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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重返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其间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教授，邀我去镇上一家法国餐厅用餐。这家餐厅位于镇上，号称是普林斯顿最佳的法国餐馆，的确盛情可感。席间的谈话，迄今犹心存感念。杜老突然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发展？”由于事出突然，一时无以作答。歇时，我才支支吾吾地答道：“故乡还有两老需要奉养，必得回去。”看得出来，他有些微的失望。这顿饭吃得汗颜。 按，杜希德在西方汉学以治隋唐史闻名，在财政史和史学史均有所建树。杜希德中国学问的养成，源自英国的汉学传统；进而，他前往日本东大进修，遂受扶桑汉学之益。他的老师乃是中国法制史的名家——仁井田陞（1904—1966）教授，我个人在研究孔庙时，因取资《唐令拾遗》，也领会到仁井田先生在制度史上的功力。毋怪杜希德的成名作《唐代财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1963），染有极明显日本治学的风格。 他本来长期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日后才转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与普大的枢纽人物——牟复礼（Frederick Mote,1922—2005）教授脱不了关系。杜希德能从剑桥过来（1980），和之后余老师也从耶鲁前来加入（1987），均是牟复礼苦心积虑的杰作。该时无疑是普大东亚系的黄金时代。他们三位遂成西方汉学的实学典范。 必须一提的，牟复礼二战后曾在金陵大学、燕京大学读过书，跟过几位饱学宿儒，中学底子扎实可靠，能吟诗作词，在洋人中极为罕见。后在美国，复师从适时在美任教的萧公权（1897—1981）教授，萧乃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牟因景仰萧先生，曾英译了其师的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上半部。尔后杜希德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合作编纂《剑桥中国史》，他又出了不少力气。他本身学问极为了得，乃是春风化雨型的良师。牟的中文名字盖取自《论语》“克己复礼”，为此他始终执一不迁。有趣的是，另位美国汉学家孔飞力 （Philip Kuhn,1933—2016），原名为“孔复礼”，因“文革”而改为“飞力”，二者的文化坚持不言而喻。 有数件事，杜希德与史语所关联非浅： 其一，由于史语所有些同仁，曾经游学普林斯顿，经他们两相奔走，杜希德遂决定于1997年将知名的老牌学志——Asia Major从普大移至史语所续刊。这个举措两相得宜，使 Asia Major不致断炊，而赓续至今。另方面，史语所立即在西方汉学取得发言的舞台。 其二，他身后，家属和同事决定把他的藏书及重要档案全数捐给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无疑增添该馆的收藏不少。2007年9月，举行的捐赠仪式，其子Peter和Nicholas均来台出席，以示隆重。 末了，1996年，他欣然接受“傅斯年讲座”的邀请。在访台期间，我特别邀他共餐，以答谢他先前协助拙著在剑桥大学出版。前几天，他因门生故旧热情的安排，享用了不少丰盛的中餐，遂提议吃西方的食物。因此我特地四处打听，找了一家在本地颇有名气的法国餐馆，谐音叫“花得起”；据说是台北最好、最昂贵的西餐厅。的确，该餐厅装潢雅致，气氛极佳，菜色尚属上乘，可是，杜希德餐后所下评语只是：“吃起来像法国餐！”（It tastes like French food!）让我为之气结，血本无归。 杜希德平常举止庄重严肃，不茍言笑；论学尤其认真，学者因是敬畏有加。可是我业经高人指点，三杯红酒下肚，就打开话匣，侃侃交谈了。席间我们不时以学术轶闻助兴，他有一个论点：只要一本书出版之后十五年，还有人征引，即为好书。当时我尚年轻气盛，听了颇不服气。文章不是千古事吗？但随着年岁既长，方才觉得其所言不差。记得我也曾抛砖引玉，提出：他的门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 ）的学术渊源，应来自19世纪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1800—1859）文史合一的传统。杜老嗤之以鼻回答：“算了，黄博士，那是天赋！”（Come on! Dr.Huang, it is a gift!）令我灰头土脸，不知所云。 2009年，当史景迁教授应邀至史语所担任 “傅斯年讲座”，我把这一段对话转述给他听，他一脸狐疑，似难置信。要之，杜希德奉行的乃是严谨的实证史学，史景迁却是以文采灿然行于世，二者学问风格截然有异。乍听杜希德的赞美，令史景迁大出乎意外，经我婉转解说之下，盖缘杜师酒后吐真言；史景迁方才释然。剎那时，我顿时体会到，他终因严师的肯定，喜形于色的一面。 初始，我读过史景迁的《中国康熙皇帝的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4），当时只觉公私文书剪裁甚佳，读来趣味盎然，并未充分领略到他真正卓越之处。但日后他一连串的巨作，以个人传记所拓展出去的叙事手法，烘托出该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特色。其运笔、布局的特色，连赖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教授生前均称誉他 “拥有天使（angel）般的书写能力”。而正是这项非凡的本事，终令其在众多西方中国史家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中国史 “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的典范。而其所致的“文史合一”的境界，丝毫无愧于其中文命名“景仰司马迁”的涵意。 不止其著作文采斐然，即使他在耶鲁所开之课，亦极受欢迎，竟成耶鲁一景，学生动辄近千。曾为其研究助理的陈弱水告诉我，助教即有二十位之多。日后，连“后现代史学”的阵营，亦亟亟欲将其纳编，屡取其《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1987）作为同调（请参阅拙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页 204）。 可见其新旧无欺，同受欢迎。我也见证过他在台湾讲演高朋满座的盛况，令人叹为观止。 不容讳言地，史景迁治学以个人才性为主，究竟高不可攀；但其师杜希德的治学方略，按部就班，有迹可寻，却造就人才不少。若说杜希德的贡献，在于提升西方汉学的研究水平，史景迁则是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展至广泛的英语读者，其作品经常入列《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他遂顺势变成中国史在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代言人。2004年，他打破中国研究的藩篱，继费正清之后（1968），膺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成为西方主流学术的领军人物。为中国史的研究挣得许多光彩，此当不在话下。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