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死节母题一直是汉文化中一个突出的传统，有学者指出，死节母题与汉族典籍中书写贤能女子形象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汉代刘向编撰《列女传》的人物典型可为佐证。[16]在慈善死节的叙事中，亦可找到汉文化源头的影子。与慈善死节相类似的事迹，有汉代阿南之说，还有孟姜女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阿南的三个条件，这在著名的《孟姜女故事》中也有表现。”[17]此外，大理地区有火把节时用凤仙花染指的习俗，民间解释这是纪念柏洁夫人从松明楼灰烬中刨夫尸体的惨状。而在华北一些地区，端午节时妇女儿童会将手指染红，此风俗也被认为是与孟姜女在长城下徒手挖夫尸骨以致指染鲜血的故事有关。作为汉文化产物的女性死节母题在《火烧松明楼》传说中成为重要的抒写元素。冯甦《慈善妃庙记》中说，历代的忠臣义士、节烈之妇很多已被湮没于历史洪流当中，唯独慈善死节事迹虽乏文献，也无金石，却能口耳相传，“邓之人口传之，历宋、元、明而无遗失若是者，何也?于纲常大义自在人心而不可磨灭也。”[18]此段叙述说明汉文化中的忠义节烈等“纲常大义”在大理地区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尽管没有书面记载，但是慈善事迹仍由民众口碑代代相传。 从上面的梳理可知，女性死节母题虽不是《火烧松明楼》所独有，但却是到了《火烧松明楼》传说中，才把死节母题和松明楼火烧一炬相比附，这与统治政权的更迭和明代以来汉文化的强势涌入是不无关系的。正是由于南诏、大理国的灭亡，在汉文化更迅猛输入的背景下，《火烧松明楼》传说对慈善的死节进行了着重的渲染，并将死节母题与火烧松明楼这一核心母题粘附结合。尽管在汉族地区，早已有死节母题及忠孝节义观念的传统，但负载着此等观念的情节被强化、凸显并粘附到六诏归一和火烧松明楼的传说之中，仍与南诏、大理国政权覆灭所带来的文化转型不无关系。 明代以后，火把节起源传说的诸多说法中，慈善说压倒和取代其它说法，火把节起源的民间原初叙事甚至完全被淹没，这与慈善说最契合汉文化中传统节义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 《火烧松明楼》被改造为火把节起源传说，还与火把节乃星回节讹误之产生关联甚密。前面已述，《火烧松明楼》和火把节起源相联系，以及火把节乃星回节的记载都是在明代以后才成为常见说法。此外，在白族民间，讲到火烧松明楼和对慈善的纪念，不仅有六月火把节，还出现七月二十三耍海会一说，亦旁证了火把节与此事的勾连并非如此唯一和稳定。那么，火把节即星回节之讹误为何会产生？笔者认为，两者被误传为一，实际上恰恰是南诏、大理国灭国后，在汉文化的冲击下，原有文化传统出现变迁的同时顽强保留着文化底层记忆的结果。星回节为南诏岁暮辞旧迎新之节，而火把节是南诏岁中的小年，两节原本并行不悖。但随着南诏灭亡，汉文化的深入，原有的历法亦受到冲击和改变，依旧历十二月为岁首改变为以正月为岁首，“由于大理一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南诏灭国之后，……与汉族过一样的年节，以后星回节也就慢慢消失了。”[19]历法改革和汉文化的冲击使得“大年”星回节逐渐消失，白族民众开始接受汉族影响过汉族的年节。另一方面，就是对原有的六月小年予以反弹式强调。原本作为本族标志性年节符号的星回节的消失，反而促使民众把原有关于星回节的年节记忆和情感融入到“小年”即六月的火把节中，以此来强化群体记忆，同时又能迎合已经变迁的社会现实。至此，星回节的原有记忆在文化交流的强势力量中被融入火把节之中，而火把节等于星回节的讹误也由此产生并广为流播。星回节本为年节，必有“祭天祈年”、祭祖等文化内涵，而这些，在星回节被淹没于火把节的符号中之后，也都成为了火把节节俗之一部分。承载着祭祖、部族斗争等复杂记忆的《火烧松明楼》也在这场节日更替引起的文化反弹中被纳入解释火把节起源的话语系统。刘小兵指出：“《火烧松明楼》实际上是以民间传说的方式再现了古代藏缅语民族以火、松和巫师为要素的丧葬礼仪这一原始意象。”[20]笔者认为，也可以理解为这则地方性的民间传说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吸收了来自藏缅语民族的底层文化记忆。正是有火葬、祭祖等习俗的存在，为火烧一炬情节的出现奠定了最合理的基础，也为六诏归一与火烧松明楼情节的勾连铺就了顺理成章的道路。承载着祭祖内涵的火烧松明楼情节在无形中强化着白族民众的祖源意识，用以标示与中原文化和汉族的不同。这与亡国之痛下的心理需求和文化反弹是相契合的。 三、结语 南诏、大理国时期，火把节和星回节两节并行不悖，此外，民间还存在火葬、祭祖之习俗。结合史实，此时民间可能已经出现六诏归一母题的叙述，但尚未出现松明楼火烧一炬的情节母题，六诏归一、慈善以铁钏附夫手臂和死节等母题都还未能被火烧松明楼的核心母题所吸附和缀连。而在明代以后，政权更迭下主体地位失落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引起的情感冲突显得愈加突出，伴随着汉文化的强势进入，白族文化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型。以火葬、祭祖等习俗为基础，在心理宣泄和群体记忆的需求下，松明楼火烧一炬核心母题得以产生，六诏归一被附着于火烧松明楼的虚构叙事，在汉文化强势输入的背景下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可汉文化中的忠义节烈观念，死节母题被强化和彰显。加上汉文化涌入后历法改革中星回节的逐渐消失，《火烧松明楼》便压倒性地取代原初的火把节起源传说，成为火把节起源的解释性文本。于是在六诏统一的历史事件中，不断融入了火烧松明楼、慈善死节、火把节源起等情节母题，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火烧松明楼》传说得以基本定型。 上面的分析也让我们找到了正史中没有记载《火烧松明楼》传说的答案，因为这则传说在被建构、复合的过程中融入了白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情感需求，其中不仅透露了南诏、大理国政权丧失背景下白族先民主体地位丧失的怨愤和痛楚，还反映了元明以来汉文化大规模进入后文化转型对本土传统习俗的冲击和改造，而这样的情绪流露无疑是与中原文化的主流意识相背离的，所以不会见于正史记载。地方史志《南诏野史》等虽然记载了该传说，但传说中隐含的上述意识已经被淡化和伪装，突出的是对汉文化中忠义节烈观念的大力渲染。关于《南诏野史》，老一辈学者向达等人已经指出其来源是以大理当地流传的白文史料为主，但在汉文化强劲输入的势头下，作为汉文记载的典籍文献，这样的史籍在书写中也不免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当然，这也成为了本文讨论《火烧松明楼》传说“完型化”进程中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动因的又一例证。 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和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火烧松明楼》，我们看到了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到了隐藏的群体意识。正是在政权更迭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外来汉文化和传统本土文化的交锋造就了这一民间传说的“完型化”，核心母题得以酝酿而生，原本独立的情节母题得以融汇、交织，郁积心理的宣泄和群体记忆的延续是这则白族民间传说得以“完型化”的主要动因。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