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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分别取得一系列丰富成就，为深化人们对中国古史的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学科分化的日益加剧，历史学与考古学在理论交流与成果转化方面仍存在较大开拓空间。在此背景下，如何着力打破学科区隔，持续推动学科对话，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5月31日至6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山东省教育厅、山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首届中国古代史论坛暨山东省教育厅泰山学术论坛“跨界与交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0余名知名学者参加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山东师范大学校长唐波及山东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省委讲师团团长孔繁轲参加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万光侠主持。 与会学者围绕“跨界与交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这一主题作了多场学术报告。报告从理论高度对历史学、考古学的有效结合进行深度思考，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现有成果对某些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个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中华文明是由一个又一个“王朝”前后相续而形成的，其中“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国家认同”，由此构成不断裂的5000多年中国文明历史，其历史遗传基因的物化载体就是具有“国家文化”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表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要做到科学对接，重要前提是加强两个学科自身研究的深度与规范性。他以夏文化的考古探索为例，提出考古学者应重视有可信度的文献记载，历史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需作严谨、审慎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证工作。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成果，系统论述了自己之所以坚持夏后氏起源于东方的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认为，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虽各有自己的特殊优势和局限，但又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有鉴于此，他提出“以考古学材料为骨架，以文献材料为血肉，以人类学材料为参照，来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的设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以自己开展工作近20年的二里头遗址为例，强调了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手段共同致力于建构古代历史的重要作用。 论坛闭幕式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林昌主持，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赵世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平发表大会感言。 论坛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夏商周文明早期发展，从考古、历史、理论等诸方面展开深度讨论，取得诸多重要成果。论坛体现出如下鲜明特色：其一，对话模式新颖，交流成效明显。论坛以加强学科跨界与交流为目的，邀请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多位著名专家与会。通过有效对话，切实起到了引领学术潮流、推动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其二，切中新发现新议题，前沿性特征明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介绍了自己所率团队近年来整理出版甲骨文著录集的情况，重点披露了释读过程中发现90多个新字的情况。其三，聚焦古史理论及文明比较研究。如徐良高的《传统文献史学与考古学关系再思考》、陈淳的《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二重证据法”》、段清波的《三观理念下的中国文明》、陈胜前的《物性视角的中国上古史分期》等，围绕古史研究中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思考。赵世超的《先秦中国与古代希腊》、彭长林的《从雄王到安阳王：越南文明起源的古史辨析》、卢中阳的《西双版纳指定服役制度研究》等，结合民族学资料研究文明异同。在两天的紧张讨论中，与会者就如何集中历史学与考古学两个学科的力量，打破学科区隔，推动两个学科的跨界与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 江林昌 代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