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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锡良督川时期的川边施政，不仅苦于坐镇成都遥控指挥之不便，也深受输运困难之窒碍。更重要的是，派办边务的马维骐、赵尔丰皆对边事心存畏葸，遂致互相推诿卸责。锡良先是调马维骐回省而留长期为其属吏的赵尔丰主导川边事务，又在赵尔丰攻克桑披寺后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并推荐赵氏担任是职，川边政治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动。锡良川边施政，极大影响了清末川边历史进程。首先，奠定了川边历史朝着改土归流方向演进的基本格局。其次，实现了川边治理由川督遥控指挥改为川滇边务大臣专负其责的重大改革。锡良川边施政从清末川边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连续性审视锡良川边施政，可以细致深入地展示清末川边治理的诸多困境，以及清末重提川边改土归流、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之缘由。 关键词：锡良；马维骐；赵尔丰；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在清末川边历史上，有两个政治人物需要重点关注：一是四川总督锡良（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至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在任），一是首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至宣统三年三月在任）。学界对赵尔丰川边施政研究颇多，但由于史料挖掘以及研究视野的局限，对锡良川边施政的探讨则相当薄弱，以致锡良在川边史上的形象和地位模糊不清，极大制约了我们对清末川边历史进程的整体认知。[②]事实上，锡良川边施政是近代以来清政府川边治理的重要环节，极大影响了清末川边历史进程：无论是巴塘垦殖开启川边新政的序幕，还是接连奏派马维骐、赵尔丰统带川兵赴边，抑或是重提改土归流以及奏设川滇边务大臣，都是锡良主导实施的。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锡良档案，[③]系统梳理锡良督川时期川边施政的相关史事。 一、锡良新政与马维骐赴边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谕锡良出任四川总督。七月十六日，锡良抵成都。几乎与锡良至川同时，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鉴于西藏边防危急，光绪皇帝于锡良抵蜀前一天颁发上谕：“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查看情形，妥筹具奏。”[④]在这样的背景下，锡良审慎地推行了以下施政举措： 首先，开办巴塘垦殖。锡良经过调查，了解到以茶叶为大宗的商业活动亦仅运至打箭炉而止，开矿更是受到各土司以“神禁不可犯、祖训不可违”为辞的抵制，权衡下唯有择地垦殖较可行。遂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派委巴塘粮务委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开办巴塘垦殖。锡良的整体思路是，以巴塘垦殖为试点，渐次推广它处及其它门类：“巴塘垦务既办，他处如能耕，推行较易；牧政、矿政又当次第考求，似于边务总有起色。”但锡良亦坦言“藏之急务，固非屯垦、商矿所能解其危迫”。[⑤]二吴责成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札保以及丁林寺堪布傲拉扎巴将拟开垦之地划出，两土司“乐从其事”，而丁林寺则提出所管土地仅有牧场，并无可垦荒地。二吴认为巴塘“三曲宗”已有两土司赞成，“有其二不患无其一，尽可次第办理”，遂于光绪三十年五月拟具垦务章程12条。[⑥]并招募垦长垦兵等一百三十八名，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开工。然而，至二月二十一日，“丁林寺喇嘛暗令番匪，竟将茨荔陇、底塘宫垦场，蛮房两所并法国教堂所造该处蛮房一所概行放火烧毁”。吴锡珍等“因路径扼塞，官兵太少，只可近防，万难远剿，是以不能趋救”。[⑦]尽管巴塘垦殖最终以失败收场，但此举拉启清末川边新政的序幕。[⑧] 其次，奏请将打箭炉升为直隶厅，并打箭炉同知刘廷恕授予道府衔。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奏称：“近年藏务孔棘，所以责任该同知者，动关艰巨。……求无增改建置之烦，而深有益于边务，莫若将打箭炉厅同知升为直隶厅，迳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管辖如故，巴、里塘粮员等官，改归该厅察举优劣。”[⑨]同日，锡良鉴于川边“种族繁多，其地荒阔，其人愚犷，争釁时时并作”，认为“得健吏治之”方能“慑强梗于无形，塞萌芽于初起”，奏请授予打箭炉同知刘廷恕道府衔，言语中对这位边臣老吏颇为敬重：“刘廷恕历任松潘、江北、石砫等厅，俱有治状。前督臣鹿传霖将其调补今缺，在边数年，文武协和，番夷怀服。奴才访询其人，盖血性沈挚，而深以趋利避事为耻者。关外土司、喇嘛，往往称兵构乱，屯台员惶遽无措，惟该员叠次请行，往返数十程，履冰雪、历险阻，而不以为苦。廉威素著，既至，则积年仇斗之案莫不销释。”[⑩]刘廷恕，湖南善化县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以61岁高龄出任打箭炉同知，在清末川边官员中以“熟悉边情，政事明练”著称。[11]锡良保举刘廷恕，固然基于对川边形势的考量，但亦是对刘氏任职川边劳苦功高之褒奖。 光绪三十年七月，英国胁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严重侵害了清政府在藏主权。八月五日，军机大臣鹿传霖建言清政府速将瞻对收归川属，否则英人清界，“瞻必属英”。[12]九月二十三日，清朝颁布筹瞻川属上谕。对此，各方意见颇不一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力主速举，驻藏大臣有泰则极力反对，锡良则主张由西藏将瞻对藏官调回，一时间其事陷入无休止的往复讨论之中。[13]至光绪三十一年初，泰凝发生因矿起衅事件，锡良遂将注意力转移于此。 光绪三十年底，在凤全“试办泰凝金矿”[14]的建议下，锡良、刘廷恕筹划对泰凝金矿投入官本，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刘廷恕派矿师赴泰凝勘察，遭到该处喇嘛抵制，遂饬靖边土弁张锡泰带兵前往开导，“喇嘛词甚不逊”。刘氏认为“此处矿务必须办成，以后各处始可接办”，续派管带张鸿声、都司卢鸣扬前往震慑。[15]二月十日，张鸿声行至距泰凝20里的角达岭，与喇嘛发生冲突，“放炮伤彭哨长、谈通事，毙勇曾得有一名，谢得贵不知存亡”，遂退扎中板坝。[16]锡良对此异常愤恨，其致电刘廷恕言：“国家筹款办矿，为边民保利谋生，该喇嘛胆敢纠众截路抗拒，首先开炮伤我弁兵，实已形同叛逆。仰即督会张管带、卢都司迅带队伍，备足军火糗粮，奋进痛击，丕振军威。”[17]十六日，卢鸣扬行至中板厂再次与喇嘛交锋，卢受伤阵亡，张锡泰羁困泰凝。[18]锡良对泰凝用兵接连失利颇为震惊，严责刘廷恕办事不力： 该丞素著声威，办事老练，何以连次进兵，均不得力，甚至伤我员弁，实堪骇异！关外民顽，易为谣惑，务须切嘱明正土司，明白晓谕各土司，此次进兵，专办泰宁逆众，与其余土司无干，解散结党，息其谣言。……该丞速即厚集兵力，筹布周妥，以期一鼓扫荡，雪洒前耻，振威绥边，毋再大意，致干重咎！[19] 该电措辞激烈，毫无之前的推重，读来让人颇感诧异。锡良之所以如此，除事端紧急客观因素外，与其秉性失之“卞急无条理，又好詈骂人”不无关系。[20]或许锡良并未觉察到措辞之不妥，但年过花甲的刘廷恕对此则实难接受。指斥之下，刘廷恕一方面辩解接连失利的原因在于“泰逆两次狡逞，实出埋伏偷营”。[21]同时按照锡良指示，调取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三百马队。[22]一方面则力辞其难：“此番夷务，卑职力任其难，请委大员督办。”[23] 鉴于川边兵勇之不力，二月二十一日，锡良会同成都将军绰哈布，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统兵驰赴打箭炉，“相机攻剿，以靖边圉”。[24]并向清廷禀告此举势所必然：“该喇嘛抗官戕弁，狂妄已极，若不使之詟服，匪惟矿务无从着手，而边事益不堪问。”[25]是为锡良督川时期川兵赴边之始。锡良在致鹿传霖电中，透露四川可派之人惟有马维骐：“川省将才仅马提督维骐一人，余实署四镇，疲癃残疾，无一可用。”[26]然据曾任里塘粮务委员的查骞透露，马维骐对于统兵赴边颇有畏惧，锡良“强之乃行”。[27]同时，锡良致电刘廷恕予以安抚，声言边事“仍资倚赖”。[28] 泰凝事件的诱因是政府与喇嘛争利，双方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贸然遣川兵赴边实非上策。尤值注意的是，锡良自称遣马赴边源于“炉厅电请添兵”，[29]刘廷恕确曾致电锡良“请委大员督办”，但实则意气之言，且并非援川兵入边之意，锡良则将之等视。