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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之，中国民俗学者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民俗学的公共属性等实践和理论的课题也引发了民俗学界的广泛思考。 《田野花信风——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践的路径、突破的尝试，在传统图书出版领域率先为民俗学者如何研究和普及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做了开路先锋。 作者曾受过民俗学的专门训练，既讲究收录资料的方法，又富有能引导观察和提问的假设。这并不是一堆材料的集合，对于与学术性与可读性问题固有预设来说毫无价值的内容，作者毫不犹豫地全部舍弃，故此，有关农事、饮食和民间传说、谚语的汇编既完善又完整，里面既有质量上乘的原始资料，又有清晰、简洁、科学的解释逻辑。同时作者大胆尝试了与地方民俗工作者、地方民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的方式，这既为本书增添了明丽的颜色和富有生机的气韵，又成为一种新型跨界写作方式的前导。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本书的内容、特色及内在理路。 一、现代的“非遗”VS“我们”的传统 中国的“非遗”热可从现代化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和考虑。现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瓦解了传统的文化认同，正如福山教授指出的，“这种秩序使人们的内心自我和外在社会实践之间产生了分离。”“非遗”即是人们应对这种现代化挑战而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产物。 同时，冷战后民族国家结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现代社会文化力量与民族身份意识之间的关系。对此的反应之一，就是借助表达无形文化来增强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恰恰满足了各个民族国家的需求，它不仅蕴涵着历史根源，更体现了民族的价值。 在此背景和框架中，我们更容易理解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在国内引发的热潮，它成为了国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是地地道道的现代化的产物。具体落实到二十四节气这一“非遗”事象，它是中国人对时间的一种独特体认，表达着中国人对于生活、世界的感受。它不同于普遍化的均质化、标准化的时间，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的传统。 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传统是多样化和地方化的。“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尤其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各地二十四节气的物候特征与民俗特点都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他们”来说的“我们”，在地化后又有了“你们”和“我们”的区别。 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日用而不察，然而经过了非遗的转换，二十四节气由日常生活转变为一种文化和审美的资源。它的艺术性得以彰显，丰富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它也成为人们反抗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趋势、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姿态象征，增加了时尚和品味。 传统是原材料，“非遗”是顾客的需求，它们呼唤着大厨的出现，想请她创制出一盘品相精致、鲜美可口的新菜、大菜、好菜！当仁不让，大厨操刀上阵了。 作者首先将二十四节气落实到以辽西医巫闾山为代表的东北地区的物候和农事生产，以应花期而来的“花信风”指代这种物候，既唯美又恰当，先声夺人，书名响亮、瑰丽。内容以围绕二十四节气所派生出的谚语、俗语、节庆等民俗文化生活填充，丰厚而深广，朴素而明朗，正如东北黑土地上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又丰饶的田野。 在地化的书写策略令二十四节气真实可感。书中“不但有四季不同的景色，更有东北人脸上不同的表情。春风吹拂着扶犁、点种的人们，脸上满是希望和期盼；炎炎夏日中，拔节的庄稼咔咔作响，薅草拔苗的人们，满脸的汗水浸泡着深深的疲惫；金色的秋天，成熟的庄稼果树把田野染得五彩缤纷，到处荡漾着大人小孩的欢笑；寒冷的冬天来了，人们忙着采买年货，热腾腾的黏豆包、杀猪菜……热炕头上是浓浓的幸福和化不开的亲情。”所有这些展现的是浓浓的属于“我们”的传统。 与此同时，在地化更是一种人生情怀。作者邀请了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的潘虹馆员和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赵志国先生合著此书。“我们”的传统由“我们”的人亲自撰写，全书从内容到风格，从审美到品格，均植根于医巫闾山的土地，沾衣欲湿的是辽西民众淳朴的生活气息。 其次，作者着重把握了地域性与普遍性的和谐关系，注重地域性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普遍性。这也是由二十四节气这一民俗事象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它产生于黄河流域，我国幅员辽阔，有些民俗事象是全国通行的，如一些重要节日；有些可扩大到整个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如一些农谚；有些则是东北地区甚至是辽西地区所独有的，如饮食特点。非东北地区的读者既能对照本地特色，引发联想与调查的欲望，又能欣赏到陌生化带来的冲击体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