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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国际关系学开始逐步脱离历史学和法学，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其中的政治现实主义成型于英国名家E.H.卡尔（E. H. Carr，1892—1982）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批判，两方对于如何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灾难，有截然不同的主张。在德裔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anthau，1904—1980）之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导理论。行为主义运动则使这一领域在美国变得高度科学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1941—）以《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等著作闻名于国际关系学界。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正是基于对肯尼思·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认为沃尔兹“未能充分关注跨国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导致对世界政治的理解有所缺失。基欧汉相信，国际制度一旦获得建立，会自主自在，影响国家行为。他注重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内因素的互动联系，由此发展出“合作”“复合相互依赖”等概念，进入“全球治理”等议题。 5月下旬，基欧汉教授受邀来到复旦大学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发表“霸权之后：制度化合作与世界政治权力转移”的讲演。藉此，《文汇学人》特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与基欧汉教授就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证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等议题进行对谈。 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就世界体系给出理解框架 任晓：我想请您谈谈您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况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界缺乏大理论，缺乏大胆的观点和勇敢的思考——他们觉得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知您的感觉、印象如何？ 基欧汉：过去20年来，我们确实没有产生大理论。但要说全都在讨论细节，也有例外。米夏埃尔·齐恩（Michael Zürn，供职于柏林社会科学中心）对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观察，就是建立在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制度遭遇了合法性的困扰，但一直以来，它们承担了很多治理（governance）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也是一个十分偏向以制度为中心的观点，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更偏向制度。他给予了这些国际制度以更大的重要性，也给它们更大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盟——作为既有的存在的欧盟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制度主义”的一个发展。 英国学派也讨论大问题，他们以国际社会为研究主题，但对我来说，英国学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体系，我并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重大的理论进展。欧洲的大政治理论家，属于一个不同的世代了，像卡尔这一辈。 任晓：一般都认为卡尔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但他的思想是丰富的，其代表作《二十年危机》中有一章是写“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当今的现实主义则不断固化自己的立场，自我封闭起来，有的甚至推向极端，比如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的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简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极其静态，这种理论会束缚人的思想，看不到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您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何看法？ 基欧汉：我想现实主义现在还是生机勃勃的，虽然他们很长时间都没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了。他们现在显得非常地雄辩，甚至还有一些决定论的感觉，说一个国家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或者什么事件不可避免。这些观点非常有市场，尤其是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往“美国第一”的方向发展，更是给现实主义添砖加瓦。另外，中国的崛起也是一种助推。所以你会听到有很多人说，现在有个“修昔底德陷阱”，但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理解方式。 实际上，现实主义现在是被复兴了，要知道近在1990年代，它还处于守势，需要自卫呢。因为那时候，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国际合作正在不断增长的十年，那时候，国际和平似乎是一个主导趋势，虽然也有南斯拉夫解体、冲突这样当时认为是例外的情况。但现在，我们似乎重又在大国冲突中感受到了真正的威胁。当前这个时代，“软实力”这个概念也不像20年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说现实主义里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还是在沿着老路走。 