事实上，打箭炉官员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担心川军赴边这一激进之举，非但不能平息事端，反而诱发更大风潮，以致事态难以收拾。打箭炉阜和协副将陈均山首先致电锡良提出规劝：“泰事请勿操之过急，提宪请暂缓起节。副将拟车骑抵泰，宣示国威宪德，妥善开导，遵即冀弭边患，不遵再禀核夺。副将为生灵国储起见，非敢侥幸邀功。”[30]对于此议，锡良断然予以否定： 泰逆胆敢抗拒官兵，伤毙将士，若照从前办理寻常夷案敷衍了事，何以儆凶顽而绥边圉？该副将拟单骑往谕，颇见勇于任事。惟该逆未受惩创，岂肯甘心缚献首要，缴出正凶，事事就我范围？恐欲伸威，转至损威。……此等小丑何难荡平？非恐其勾结为患，实悯其愚蠢无知，误投法网也。[31] 这段话中，锡良视泰凝喇嘛为“逆”，惟兵事打压方能“儆凶顽而绥边圉”，足见用兵态度之坚决。此举不果，陈均山又联合刘廷恕再次进言：“居此蛮方，德威并用，……深入夷地，总以从善维持。”[32]但此电亦未影响锡良用兵决策。显然，锡良川边用兵是在有争议的前提下发动的，其政风强硬于此可见一斑。 三月六日，马维骐由雅州起程，十三日抵打箭炉。[33]这一时期，三月一日又发生凤全在巴塘被杀事件。[34]事发后川边陷入混乱之中，“数百人阻挡出入公文，并不许汉人来往”。[35]由于信息不畅，直到三月十三日，锡良仅从马维骐处得到凤全公文在巴塘被抢的消息，次日锡良复电：“巴塘番匪胆敢抢劫凤大臣公文，形同叛逆。必须将泰逆大张挞伐，切实惩创，里、巴自不难摄服。此事全仗兵力。”[36]三月十五日，锡良从马维骐处得到凤全被杀的确切消息。[37]同日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极力渲染凤全忠烈形象，表达了“速伸天讨”之意：“凤全亲督卫队，连日搏战，本月初一日在红亭子地方遇伏，力竭捐躯，忠骸被解，至为惨烈，随员人等同以身殉，粮员吴锡珍不知下落等情。查该番匪胆敢戕杀大臣，已成叛逆，自应速伸天讨，以定边乱而慰忠魂。”[38] 由于泰凝用兵在即，锡良指示马维骐“先平泰逆”，再出兵巴塘。[39]三月十七日，经过三昼夜持续作战，靖边营监军穆秉文、管带张鸿声率先攻入泰凝寺，马维骐所部马德率续备副中营继之。[40]锡良基于“驭夷之道必先威服，而后柔怀”[41]的基本思路，指示马维骐剀切劝谕泰凝僧俗：“蕞尔之区，何难制以兵力？但该番果安顺如常，川省本无加兵于彼之意，泰凝咎虽自取，兹平定后仍复招安良善。”[42]然而，马维骐用兵泰凝时“意主痛剿”，川边民众皆有畏惧，以致善后工作效果很差，至四月间仅招回百姓、喇嘛四十余人。[43] 泰凝用兵结束后，刘廷恕又致电锡良，建议尽快遣散所调集各路兵勇：“泰凝军务善后事竣，就近禀知提宪，将凤大臣卫队、明正土勇，卑职调来鱼通、咱里、孔玉各处土勇，一律遣散，发饷截至四月底止。”[44]其不愿战火延续之心迹表露无遗。然锡良基于对巴塘局势的判断，又续派赵尔丰统兵赴边，川边大有风雨欲来之势。 二、巴塘用兵之曲折 尽管锡良在向军机处、外务部汇报巴塘事变时即做出“速伸天讨”的表态，然此时他面对巴塘复杂局势，内心实处于矛盾乃至焦虑之中，其致电友人即坦言，泰凝、巴塘“事变迭生”，“因应乏策”。[45] 首先，巴塘事发次日，巴塘僧俗即向吴锡珍提交公禀，将事发原因归咎于凤全施政之苛，声称巴塘“只知有大清皇帝”，丝毫没有脱离政府之倾向。同时声言四川若派兵压境，“则众百姓发咒立盟，定将东至里塘、西至南墩十余站差事撤站，公文折报一切阻挡，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46]此论前半部分固可证明川边局面并未完全失控，但势将与官兵对抗到底的论调则无疑对锡良产生莫大压力。 其次，丁林寺上层实为巴塘事件主要发动者。凤全带到巴塘的卫队着新式服饰并配洋枪，丁林寺与巴塘土司造谣说凤全是洋人派来的假钦差，目的是要将巴塘奉与洋人管辖，由是凤全成为巴塘民众反洋教斗争的牺牲品。[47]事实上，锡良虽极力维护凤全“忠烈”形象，但也认为凤全在巴塘的施政存在严重失误，尤其是限制寺僧人数并暂停披剃招致“喇嘛痛恨”，“遂藉口凤大臣保护教堂，为袒洋教、灭黄教”。[48]巴塘寺院众多，尤以黄教喇嘛丁林寺势力最大，为巴塘三曲宗之一。巴塘事发之际，丁林寺有喇嘛一千五百名之多。[49]这是锡良用兵前所必须要考量的。 锡良虽颇有顾虑，但最终还是做出续派赵尔丰赴边的决策。一方面缘于清政府在得到凤全被杀消息后，于三月十八日谕令成都将军绰哈布添派得力将领赴边。[50]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锡良深切意识到清政府川边控制日趋衰微。正如他事后在奏折中所言：“川、藏号为毗连，相距六千余里，形势之足以控藏而固川者，厥惟巴、里两塘，故其地仍隶川属，等诸郡县。自边员强半闒茸，戍兵几同虚设，坐视凶僧悍匪之鸱张，不一过问。事出则相率弥缝粉饰，于是莠番日益披狂，良番亦日以藐玩。数年以来，里塘寺有堪布品初朗吉之乱，泰凝寺有据矿戕官之事，巴塘堪布、土司竟敢谋害大臣，公然叛逆。其他附近三瞻诸番，只知有藏卫，不知有国家，而藏番亦遂夜郎白大，顽梗于先，专擅于后。”[51]由此，在他看来，惟有兵事一途方能惩戒凶顽而树国威：“夷人未经受惩，岂能悔罪？大抵名曰受降，实则招抚，贻患莫此为甚。……驭夷故称羁縻，暨以抚为归宿。俾罪夷实受创惩，群夷亦知詟栗，庶可弭后患。”[52] 然而，四川能领兵打仗的将领奇缺，以致锡良曾电询云贵总督丁振铎“得力兵将有无可以抽调”。[53]最终，锡良选派与自己关系密切且在义和团时期有统兵经验的赵尔丰续赴川边。[54]三月十七日，鉴于马维骐“悬军深入，亟须添派后劲之师，始足赴戎机而资策应”，锡良札委建昌道赵尔丰招募两营并充任统领。[55]三月二十日，又鉴于“各军云集，须有大员总理行营营务处，以便征调而资钤束”，札委赵尔丰总理行营营务处。[56]已革广西补用道钱锡宝会办营务。[57]需注意的是，赵尔丰与马维骐相类，亦颇畏惧赴边，“得总督会剿巴塘札大惧，以为凤全被戕，夷人凶悍不可当，妻孥数日哭”。[58] 筹划兵事的同时，锡良还做了其它方面工作：首先，保护外国传教士。巴塘事变中，法国司铎牧守仁、苏烈被杀害。法国指责清政府“进剿疲玩”，强烈要求保护传教士安全。外务部也屡次电令锡良、绰哈布保护被困传教士。[59]锡良遂严饬各属速将炉边传教士一律送回内地，“即需巨费本部堂亦所不惜”。[60]其二，安抚藏中及瞻对藏官。锡良意识到，巴塘事发后，“三瞻、桑披、三岩等番皆思蠢动，不先解散，势难行军”。[61]三月二十一日，锡良出示晓谕，声明发兵巴塘“与藏无涉”，瞻对藏官不得干预。[62]与此同时，外务部在锡良要求下指示有泰安抚藏中，有泰遂传集噶布伦等晓以利害，复饬察木多一带汉番各官一体防范。据其汇报：“商上来禀，颇明事理，藏地极为静谧”。[63]其三，严肃军纪。锡良致电马维骐强调：“事外各僧番不准有丝毫骚扰需索，即兵入逆境亦务在惩儆凶顽，不得抄抢财物。”[64]同时强调“剿办巴匪亦只查办首恶，非但于别处僧土毫无干连，即同一巴番亦尚须查明分别办理”。[65] 锡良续派赵尔丰赴边，本意是希望增加川边兵力，以期川边局面尽快稳定。那么，赵、马二人是否相互配合呢？在查骞笔下，两人关系颇为融洽：“相见极欢，提督实长赵，自减半岁，与赵结金兰契，弟之。”[66]然而档案显示，马维骐、赵尔丰非但不见协商兵事，反致相互推诿卸责，甚者赵尔丰在锡良面前屡次对马维骐指责抱怨。笔者推测，查骞或为有意杜撰此一情节。退一步讲，即便此描述属实，亦仅为赵、马故意所做“表面文章”而已，不足为凭。 泰凝用兵结束后，马维骐并未立刻向巴塘进发，而是继续滞留打箭炉，原因有二：一是马维骐得到消息，瞻对、里塘以及毛丫土司“俱助乱”，麇聚两三千人，“有将巴、里塘汉人洗尽之说”。[67]或因惮于用兵，遂提出利用巴塘土司与丁林寺喇嘛矛盾的计谋，“使其自相疎忌，则成功较易”。[68]一是马维骐得知锡良续派赵尔丰赴边后，不愿独自承担巴塘用兵之责，遂有意放慢行程，并屡电锡良请其催促赵尔丰速发，以便二人协商兵事。对此，锡良一面电示马维骐“不必专候赵道”，[69]一面电促赵尔丰赴边，声称在攻克泰凝之威势下，用兵巴塘“事机正顺，天时难得”。[70]此时尚在雅州的赵尔丰则声称“职道不欲各营遽进者，欲稍纾转输之力，正以速进兵矣”，并指责马维骐“调兵太速，耗粮必多”。进而断言马氏坚持“俟职道到后即可进剿”实为“卸责于职道”。[71]其言虽有合理性，但亦有遮掩他对赴边畏葸心理以及为缓以赴边寻找借口的意图。另据时人分析，赵氏逡巡不前，与他和锡良“交最深”、“不愿居马下”亦有关联。[72] 四月间，马维骐派把总马瑞麟赴瞻对开导藏官，后者“奉马军门札后极为恭顺，云巴塘喇嘛曾派人前往勾结，已严词拒绝”。[73]随后，瞻对藏官又派人至打箭炉呈禀且“词极恭顺”，马氏将之视为瞻对“先服”的标志，进而得出巴塘“援绝势孤”的结论。[74]此一汇报，显然与他之前奏报瞻对、里塘等地“俱助乱”形成矛盾之势。笔者分析，此时马维骐当是有意做出巴塘“援绝势孤”的结论，以此作为暂缓用兵的依据。同时，亦不无消除赵尔丰对于赴边的畏难情绪，从而使其赶速赴边的意图。 再来看赵尔丰对巴塘局势的奏报。在锡良催促下，五月九日，赵尔丰出雅州，五月十六日抵打箭炉。五月十八日，马维骐由打箭炉起程向里塘进发，并约定赵、钱三五日后出关。[75]这一时期，赵、钱汇报巴塘局势远非马维骐所言“援绝势孤”，相反是巴塘事发后政府调兵遣将引发瞻对、里塘等地普遍危机感，以致各地纷纷或明或暗地驰援巴塘。钱锡宝称，里塘土司四郎占兑为巴塘土司罗进宝私生子，因“顾惜同类”，屡以“不可进兵为言”。[76]六月二日，赵尔丰向锡良汇报：“瞻兵八百余人前往助逆，三坝塘、喇嘛了一带有番逆扼守，里塘人心颇不安谧，各寺喇嘛夜深潜去者不少。……巴匪五月十四日歃血祭旗，负隅自固，现分二股，每股千人。”[77]综合前后情势，赵、钱所述巴塘局势更合于事实，并且为锡良所接纳。