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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公共民俗学实践的有力探索 2004年，杨利慧教授和安德明教授撰文向中国学界介绍了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兴起和发展，认为公共民俗学是“指在新的语境中对某种民间传统加以展示或应用的实践活动，这种展示或应用，通常是通过传统承载者与民俗学者或其他文化专家的协作努力来完成的”。公共民俗学在日本也引起了很多讨论，日本学者菅丰认为，“公共民俗学不只是从属于政府及其相关团体等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员所承担的学问，也是从属于大学等机构的学院派民俗学者同样必须承担起来的一种方法。”周星教授提出，民俗学天然具有一种实践性和公共性。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为我们重视民俗学的这一特性提供了契机，“根据民俗学的实践性和公共性，不妨将民俗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参与等社会性学术实践定义为中国式的公共民俗学”。“对这些难题进行挑战，建立新的公共民俗学，可以说是现在的民俗学者的使命。” 那么除了为政府及其相关团体提供服务外，民俗学者的公共民俗学实践还有哪些可能性？以二十四节气为例，其中蕴涵的传统智慧需要民俗学者对其进行提炼、升华、传播、弘扬，从而让这项古老的农耕智慧获得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借以安顿现代人的“文化乡愁”。在现代都市化和工业化的条件下，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用新的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怎么进行知识普及，怎么进行价值功能的认识动员，怎么促进二十四节气文化在社区、家庭和学校中落地生根？ 摆在我们面前的《田野花信风——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它用自己的研究实绩表明：公共民俗学应当立在时代潮头，积极切入热点话题；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认真思考学问与社会现实对接的方式；尝试跨越学术与艺术的藩篱，带来具有爆破效果的审美感受。这些都是本书给予中国公共民俗学实践的启示。 若说缺点与不足，笔者认为，作者有明确的用专业知识更好为家乡和社会服务的意识，非常难能可贵。但如何服务，服务的主体是谁？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效果？家乡人民的受益点在哪，是通过本书的阅读，增加乡土情感？还是意在增加青少年的地方习俗知识，令他们成为积极的传承人？抑或是为当地文化部门服务，帮助他们完善知识系统，指导其开展社区实践？还是为民俗学添砖加瓦，增加一些经过思考而且新鲜的材料？这些都是公共民俗学者应该思考的。杨利慧教授的文章《遗产旅游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二三模式”——从中德美三国的个案谈起》就是一篇极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作者开宗明义：“文章从公共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力图为各级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和开发实践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希望此例能为作者进一步的思考与实践提供方向上的借鉴，在其后系列书籍的策划上开拓出更多创见，树立起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实践的品牌。 公共民俗学在中国天地正阔，需要更多有学识、有担当的学者投身其中，王颖超博士及其作品无疑为这个事业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最后，笔者想重温钟敬文先生在1930年创作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 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 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 斩除荆棘，修理枝条 来！同志们，莫吝惜辛劳！ 收获决不会冷待了耕耘 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 钟老的预言成真。在今天，民俗学更加大有可为。她的园地里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她天生的实践品格更加值得我们去认真探寻、戮力耕耘。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