我倒是很想知道，在中国这边，是否有新的理论进展？ 任晓：关于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建设，现在我们这边确实有一些进展。有一本包含了不同观点的英文文集《建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Routledge，2015），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中包含了不同观点的论辩。最新的重要进展是秦亚青教授的新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以及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个词听起来似乎矛盾，但他的确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营养，新书明年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是我们上海的一些社会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者试着提出和发展的“共生理论”（symbiotic theory），包括我本人在内。这是在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努力方面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进展。 基欧汉：我很高兴听到有这样的进展。因为，显然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一个大国，我们需要一个中国学派。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就世界体系给出一个结构、一个框架，使得本国的人们能够理解世界体系。 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实主义是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2005）在冷战时期提供给美国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框架，而制度主义是给1970年代的政府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框架，但是它尤其为后来的克林顿政府所吸收。这届政府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一种大体为制度主义的看法。所以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会需要一个，或许不止一个，理解世界的宏观视角。 我想知道您提到的这三种中国的研究进路中，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又各自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汲取了哪些特别的元素？ 我这么问是因为，像制度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文化，根植于自由主义的。制度主义是非常美国化的一种理论。齐恩的作品则是非常欧洲化的，因为他对于欧盟采取了一种非常看重的立场，而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欧盟很可能并不会具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任晓：我想我们的一条共同线索都是在主张一种由中国人建立起来的理论。“中国学派”这么一个词通常会被误解为是民族主义的，人们会很怀疑说这些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实际上我们想要说的只是，这些理论是由中国本土的国际关系学者创造性地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的视角、关怀和思想底色，或者是在中国哲学、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发展而来，而非舶来的。“中国学派”的涵义不过如此，但确立的标杆还是比较高的，需要作出自主的、脚踏实地的努力。对“中国学派”一语的误解，希望能够逐渐消除。 秦亚青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也就是用这个概念来看待和处理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他还有一个概念，“过程”。这是他的两个核心概念。 阎学通发现道义在中国思想里是如此重要，同时，他又自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试图结合两者，于是称之为“道义现实主义”。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也许是矛盾的，因为“现实主义”是强调权力、利益的。 我则编辑了一本文集《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2015）。我们也是基于中国的思想传统，相信自然界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或可以是，共生的。它们不仅仅是共存，而是超越于其上，相互激发、相互补益，形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状态，谓之共生。 基欧汉：我理解，在中国，“关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原子式的个体，而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你会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地方或某个家族的一分子，这和美国的个人主义大不相同。而这对于 国际关系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自己在写作“互惠”这个主题（“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6，IO，Volume40 Issue1）的时候，我们美国大部分人都觉得权力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也就是说，在行为体之间总是有一个关系的特征。我想了解秦亚青的理论和这个“关系”有何不同。 我对“道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也有一些想法。我刚开始发展我的理论时，撰写过一篇文章。其核心内容是“修正结构现实主义”，这成为后来我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986）中的一章即“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我并没有否定现实主义，认为它完全是错的，而是说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的论点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国际制度，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信息，并且也为行为体提供合法性，能够让不同的主体在此谈判、贸易、相互合作。