[78]这也埋下了之后锡良调马维骐回省的伏笔。 与对巴塘局势的不同观察相呼应，两人在具体应对策略上亦意见相左，马维骐倾向抚绥诱降，赵尔丰则力主一举攻克。五月十二日，马维骐提出诱捕之计：“现在巴塘土司、喇嘛已在互相推过，骐拟进扎里塘，诱其公举头人随同吴粮务来里塘妥议妥办，土司来则令其捆献喇嘛首逆，喇嘛来则令其捆土司首逆。”[79]与马氏相对，赵尔丰则认为此时巴塘“群夷麇聚”，“正可一鼓攻克”。[80]钱锡宝亦持此策并作出详细分析：“蛮夷之叛服，皆视我兵力之强弱、政令之得失为转移。此次起事之初，里塘、瞻对等处未必不暗与勾结，迨大兵云集，又见解散胁从，遂各袖手敛迹，然其观望之私正未已也。若不趁此兵力，一伸国威，不独巴匪不知惩创，外人不能甘心，即其余各番亦将启狎玩窥伺之渐。”[81]事实上，赵尔丰等人一边借故缓以赴边，一边力主赶速进兵，实不无将用兵之责推到马维骐身上的意图。 对于马、赵二人不同的策略取向，锡良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其致电赵尔丰即言：“该匪凶逆至此，倘再不痛加惩剿，敷衍受降，何以伸国法、纾公愤，外人且将有词责我，从此边事交涉更不堪问。我兄固深明此义者。”又试图缓和赵、马因策略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声言马维骐“历次来电亦主用兵”，之所以提出诱捕之计，“或系故作宽词，以为攻其不备之计”。[82]进而，锡良为避免赵、马策略不一贻误兵事，又密示赵尔丰“巴事惟随时默为主持，用振国威而匡大局”。[83]得此密电当日，赵尔丰又公开诘责马维骐畏惧怠战：“马军门本无战意，即炉边文武亦多主抚。叠经宪台谕，知非敷衍可以了事，始翻然变计。此钱道从旁窥，密以相告职道。”[84] 五月三十日，马维骐抵达里塘，遂致电赵尔丰，声称此时抚绥巴塘土司、喇嘛“天时、人事恰到好处”：“所谓天时者，固属趁此天气晴暖；而所谓人事者，则仍据吴锡珍之禀，三曲宗求和。”赵尔丰等将该电转至锡良，认为这正是“马军门意不欲攻”的明证，进而控诉马氏“自卅到后，未遣一骑出里塘”。[85]锡良接电当日即致电马维骐，促其速向巴塘进发并言之谆谆：“该匪悖逆至此，大兵进讨，中外同瞻。前承电示，慨然以攻敌自任，意主痛剿，钦佩实深。弟所仰望于吾兄者，专在战事，请勿别存顾忌，致稽天讨而中奸谋。”[86]所谓“别存顾忌”，正是马维骐心境之写照。在锡良督促下，六月十五日，马维骐抵喇嘛了。六月二十四日，马维骐所部李克昌、马汝贤、张鸿声等营攻克丁林寺并拿获巴塘正、副土司。二十六日马维骐抵巴塘，相继拿获格桑洛朱、罗戎却本、阿江、泽昌汪学、亡休硬不等喇嘛。[87] 七月四日，军机处指示锡良、绰哈布“务歼渠魁，而散胁从”。[88]巴塘善后过程中，锡良等人基本贯彻了这一思路。锡良主张，“需究明罪魁祸首一一歼除，则此案方有结束，而日后善后经营亦易措手”。[89]最终，巴塘正副土司以及丁林寺首恶喇嘛被杀，虽未大事牵连，但仍造成巴塘僧俗普遍“失主惶恐”的局面。[90]对于土司家属，锡良指示移诸成都或雅州妥为安置：“为大局长久计、为保全该家属计，似应于大军凯旋时，点明该两家亲丁人数，令其将赀财悉数携带随同入关，沿途妥为保护，于省城或雅州等处安置，俾世世永为齐民，长保身家，以示矜全而杜反侧。”[91]同时又奏赏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总兵衔，表面上表彰他“派队前驱，深资得力”，[92]而其深意则在于安抚民心：“明正土司此次仍予列保，在弟亦别有苦心，良以近时朝政尚宽，戮两土司而又奖其有劳者，庶见吾侪之固非穷兵嗜杀耳。”[93]尽管有上述举措，然巴塘用兵的负面影响终难消除。吴丰培曾这样说道：“虽为时不过数月而巴乱剿平，藏事从此遂难收拾矣。……盖巴塘变乱，为川军入藏之张本，川军入藏为藏人离叛中土之根原。”[94] 在推行善后的同时，锡良还实施了开铸藏元、铺设打箭炉至巴塘电报线路等改革举措。关于前者，锡良鉴于印度卢比逐渐侵入打箭炉及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以致“兵商交困，利权尽失”，陈请铸造藏元势不可缓。[95]有研究指出，锡良改进藏元样式，得到清政府认可且受到川边市场欢迎。[96]关于后者，至光绪三十一年九月间，锡良已着手购买电线以开通打箭炉与巴塘间的电报线路，至十二月初电线装至里塘，因线料不继停工。此外，入冬后夹坝出没频繁，加之电杆举手可及，电线被毁颇多。[97] 三、筹划改土归流与奏设川滇边务大臣 前文述及，赵尔丰拟于五月中下旬由打箭炉赴里塘，但直到六月底方行抵距离里塘110里的大竹卡。其呈报锡良，里塘土司四郎占兑暗中作梗：“尚未见土司之面，固由马军门驾驭失当，启其轻视。亦实由与巴塘土司姻戚相顾，故意掣肘，阴为助逆之计。”[98]由于军务正紧，赵尔丰暂将四郎占兑扣押。[99] 马维骐得知赵尔丰抵大竹卡后，屡电促其速赴巴塘，然后者则声称“非不欲急进巴塘，且所患犹不在不诛大副土司，而在纵容兵勇肆行劫掠，百姓离心，焦灼万状。惟里塘职道直以狮子搏兔，全力赴之，现在稍稍就范，若遽离此，则前功尽弃，巴塘恐有断运之虞”。[100]为避免马、赵互相推诿“迟误兵事”，[101]锡良最终决定撤回马维骐，而留赵尔丰主导川边事务。关于撤马回省，笔者未见锡良专折，仅见锡良事后在《汇报攻克巴塘泰凝出力员弁折》中提及此事：“（光绪三十一年）七月间，因马维骐各营劳苦多病，酌调回省休息。”[102]当是有意隐瞒赵、马矛盾。十月二日，马维骐返抵成都。[103]调马回省仅是清军攻克巴塘后的一个小插曲，这一时期，川边历史主题则是锡良诸人关于改土归流之谋划。 客观上看，无论是用兵泰凝还是巴塘，锡良在用兵之初实缺乏长远战略谋划。殆攻克巴塘，锡良、赵尔丰、马维骐等人则不约而同，皆将兵事之利视为推行改土归流的良好时机，展示出锡良等人因势利导、顺水推舟的策略取向。这就接续了鹿传霖之后一度陷于沉寂的川边改土归流计划。[104] 起初，锡良对推行巴塘改土归流颇有顾虑，其致电赵尔丰即言：“巴塘土司讯办后即改土归流，自是长策。僧土叛产归公，能敷设官留营经费否？审察关外夷情，不致别启疑贰否？或仍选立土司，仅存虚名，尽削其权，政治由我操纵，何如？”[105]因此，他主张改土为屯，即保留土司虚名，而由新设屯官掌握实权： 边事败坏至斯，今名曰善后，何异谋始？鄙意拟移建昌道驻打箭炉，以资控制。昔年平定金川，爰设五屯，拟于巴塘设屯官治之，或仍留土司虚名，以及巴事定后如何经营里塘，一惟裁酌。惟边才兼吏才者殊难其选，兄能就随营各员试功任用之，似较此间暗中摸索为胜。[106] 然而，改土为屯仅为改土归流的过渡办法，正如曾任驻藏大臣的文海所言：“屯员为差，可留可撤，与州县迥乎不同。”[107]赵尔丰即不认同改土为屯办法，提出设县主张：“巴塘必须改县，设屯与粮员无异。留巴塘土司更不可。前禀电均详陈，趁此兵力，改弦易辙，其势甚易，失此机会未免可惜。”[108]讨论之际，清政府于九月一日颁布上谕，指出巴、里两塘距省过于辽远，究属鞭长莫及，应在巴塘、里塘酌设镇、道，并将四川提督移驻川西，“庶几消息灵通，声威自壮，地方屯垦工艺诸事亦可次第振兴”。[109]同时，马维骐在回省前致电锡良，提出亟需解决之三事，之后改土归流方能畅通：“赵道到后，骐曾陈管见：一，撤三岩之兵，以释番疑；二，滇军前次失利，宜增盐井之防，以固边圉；三，清丁林庙田，化私为公。然遂再办改土归流之举，庶操纵在我，肘腋无忧。”[110] 基于清廷对川边改制的支持，以及赵、马的建言献策，加之里塘土司四郎占兑闻听巴塘土司被拿获后于六月二十九日越狱而逃，[111]锡良最终坚定了革除巴塘、里塘土司的决心，并更进一步否定赵尔丰设县之议，主张设立直隶厅： 边事败坏久矣，默察天时人事，改革之便计无逾于今日者。夫以朝廷宽大羁縻，而巴塘两土司天夺其魄，作孽自毙；里塘土司亦复怙恶蹈罪，使我废之有词，此真机不可失！……鄙意设厅不设县，盖从形势体制上着想，厅官亦全畀以事权，其巴、里两处正副土司自应从此永远革去，改土归流，与民更始。[112] 然而，此时用兵仍在持续，川边改制仅处于讨论阶段而未及实施。 巴塘用兵结束后，有泰为避免川边持续用兵引发藏中骚乱，有意夸大清军巴塘用兵的震慑作用，声称“不独川属番部震慑畏服，即附近三岩野番亦深知儆惧矣”，进而提议“巴塘既已克服，自应及时撤防”。[113]而事实上，川边局势远未底定，不仅边民颇为恐慌，“首从各逆窜伏临近者尚未尽就歼灭”。[114]八月十二日，赵尔丰抵巴塘，准备用兵七村。[115]早在七月间，马维骐即奏报巴塘事变“实由沟内七村番匪创议主谋”，但对七村并无用兵。[116]赵尔丰据此指责马之意图在于“早作凯旋之计”。[117]赵尔丰了解到，丁林寺喇嘛多来自七村，“丁林寺以该村为胆，恃其强也；该村等以丁林寺为命，仰其粮也”。[118]很快，清军拿获冈卓拖青、低居巴格郎、翁根不札、巴羲卡江卜、阿独拔卡等人。[119] 之后，赵尔丰继续用兵里塘属之乡城桑披寺。桑披寺在巴塘东南、里塘西南，三者成犄角之势。四郎占兑越狱后，欲联络桑披寺喇嘛普中乍娃反攻里塘。据赵尔丰呈报，普中乍娃颇有恶名，光绪二十三年曾抗差劫台，杀害里塘都司李朝富父子，“人民受其害者不知凡几，以致商旅裹步”。[120]对于是否用兵桑披寺，“议者多畏其党众而悍，地险且坚，十年缮备，以待致死，似不宜轻主用兵”。[121]起初锡良亦倾向施以羁縻之策：“地僻而险，似不值用兵，果能镇慑兵威，悔罪就范，自不妨先予羁縻。”[122]但收到赵尔丰“该夷狂悖如故”的汇报后，加之“统观地势夷情，舍此弗诛，边事固不堪问，巴、里两塘亦将终非我有”[123]的判断，锡良最终决定用兵并致电赵尔丰坚其用兵之志：“桑披寺喇嘛等肇乱戕官，久稽显戮。……若不趁此兵威，明张挞伐，该处为里塘近属肘腋，又何以经营善后，绥辑边方？仰该道迅速督饬各营分路进剿，激励将士，务期扫穴擒渠。”[124] 然而，桑披寺用兵面临诸多困境：首先，时届寒冬，大雪封山，粮草运输几乎中断，官兵惟有“自觅树皮草根，合包菜皮煮之为食”。