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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活化”之遗产文化价值的体现 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文化遗产更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可惜的是,当下我们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中往往只注重对物质和有形实体的保护和利用,而忽视了对文化遗产中文化基因的研究和提炼,更缺乏将这些文化基因融入现代城镇建设的有益尝试。因此,俯瞰中国大地,除一些努力保护下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街区外,现代化的城镇建设几乎千篇一律,而许多城市标志性建筑设计多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中国似乎已沦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我们不禁要问: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留给子孙的遗产有多少是中国的文化遗产。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好莱坞大片、韩剧、美剧、日本动漫充斥着中国文化市场。在这一环境下,普通百姓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正在降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许多农村百姓的新居外部造型和室内装修常以选用欧式风格为时尚。而我们某些政府机关大楼也成为了这一时尚潮流的代表。所以我们必须面对文化遗产“活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文化价值这一回避不了的命题。 与我国文化价值观的现状相比较,我们的邻国日本在这方面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在日本,你会发现,虽然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在日本的现今社会中,似乎传统文化已融入到普通百姓的血脉中,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必须,这些无论从清水寺俯瞰京都城时能感受的到,而且在现代城市的街头、餐厅、百姓家都能感受的到。这就是文化基因和传承的魅力之所在。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日本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保护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制定法律体系对传统文化实施全面保护 积极制定法律来保护传统文化既是日本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又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直观地反映在日本的有关法律中,而法律的实施也直接有效地对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日本对文物保护的法律保护始于19世纪。1871年,日本政府制订了《古器旧物保存法》,这是第一部有关文化财保存的条例。其后,在1897年和1929年,日本根据当时社会的现状和需要又分别颁布实施了《古社寺保存法》和《国宝保存法》。《文化财保护法》于1950年8月正式颁布实施。该法的广泛性、系统性超过了之前日本文化遗产保护法中的任何一部,是日本对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将所有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写入法律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日本政府又于1970年颁布了《著作权法》。1974年,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振兴传统手工艺而制定颁布实施了《传统手工艺品产业振兴法》。根据这一法律,日本于1975年先后两次进行了全国性的工艺品产业调查并在1976年出版了调查报告,对指导和推动各地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些年,日本还制订了IT基本法、知识产权基本法、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等多部新的法律以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不仅如此,在法律颁布实施后, 为促使文化和市场进行深度融合,政府往往还推出具体的措施与之相配套。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关于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建设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 (二)重视传统民间节日 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家,这种重视不仅表现在政府和民间对文物保护的重视,还表现在对传统民间节日的重视。 日本将所有具有文化重要意义的民间节日都规定为国家法定节日。而其中许多节日原本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而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已经把它们都遗忘了。如“盂兰盆会” (农历七月十五),也称“盂兰盆”节,在日本它是仅次于元旦的盛大活动。在8月13日左右人们会用盂兰舞迎接祖先的灵魂回来,和自己一起共同生活4天,然后在8月16日,用送魂火的方式把祖先的灵魂送回阴间。日本的企业、公司一般都会从8月13日开始放假一周,在日本称之为“盆休”。很多出门在外工作的日本人也会利用“盆休”假期返乡团聚祭祖。在盂兰盆节,必不可少的是盂兰盆舞,在夏日的夜晚,人们合着大鼓的声音,围在一起,会合成一个大圈跳舞。现在,日本各地多用烟火大会的方式表现送魂火仪式。盂兰盆节实际是用节日的形式传达了中国传统思想“孝”的观念。 除此之外,被日本大众称之为“节日法”的一项新的法规于1993年在日本全面生效。在这一法规保护下,诸如水稻运输节、斗牛、木偶戏演出等国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活动都得以保存和发展,成为政府支持的传统节日和公共娱乐活动。同时,为确保这一法规的顺利实施,日本农林水产省从1994年开始,还对积极踊跃参与当地节日等活动的农业合作社和农场主提供必要的补贴,用于补偿有关节日事务的正常开支。 (三)政府倡导民众提升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在日本保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都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当中。政府不仅给予资金支持和精神奖励,还颁布法令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关于传统文化保护的权利与义务。 日本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产的专业协会。无形文化财产协会吸纳了日本各种民俗文化艺术的传人加入其中,日本政府、社会团体和地方政府都给予这些无形民俗文化财产传承工作和传人必要的和一定程度的资助。通过这些措施使得民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与发展。京都的西郑染织作坊和修复联盟就是这种民间保护组织的典型代表。除了日本政府官方的保护,日本民众还有强烈的文化自觉保护意识,这些都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得以良好保护和发展的保障,因而使日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喧嚣的都市中依旧散发着浓郁的文化魅力。 (四)加强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发展 为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日本在中小学教育课程中早就设置了各种传统文化课程,如书道,在日本书法被称为“书道”。书道在日本普及程度非常高,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在研习书道,而关于书道的杂志刊物就有上千种,各种各样的书道研习班更是数不胜数。书道在日本不仅普及而且非常受日本教育机构的重视,有很多中小学都将书道设置为必修课,大学甚至开设有专门的书道专业。日本的成年人已将书写毛笔字视为一种重要的修养。从“书法”到“书道”虽是一字之差,但表达的却是两种不同的传承理念,“法”教的只是方法、技法,而“道”教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是真正将文化价值、文化基因潜移默化融入血脉的最佳途径。 除此之外,日本在传统文化基因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方面也做了许多大胆的尝试。最著名的实例是,隐藏于大山中的京都美秀美术馆。该馆的设计充分运用了传统造园的理念和技法,通过隧道到达美术馆,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美术馆内远景近景遥相呼应,充分体现了东方园林文化的审美情趣和境界。 综上所述,日本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文化遗产“活化”过程中应加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提炼,并通过立法、教育等机制,使其融入现代国民生活理念中,从而增强全民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文化遗产“活化”之遗产生态价值的体现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文明史的国度,所以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地民众可以说是站在遗产上生活,或被遗产包围着生活,但是由于这些文化遗产年代久远,已失去了与当地民众间的情感维系。而为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由于一些欠科学的保护措施,我们却剥夺了他们改善生活环境的权利,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活人给死人让路”的现象屡有发生。所以目前我们必须要面对另一个新的命题,那就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通过遗产生态价值的提升,从而改善遗产地民众的生存环境,让他们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获得感和文化存在感。 2009年12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管理模式的正式出台。而考古遗址公园也成为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创新举措。在这一管理办法的指导下,国家文物局分别于2010年10月、2013年12月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共计24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于是全国众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投入到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中,但是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考古遗址保护规划的关系等问题,在设计层面上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撰文指出,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于考古遗址上的主题公园。评判一座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劣时,不应比较投入资金的多少,而应比较回报社会精神财富,带给城市文明进步,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的贡献;不应比较建设速度的快慢,而应比较建设过程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比较从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考古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留给今后多少调整和完善的余地;不应比较占地面积和建设规模的大小,而应比较历史的积淀和信息的容量,比较参观者报以的兴趣和思考的深度,比较展示布局的合理性、展示路线的逻辑性、展示内容的准确性、展示效果的生动性。 如果考古遗址公园是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那么首先受益者应该是遗址所在地的社区和民众,而非外来游客。因此,从这点出发,笔者认为,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主体不能仅限于遗址本体,应将遗址与周边的社区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应以通过遗址公园建设去改善社区民众的人居环境为目标。 同时,从文化遗产“活化”的更高层次上去分析,笔者认为“考古遗址园区”的概念更易明确遗址在现代城镇建设中的生态价值作用及建立和完善当地民众与文化遗产间良好的依存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