸多仪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或者愿景寄托。无论是怎样的制度安排，可能带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鬼神迷信色彩，但是其中也不乏寄托了“天人合一”、“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等的思想。不同地方在同样的制度安排中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物质载体，这主要是因为就地取材的缘故。 (三)贵州布依族消费文化特征 从传统上看，整个贵州布依族居民在消费的物质层面差异不是很大，生活、生产消费主要来自于自给自足或者在较小半径内的物物交换。生活消费中粮食主要是大米(包括糯米)、玉米、土豆等，当地都有养猪、牛、鸡、鸭、鱼的习惯，较少的家庭养羊、酿酒，大米、酒、鸡、猪肉很多时候被用作仪式消费。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较长时间都停留在原始的万物崇拜阶段，对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生、老、病死问题，往往借助于各种神灵祭拜。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下，布依族居民对山神、水神、龙脉等一直非常尊重。虽然在城镇化进程中，很多被视为神的山、水、龙脉面临消失的风险，但是无论是在地的布依族居民还是已经在外工作或者打工的布依族居民都在通过各种形式保全。但是，整体上看，布依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随着近年来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正在发生改变。林地、水源和耕地等资源被大力使用或经营，原有的文化载体在慢慢发生改变。 从三个层面的时间维度来看：物质层面发生的改变最大，特别是从纯经济意义上的消费结构发生的变化比较明显。消费的饮食结构发生的改变也较大，从传统以吃饱为主向当下的小康转变，虽然仍然存在一定比例的贫困群体，但是在国家极大力度的脱贫攻坚下，基本的饮食问题得以解决。以吃猪肉为例：在十几或者二十几年前，大多家庭在一年中只有在过春节宰杀一头年猪，为了祝福来年能养更大、更肥的年猪，还有比较严格的仪式。由于在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所以能吃上猪肉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表现。而当下，在较为偏远的农村，布依族居民都能一年四季吃上新鲜的猪肉，过年或者过节时宰杀猪的神圣仪式感在不断减弱。现代化的消费方式、消费对象和理念影响着贵州当下布依族居民，婚姻仪式中传统的“三转一响”发展到更为市场化的“五子登科”。丧葬仪式相比以往最长十几天的“做斋”仪式缩短至三天左右。以往一口棺材相当于全家一年的收入，而现在部分地方也逐步接受了火化，丧葬成本下降，但是丧葬的仪式几乎完全保留，甚至还借助了一些现代化的工具得以“升级”。 从观念层面上看：万物崇拜有所减弱，特别是自然资源的保护由传统的神灵崇拜上升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解释。尊老爱幼传统依然存在，只是这种传统受到了来自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人口流动性加大等带来的挑战。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一样是农村当下面临的社会问题，但是此种现象相比较当地的汉族聚居区而言要乐观得多。由于布依族居民受传统尊老爱幼文化影响，家里子女会轮流照顾老人或者未成年子女。当老人或者子女没有自理能力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要么选择不会出去打工，要么选择至少留下一人照顾。布依族家里老人的权威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在一些人口较多、家庭教育较好的家庭里，老人的权威仍比较高。在家庭聚餐、亲友办酒、公众聚集等各种公共场合或者仪式上，无论贫富与学历高低，老人都可以享受较高的礼遇。 从制度层面上看：在贵州布依族的不同土语区，某些生活和生产仪式安排有一定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三月三”、“六月六”在不同的区域被赋予的意义不太一样，同样的过牛节，时间的安排上也有所不同。整体上看，某些制度安排在逐步被弱化或者简化，比如满月酒、剃头酒、寿宴等。在传统上较为严格的婚姻仪式中，问亲、订婚、请八字、办婚宴四个环节必不可少，但是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逐步被简化的“认错”仪式所取代。以往需要三天或者四天的婚丧嫁娶活动，在今天可购买“一条龙”服务，往往只需要一天或者一天半就得以完成。同时，某些制度实施的时空在悄然发生改变，比如借助现代化的媒介，给老人祝寿、小孩过生、清明过节等，借助于远程交流方式使得这些制度纽带得以延续。 总之，贵州布依族在几千年的生活、生产、消费中，不断赋予消费行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通过某种固定的制度安排得以延续，其内在的文化意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虽在慢慢发生改变，但是并未失去其原有的价值，相反，某些制度安排在自发适应现代化的冲击，正在慢慢演变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色彩，彰显民族消费文化的自信和当代价值，他们正在发挥着应有的价值和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