但是我想有些人士并没有仔细阅读我的作品，实际上我每本书的核心都是基于一种深层的现实主义。我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与约瑟夫·奈合著，1977）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国家间的关系非常受到大国间关系的影响。我对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要素从来都不排斥。 沃尔兹发展的现实主义里，一点道德维度都不包括，因而是不完整的。实际上，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卡尔的现实主义乃至凯南的现实主义，都不是这样的。美国学界的那个结构现实主义版本，去除了所有的道德内容。 我觉得阎学通的理论听上去和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1892—1968）很像。沃尔弗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他的研究里包含了对道德的思考。实际上，大部分的人以及大部分表达，都相信他们自己的行为活动中或多或少包含了道德的目的，尽管他们确实是在追求利益——使用权力来追求利益。像基辛格就是一个例子，他受到许多大领导人的仰慕，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基辛格一直也有自己的道德诉求。 共生理论与实证主义 基欧汉：演化论有否影响你们的理论？我来讲讲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 我76岁了，很可能不会再发展什么新理论了。不过如果我真要发展一个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一个关于演化论的理论。把演化论直接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可能轻而易举，却异常危险——过去已有许多人这么干过了。实际上他们错误地运用了演化论，所以我对此是十分谨慎的。 但我感觉这和您刚才说的“共生”有关。我想您强调的应该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而不单单只是演化。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去年夏天我读到一本关于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的书。帝王蝶的幼虫只吃乳草（milkweed），但乳草是有毒的。吃了乳草的帝王蝶，有半数都死了，但是另外的一半活了下来，而这些活下来的帝王蝶，带着从乳草中获得的毒性，令吃它们的鸟类中毒。实际上，为了杀死那些吃它们的帝王蝶幼虫，乳草一直在不停地演化，发展出新的毒素。而帝王蝶也在一直不停地演化，发展出新的抗毒性。这就像军备竞赛一样。我想这大概可以作为共同演化的一个例子。 我认为你们正在发展的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理论，和中国延续了多年的文化有关，同时和演化论的思想也有关。 任晓：我们没有用演化论，我们有自己的理论来源。但谢谢您提及演化论，或许我们可以给予其更多关注。 我还想和您探讨的是，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批评，认为实证主义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影响太大了。批评者以《国际组织》（IO）这本重要学术杂志为例，说看看这上面发表的文章，都是实证主义的。这里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是一种看待问题的美国方式，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美国方式。我想，在美国方式、英国学派方式和中国方式之间，可能确实有这么一个差别存在。 基欧汉：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也做过规范性的研究，如我的《霸权之后》（1984）的最后一章。我也曾和哲学家一起写作关于“责任”等问题。所以说我也是跨界的。 实证主义这个词肩负很多重含义。我们在讨论实证主义的时候，就是取一个简单的意思——它本质上是一种逻辑的过程。也就是，从理论上讲，我在理解世界的时候，不是那么有意地自带一些规范性的假设。虽然任何人都能意识到，你的任何企图、行为，都天然地带有一种规范性的目的。做实证研究的动力总归还是规范性的。有了一个规范性的理由，你才能够更好地进入这个世界。 但当我们试图具体地去理解国际制度如何运转、合作是怎样生成的、冲突又是由什么导致的时候——一旦你跨过这条线，问了这样的问题，接下来的探索就必须是纯粹的实证研究了。我们写书的时候，开头和结尾都是规范分析，中间是实证研究。即便大部分人不认同我所作的规范分析，但他们还是能够理解并且批评我的作品，就是因为中间的实证部分，是基于逻辑的基础。 对我来说，实证分析并不是一个脏词儿，但它也不意味着整个领域。如果你只做实证分析，就没法提出更宏大的问题。刚才提到的齐恩那本书，他的实证分析背后就有一种道德信念上的驱动——他相信所有的国际制度都应该是合法化的，唯有具备这个特性，才足以引导行为体的活动；而在国际制度治下的那些行为体，也就更能够接受它。 任何想要研究世界政治中的道德目的的人，都应该对世界政治的实证研究有一个非常完备的理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对实证分析采取批判的态度？ 任晓：我多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实证主义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已有四十年，它认为那些没有办法验证的东西都不是科学，任何理论要具有科学性，必须是可验证的。我对这种科学主义，是不以为然的，也写了文章多次加以质疑。 基欧汉：我还是认同实证主义的基本看法的。但我想美国的社会科学现在确实可以说是步入了歧途，至少错了15到20年。就像您一开始说的，越来越多的研究都集中在细琐的小问题上，我们对“可验证”持一种过于狭窄的理念，并且认为对所有问题的研究和处理都应该得出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比二三十年前更加懂得，要做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判断有多难。 我在《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与加里·金、悉尼·维巴合著，1994）中也说到，一开始他们是将科学等同于量化研究，接下来他们说，量化研究我们已经做得够多，我们得保证里面出现一些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所谓的实证研究，都是非常随意的，几乎就等同于在设计事实。 