[125]其次，桑披寺地势险峻，寺后为桑披岭，岭前为二郎河，墙厚四五尺、高二三丈，有喇嘛千余。[126]防御设施亦颇完善，“墙外有墙，碉外有碉，上下炮眼环顾密穿”。[127]再次，川兵装配的鄂制枪机性能低劣，“机后尤其泄火，燃眉伤目，以致兵丁不敢瞄准，弃置营中，几同废铁”。[128]清军数月用兵而无果，加之天寒地冻、粮草不继，官兵不愿再战，“几激变”。[129]而清廷此时则屡催妥办川边事务，“毋误事机”。[130]处此困境，锡良忧虑成疾，“由郁致痴”。[131]身处桑披寺前线的赵尔丰更是“感受瘴疠，牵动肝气，眉目遂成抽掣之疾”。[132] 转机到次年三月底才出现，清军觅得桑披寺引水暗道并予以切断。闰四月十八日，普中乍娃率众冲出，被击伤后自杀，清军遂攻克桑披寺。[133]桑披寺之役结束后，锡良极力推行安抚举措，其致电里塘粮务熊廷权即言：“汉番皆吾赤子，桑披孽由自作，天讨用施。至里塘一带，除大土司业据赵道查明罪状，难予曲贷外，其余各小土司以及番民人等，方且来之安之，以广皇仁而绥边境，安有无罪而诛之理？番族无知，或妄自疑惧，全在该令开诚布公，肫切开导，俾各安耕牧，毋惑流言。”[134]攻破桑披寺之日，“所获数十匪，只择其穷凶恶者诛戮三人，余均施放。……招抚百姓来投，以安胁从之心”[135]。赵尔丰也致电锡良，发出“但愿蛮民从此革新向化，易俗移风”的感慨。[136] 从派遣马维骐赴边至攻克桑披寺，锡良主导的川边用兵持续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前文述及，川边官员普遍担心川兵入边引发更大风潮，事实证明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锡良督川时期川边事端呈连锁反应之势，川兵用兵亦因之骑虎难下，尤其是桑披寺之役，“前后六月余，大小数十战于冰天雪地之中，绝粮死战”，[137]足见锡良所谓在泰凝用兵威势之下“里、巴自不难慑服”的判断实为空想，兵事之蔓延并不受制于发起者的控制。锡良川边施政的经历，使其深切意识到川边施政之艰难。而坐镇成都遥制川边事务，不仅电文往返耗费时日影响施政效率，更由于对边地实情了解有限而决策为难，[138]再加上派往川边的官员普遍畏葸边事，遂在桑披寺用兵结束后，联合绰哈布奏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以专司川边施政之责： 打箭炉西至巴塘、贡嘎岭，北至霍耳、五家，纵横各数千里，设官分治，事理极繁。如隶属于川，断非设一道员所能统治。现在改流地方，宜设民官，以敷政教，而未收各地，以待设治。非有明晰政治、熟谙边情专阃大员，随宜措置，必不能悉合机宜。若以道员分巡，一举一动，均须于数千里外，远承总督命令，深恐贻误边计。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甚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闻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致。……臣等详筹，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藏、边、滇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139] 此举不仅是锡良川边施政的自然演进，也是其推进川边改土归流的重大举措。继而，锡良奏请由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之职：“赵尔丰由建昌道为炉边善后督办，平定巴塘、乡城，改土归流，设官分治各端，甚合机宜。请旨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进驻巴塘练兵。”[140]据姚锡光称，锡良之所以举荐赵尔丰，在于两人“共事久，无扞格”。[141]七月三日，清政府谕准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军，既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离，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四川建昌道赵尔丰著开缺赏给侍郎衔，派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居中擘画，将一切开垦防练事宜切实筹办。”[142]正如赵尔丰所概括，其职守在于“综画全边之政治，慎固内地之藩篱，且为经营藏事之根本”。[143] 七月二十四日，锡良致电赵尔丰表达恭贺并对川边改革充满期待：“朝廷西顾殷怀，荣膺特简，持节筹边，从兹伟略宏施，又岂仅川疆之福，欣忭莫名，专肃恭贺。兄部署大略后，仍盼早日回省一行，商议种切。”[144]新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秉承锡良意志，认为借兵事之利推行改土归流实为“天假时机”，并很快作出部署：派巴塘粮员吴锡珍办理清查户口、规定粮税、疏通大道之责；贵州候补知县王会同为盐井委员，前往招安兼征盐厘；委令四川候补州判姜孟侯至乡城一带晓谕，以待将来设治。[145]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锡良调补云贵总督。为推动川边改土归流，锡良在离任川督前又做了以下工作：首先，筹建藏文学堂。锡良意识到，“经画边疆之要在于洞知番情，而欲洞知其情必自通其语文始”，而川边通汉、藏两种语言者至为匮乏，“传达舛错，致误事机”。[146]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藏文学堂章程颁定，以培养译员与各种实业教习为宗旨，以教授藏文、藏语为主，同时教以国文、修身、伦理并兼授英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诸科。[147]其次，主持起草《巴塘善后章程》43条，全面规划了巴塘改土归流的基本规模和基本走向。章程规定：巴塘为大皇上土地，无论汉人、蛮人皆为大皇上百姓，永远革除土司之职，改设汉官。此外，还对行政官制、财政赋税、司法诉讼、僧俗礼仪、文教卫生等方面的革新做了说明。十二月二十二日，锡良咨请赵尔丰查收转发该章程汉文本。[148]其三，与赵尔丰协同制定川边改革规划。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四日，锡良、赵尔丰两人联衔上折，提出兴学、通商、开矿、屯垦、练兵、设官等改革六策。六月十一日，此时锡良已赴云贵总督任，赵尔丰将应办事宜举折上奏，尤其强调“系就原奏引申其义，与锡良意见仍复相同”。[149] 结语 锡良总督四川时期，川边适逢多事之秋。在川边施政策略选择上，锡良既有对川边局势观察判断的一面，也有被迫无奈的一面。总的看，锡良川边施政，以推行巴塘垦殖为开端，以接连派遣马维骐、赵尔丰用兵泰凝、巴塘、里塘等地为主体部分，以改土归流为基本指向，以川滇边务大臣的奏设为收场，鲜明呈现出借兵事行改革、兵事与改革交互并进的特征。这一过程复杂而曲折，展现出清末川边施政的艰巨性及其困境所在。 从清末川边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审视，锡良川边施政延续和深化了由来已久的“固川保藏”的治边策略，上承鹿传霖失败的川边改革，下启赵尔丰全面推行川边改土归流，是近代清政府川边治理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环节，其在中国治藏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值得重视：一方面，直接促成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自此，川边治理体制实现由川督遥控指挥改为川滇边务大臣专负其责的重大变革，川边改土归流由此揭开新篇章；一方面，打开了川边历史进程朝着改土归流方向演进的局面，为赵尔丰全面推行川边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赵尔丰长期为锡良属吏，更是锡良川边施政的重要参与者，他不仅继承了锡良的改土归流事业，同时也深受锡良个性强悍、作风硬朗之施政风格的影响。可以说，锡良、赵尔丰川边施政并非简单的时间上的前后相续，而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开创—继承”的紧密关联。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项目编号：13CZS05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批特别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T602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吴丰培指出川边改土归流虽非锡良任内完成，“而首创之功出自他手”。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马菁林指出锡良巴塘垦殖、升打箭炉为直隶厅等举措，为赵尔丰在川边大规模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25页。上述研究皆为笼统提及，缺乏史实铺陈。笔者曾撰文探讨了锡良督川时期筹划将瞻对收回川属的来龙去脉，参见潘崇：《承前启后：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考》，《史林》2015年第3期。 [③] 锡良私人留存下来的公私函牍等档案文献颇为丰富，其中包括自任知县以后的札牍，任都统、总督期间的奏稿、电稿、函牍等。该档案现收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中奏稿部分以《锡良遗稿•奏稿》之名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就锡良川边施政而言，锡良档案中保存了大量锡良与同僚属吏以及中央政府之间的往来电报、函牍等，史料价值很大。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⑤] 锡良：《议覆川边屯垦商矿各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5-366页。 [⑥] 《吴锡珍都司吴以忠会禀锡良拟订办垦章程》（光绪三十年五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三曲宗”，指巴塘三股势力集团，正土司为第一曲宗，副土司为第二曲宗，丁林寺为第三曲宗。 [⑦] 《巴塘粮员吴令锡珍禀凤大臣委员会办垦务开工情形暨喇嘛番匪抗御官兵烧毁教堂垦房文》（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简称“近代史所”）：甲374-8。 [⑧] 赵云田：《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⑨] 锡良：《打箭炉升直隶厅折》（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奏稿》，第369页。 [⑩] 锡良：《敬举边才以备任使片》，（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奏稿》，第372页。 [11] 《锡良督川时各厅州县事实清单（光绪三十年分）》（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五日），近代史所：甲374-47。 [12] 《军机大臣鹿传霖致外务部筹办瞻对疏节略》（光绪三十年八月五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 [13] 讨论过程详见潘崇：《承前启后：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考》，《史林》2015年第3期。 [14] 杨长虹编：《凤全家书笺证》，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泰凝位于打箭炉北一百七十里，雍正六年清廷因西藏不靖将七世达赖喇嘛移驻于此并建惠远寺（俗称泰凝寺），雍正十二年达赖喇嘛返藏后，此寺住持仍由拉萨三大寺委派。泰凝所属有上中下三河垭，为雅砻江支流，沿河多金砂，寺庙收入颇丰。 [15] 《打箭炉刘丞廷恕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四日），《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下简称《本省来往电》）第7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6] 《打箭炉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7] 《复炉厅刘丞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8] 《打箭炉陈副将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9] 《复刘丞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20]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55页。 [21] 《打箭炉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22] 《打箭炉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明正土司驻打箭炉，又称打箭炉土司，是清代康区四大土司之一，其地位之高、历史之长、领地之广，为众土司之冠，被称为“土司之领袖”，泰凝即为明正土司辖境。任新建：《明正土司考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调取明正土司兵力，显然可收一箭数雕之效：不仅可借土司兵力平定泰凝乱事，亦可昭示泰凝用兵与各土司无关。更重要的是，政府议开泰凝金矿，不仅没有遭到明正土司反对，相反可为政府后援，愈加凸显泰凝寺喇嘛抗阻开矿之无理。 [23] 《打箭炉刘廷恕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锡良督川时办理泰里巴塘事宜电稿》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144。 [24] 《奉旨著电知凤全就近详查妥办炉城事》（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档号1-01-12-031-0015，缩微号002-1634。 [25] 锡良：《泰凝巴里番匪滋事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七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72-473页。 [26] 《致军机处鹿大臣电》（光绪三十年四月八日），《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外省来往电报》第4册，近代史所：甲374-5。与之相应，锡良对马维骐之评价亦颇高：“四川提督马维骐，久历戎行，韬钤素裕，有胆有识，卓著声威，现统续备军训练巡防，深资得力。”锡良：《密陈四川文武切实考语折》（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56页。 [27] 查骞：《边藏风土记》卷1，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28] 《致炉厅刘丞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29] 锡良：《覆陈筹议收瞻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七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70页。 [30] 《打箭炉陈副将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31] 《复陈副将电》（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32] 《炉城陈副将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33] 《炉城局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34] 关于巴塘事件，学界侧重探讨其诱因和经过，参见张秋雯：《清末巴塘变乱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年第10期；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但缺乏对清政府用兵过程之曲折以及用兵之后川边历史走向的分析，而这正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 [35] 《打箭炉同知刘廷恕阜和协副将陈均山会禀巴匪滋事凤大臣及随员人等被害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到），《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8。 [36] 《复炉厅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本省来往电》第8册，近代史所：甲374-21。 [37] 该日锡良得马维骐电：“巴塘番匪因办垦仇教，变起仓促，焚毁教堂，司铎被困三人，二月廿八日接仗，吴以忠同兵勇廿余人阵亡。该番匪预备乌拉，凌逼凤大臣离巴，初一日行至里许之红亭子地方，番匪两头埋伏猛起，凤大臣督卫队迎敌，众寡势殊，力尽殉节，忠骸被解，惨何可言！伊侄孙并随员人等，同以身殉。”《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21。 [38] 《致京都军机处外务部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外省来往电报》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5。 [39] 《复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21。 [40] 锡良：《汇保攻克巴塘泰凝出力员弁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一日），《锡良遗稿·奏稿》，第589页。 [41] 《川省边夷猖獗宜亟设法筹办折》，《锡良任云贵总督时有关筹饷等杂电》，近代史所：甲374-54。 [42] 《复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21。 [43]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21。 [44] 《炉厅刘丞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45] 《致京都乔茂萱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外省来往电报》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5。 [46] 《巴塘百姓禀打箭炉颇本已将凤全及洋人一并诛戮》（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44页。 [47] 参见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 [48] 《致两湖张宫保长沙端午帅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八日），《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外省来往电报》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5。此外，有泰更是认为凤全“祸由自取，谅必不虚”。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制，第163页。查骞也认为凤全“操之太切，举措未得要领，祸即旋踵”。查骞：《边藏风土记》卷2，第1页。 [49] 《巴塘百姓禀打箭炉颇本已将凤全及洋人一并诛戮》（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43页。 [50] 《著绰哈布委员查察巴塘番匪作乱情形事》（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档号1-01-12-031-0029，缩微号002-1648。 [51] 锡良：《官军攻克桑披逆番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584页。 [52] 《致宁远河镇高守等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此言为锡良针对宁远府事务而言，展示出其川边施政的基本策略取向。 [53] 《致云南丁循帅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外省来往电报》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5。 [54] 赵尔丰早年任职山西静乐、永济、洪洞等县，即受到时任山西按察使锡良的赏识。光绪二十六年，时任山西巡抚锡良荐举赵尔丰驻防固关。此后锡良历任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总督，皆调赵相随。锡、赵关系是清末官僚关系的一个典型，笔者将专文探讨。 [55] 《札委建昌道赵尔丰新募续备副中军中前两营即以该道充当统领以备马军后劲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8。 [56] 《札委建昌道赵尔丰充总理行营营务处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8。 [57] 锡良：《钱锡宝开复原官翎枝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587页。 [58]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记》，赵心愚等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0页。 [59] 《发四川总督锡良电为巴塘教士被害事》（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报档，档号2-03-12-031-0181，缩微号009-0411；《发四川总督锡良电为查明教士下落妥为保护事》（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报档，档号2-03-12-031-0243，缩微号009-0477。 [60] 《致炉城陈副将刘丞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本省来往电》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21。 [61] 《复外务部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外省来往电报》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6。 [62] 《晓谕关外未经附逆之僧土人等勿得轻听助逆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8。 [63] 《为饬汉番各官一体防范事》（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报档，档号2-03-12-031-0247，缩微号009-0481。 [64] 《致炉城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65] 《复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21。 [66] 查骞：《边藏风土记》卷1，第31页。 [67] 《马军门咨调续备前军右后两营赴炉文》（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2册，近代史所：甲374-8。 [68]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21。 [69] 《又致炉城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六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70] 《致雅州赵道台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71] 《雅州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四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72] 周询：《蜀海丛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86页。 [73] 《炉城钱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74]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75] 马维骐曾电告锡良行程：“赵道十六日到炉，会商一切。骐十八先赴里塘，赵道、钱道约缓三五日同出关。”《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76] 《钱道折禀近日巴塘情形文》（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3册，近代史所：甲374-8。 [77] 《炉城赵道钱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78] 锡良在向清廷汇报巴塘局势时即写道：“巴塘乱作，远近骚然，非特逆焰益张，边徼各僧番群且觇此为向背。”锡良：《请给明正土司总兵衔片》（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六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91页。 [79] 《炉城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0] 《炉城赵道钱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1] 《钱道折禀近日巴塘情形文》（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3册，近代史所：甲374-8。 [82] 《又致炉城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3] 《复炉城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4] 《炉城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0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5] 《炉城赵道钱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九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6] 《致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九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7] 行程参见《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七日、七月二十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8] 《军机处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四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89] 《致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90] 《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六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 [91] 《复马军门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七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 [92] 锡良：《请给明正土司总兵衔片》（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六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91页。 [93] 《锡良致电打箭炉刘廷恕》（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锡良督川时办理泰里巴塘事宜电稿》第9册，近代史所：甲374-144。 [94] 吴丰培：《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95] 锡良：《铸藏元以济边用片》（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奏稿》，第544页。 [96] 陈一石：《清末川铸藏元与印度卢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97]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本省来往电》第13册，近代史所：甲374-21。夹坝，系藏语强盗之音译。有研究指出，锡良离川之际电线已铺至巴塘，但问题也很多，如沿路立杆、电线挂于树上等，以致线路经常中断。光绪三十四年，黄德润奉赵尔丰之命首次前往西藏勘测，开始铺设巴塘至西藏电线。黄忠恪：《第一个勘测西藏电话线路的人》，《文史杂志》1994年第3期。 [98]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一日），《本省来往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21。 [99] 《禀川督锡良报进兵情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100] 《赵道又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01]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记》，赵心愚等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第50页。 [102] 锡良：《汇报攻克巴塘泰凝出力员弁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一日），《锡良遗稿•奏稿》，第590页。或许是对中途撤回马维骐之补偿，抑或是有意掩盖矛盾，在光绪三十二年的年终密考折中，锡良对马维骐给予很高评价，称其“智深勇沉，胸饶韬略，治军整肃，有名将风”。锡良：《年终密考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626页。 [103] 锡良：《提督凯旋抵省片》（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锡良遗稿•奏稿》，第535页。 [104]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瞻对藏官率兵干预朱窝、章谷土司争袭案，时任川督鹿传霖檄兵讨之，三月而全瞻尽服，乃筹议将瞻对收回川属，并在章谷、朱窝、巴塘、里塘等地推行改土归流，但因遭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大臣文海的反对而中止，鹿传霖亦解职。可见，筹瞻川属以及推行川边改土归流实为鹿传霖未竟之事业。其事可参见张秋雯：《清季鹿传霖力主收回瞻对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8年第29期。 [105] 《炉城刘丞加紧飞递赵道》，《锡良任四川总督时电稿》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172。 [106] 《致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在光绪三十年，锡良即有在章谷改设炉霍屯务的实践。是年八月，锡良借章谷土司袭替无人之机，奏请章谷设置屯员，并更名为炉霍屯务，以州县官充屯务委员。锡良：《改设炉霍屯务片》（光绪三十年八月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25-426页。 [107] 《遵旨查办德格土司献地案办理情形及朱窝章谷瞻对改设屯员折》（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28页。有论者以湘西、金川为例，阐述了改土为屯的具体运作，可资参考。凌纯生：《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27-128页。 [108]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0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134页。 [110] 《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四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11] 《赵尔丰致电锡良绰哈布暂派粮员熊廷权代理里塘事务》（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61页。 [112] 《致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3册，近代史所：甲374-21。此外，对于里塘属之崇喜、毛丫、瓦述、曲登等众小土司，锡良则主张：“不妨姑仍其旧，统归厅属，抚循羁縻，示以不疑，藉以安群番、便差务，而势涣亦无虞为患也。”《炉城刘丞加紧飞递赵道》，《锡良任四川总督时电稿》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172。 [113] 有泰：《巴塘平定请奖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66页。 [114] 《锡良批复游击苏元泰禀奉派至瞻查探情形文》（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到），《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4册，近代史所：甲374-9。 [115] 《马军门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七村是巴楚河两岸七个村落，其中党村有居民六七十户，鱼卡通十余户，布须同七八户，易古工八九十户，卯溪四五十户，扎马二三十户，帮喜三四十户。刘鼎彝：《赵尔丰经营川边闻见记述》，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内部发行，1980年，第19页。 [116] 《马维骐为咨报事》（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4册，近代史所：甲374-9。 [117]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18] 《建昌道禀报巴塘肃清请奖各员弁文》（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5册，近代史所：甲374-9。 [119] 锡良：《汇保攻克巴塘泰凝出力员弁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一日），《锡良遗稿•奏稿》，第590页。 [120] 《赵尔丰致电锡良绰哈布陈报里塘土司勾结桑披寺喇嘛叛乱》（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65页。 [121] 锡良：《官军攻克桑披逆番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第585页。 [122] 《锡良覆赵尔丰函稿》（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页。 [123] 锡良：《官军攻克桑披逆番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第585页。 [124] 《致赵道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本省来往电》第13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25] 《赵尔丰报乡城全境肃清电》（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资料选编》，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实际上，兵、粮运输自始至终为困扰锡良川边施政之一大难题，随着用兵一再延续，此难题则愈加凸显。在赵尔丰向里塘进发之际，锡良曾上奏言及运输之难：“自打箭炉以外，五谷不生，兵米全由转运，又值雅州属频年荒歉，必赴卭州、嘉定分途采买，其运较远，其贵倍常，优价以雇夫骡，设站以资递送，到炉之费率两三石而致一石，关外千余里，数更过之。……前饬马维骐、赵尔丰各在川滇添募营勇，现在将次成军，早经督促开行，总因转粟犹难踵接，惧军食之不继，未能轻锐以图功。”锡良：《炉边军务浩大请劝收捐款准奖实官折》（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92页。 [126] 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卷3，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1年复制，第34页。 [127] 《四川续备新军左营尽先都司李德厚禀》，《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4册，近代史所：甲374-9。 [128] 《复陆军部电》（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京师来电》第11册，近代史所：甲374-46。这一史料不仅展现出川边用兵的困境，对于我们认识清末兵器质量亦有参考价值。 [129]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记》，赵心愚等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第53页。 [130] 《发四川总督锡良电奉旨著将川边事宜妥速筹办》（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报档，档号2-03-12-031-0803，缩微号009-1060。 [131]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12册，近代史所：甲374-21。 [132] 《赵尔丰致电军机处陈请求去以全大局》（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第307页。 [133] 《赵尔丰致电锡良绰哈布陈报乡城平定请奖出力员弁》（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78页。据钱锡宝称，四郎占兑奔赴曲登地界。锡良对此心急如焚，声言“四郎占兑竟漏网，后患何穷”，督促尽快拿获。参见《里塘钱道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复里塘钱道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三日），《本省来往电》第17册，近代史所：甲374-22。而锡良、绰哈布此前在奏折中则称四郎占兑已死，实为误报。如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会陈克服乡城请奖折》，称其“走死”；同年六月《奏设川滇边务大臣折》，则称其“战死”。分别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79、91页。 [134] 《致里塘熊令电》（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16册，近代史所：甲374-22。 [135] 《钱道来电》（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日），《本省来往电》第16册，近代史所：甲374-22。 [136] 《赵道来电》（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本省来往电》第17册，近代史所：甲374-22。 [137] 《赵尔丰报乡城全境肃清电》（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近代康藏重大事件资料选编》，第319页。 [138] 锡良在巴塘用兵结束后曾致电赵尔丰坦言：川边事务“实难遥度，统维主持酌夺”。《炉城刘丞加紧飞递赵道》，《锡良任四川总督时电稿》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172。锡良档案中有赵尔丰呈递锡良的川边里程表，兹附于下，以作学界参考：自成都至打箭炉，计程970里，11站；自打箭炉至里塘，计程685里，8站；自里塘至巴塘，计程545里，6站；自巴塘至察木多，计程1435里，14站。《成都府起至后藏止路程》，《勘定泰凝巴塘桑披案牍》第1册，近代史所：甲374-8。 [139] 《锡良绰哈布奏设川滇边务大臣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90页。之所以名“川滇边务大臣”，正如傅嵩炑言：“康地在川滇之边，故名曰督办川滇边务大臣。”但傅氏对此命名颇为不满：锡良遣派赵尔丰至巴塘，“不曰西康军务，而曰炉边军务”；创设边务大臣，“择驻适中之巴塘，即驻康也，……而未以驻康为名者，政府之误也”。由此，“一误再误，……无识者更称康为藏，恐数千里之康地将于无形之中消灭焉”！傅嵩炑：《西康疆域记》，《西康建省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8页。 [140] 《锡良绰哈布奏设川滇边务大臣请以赵尔丰充任》（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91页。锡良此奏颇多溢美，攻克巴塘实非赵氏之功。 [141] 《自序》，姚锡光：《筹藏刍议》，第4页。姚锡光又记，起初清廷意由其出任川滇边务大臣，但他以“资浅辞”，后清廷又欲命清锐，“亦辞谢”。来源同上。对于此说，笔者并未发现其它佐证材料，仅录之以供参考。 [1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21页。 [143] 《附录赵大臣尔丰原奏边务大概情形折》，姚锡光：《筹藏刍议》，第60页。 [144] 《致赵大臣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本省来往电》第17册，近代史所：甲374-22。 [145]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申报锡良巴里塘改流设官情形》（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九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92页。 [146] 锡良：《川省设立藏文学堂片》（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锡良遗稿•奏稿》，第651页。 [147] 《署四川提学使方旭四川藏文学堂监督熊承藻会详拟订藏文学堂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93-95页。其办学具体情况参见阴海燕：《清末四川藏文学堂兴办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148] 《锡良咨请赵尔丰查收转发巴塘善后章程汉文本》（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册，第95-103页。 [149] 《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拟具章程折》（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50页。 作者简介：潘崇（1981－），男，河北曲阳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清末新政史、清末政治人物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