这样的研究是会走向死胡同的，但我并不觉得实证主义会走向死胡同。如果我持续在我的研究当中注入道德观点，那么那些不接受我这个道德视角的人，就不可能认可我的工作。因此，还是要给研究设限，以某个局部的论证来说服别人。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同时面对有冲突情绪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者，试图用我自己关于“合作”的观点来说服他们，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拒绝我将观点强加其上，但如果我给出的论证方式是一个实证的分析，当中有合乎逻辑的内容，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接受了——为了他们长期的利益，而遵守一定的国际法规。如果这样去交流，胜算会更大一些。 任晓：因此您认为，无论是什么理论，用你们的术语来说，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建构理论，都可以是实证化的。 基欧汉：是的。现实主义里，摩根索不是那么实证化，他一直在给几乎所有内容注入他的道德观点。相比之下，沃尔兹就是一个严格的实证主义者。 建构主义也可以是实证化的，虽然他们整个地摒弃了真相或真实这个概念。像凯瑟琳·西金克（Kathryn Sikkink，供职于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就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在人类权利和规范方面都有非常强的道德原则，她在研究当中也使用一些证据来检验我的观点。 任晓：英国好像不太有类似这样的研究，而是有自己的特点和追求。 基欧汉：您说得对，我不觉得英国学派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派别，因为他们还不够实证。他们作品中的历史讨论很有价值，但对我来说并不怎么新鲜。他们在历史和他们所宣称的理论之间，来来回回，反复摇摆。我看不出来，他们的这些研究中哪一个部分是谈历史，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谈理论？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1928—2015）算是美国学者中最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学派的人了。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也很爱戴他，但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没有区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霍夫曼的道德理论深深根植于他逃离纳粹魔爪的个人经历，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感知。他有很强的道德观点，也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对于国际关系有十分强大的感知力。他可以说是一个道德现实主义者。 实际上，沃尔兹对我有更大的影响。他试图深化理性（rationality）这一概念，试图结合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这和凯南以及沃尔弗斯都是不同的。但沃尔兹遗漏了一些重要信息，因而无法很好地解释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对我那么重要，因为他是如此杰出，却有非常大的缺漏。我觉得这里面有矛盾，而我试图结合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你会发现国际制度并不控制、领导什么，它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信息传递流通的功能。而这一点被现实主义理论省略了。 你们在发展自己的传统。我倒是觉得你们可以在实证的方面更加强一些。最重要的是，你们正在试图解决的疑难问题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什么困扰了你们？ 任晓：就我个人而言，坦率地说，对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并不那么满意，认为存在不少局限性。它的影响也许过大了，让这个领域不够平衡。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有所发展，在我看来具有进一步的成长潜力，这是一种健康的趋势。包括您在内的不少美国学者对此持开放性态度，我感到高兴。 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 任晓：有些人士呼吁一个“全球的国际关系学”（global IR），您有何看法？我们都感觉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以美欧尤其是美国为中心的，因此有人呼吁一种新的理论，能够包含更多文明的想法和理念。 基欧汉：老实说，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小心对待，但从原则上我非常认同这个理念。如果中国学派已经发展得比较饱满，那么必定会更加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另外，当然更为理想的是，有非洲的学派加入，应该说会是一个后殖民的学派，也即运用他们的经验来解释世界政治究竟如何运作，他们也可以提出一些这样的观点。 总体来说，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太美国化了，还在1977年的时候霍夫曼发表过一篇文章“国际关系学：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edalus，Vol.106,No.3）。他是法国人，在美国任教，但底子里还是非常法国的。他从外部来观察评论，指出当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太美国化了。这个判断非常对，我完全赞同，但是，我们破坏以后要有建设，而建设是不能从什么都没有中立马炮制出一个什么的——不能就凭现在这样，就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怎样的东西。如果你要有所发明，那必须是实打实的，必须有内容。 我还是拿您前面的理论作为一个例子，我试着理解你们说的共生关系，是在社会世界中提倡一种自然的相处之道。我非常能够认同这个理论，是因为我有对于气候变化之类事件的前理解。你们一开始提出的可能是一种哲学观，但接下来要把它转化成关于世界政治的一个有价值的疑问，一个能够启发人去思考的谜团。例如“为什么人类那么不愿意面对所有正在发生的生态灾难及其后果”这样的问题。 理论常是先行的，当我们说美国的社会科学、美国的国际关系领域很糟糕，并不是因为它出产了很多糟糕的作品，而是因为它没有出产理论。没有一种理论，就没法提出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