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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年，当神圣罗马皇帝查尔斯五世在西班牙第一次看到一种名为“乌拉玛”（Ulama）的球赛时，如同其他欧洲人一样，他对这种新鲜的游戏感到不可思议。这次比赛的场景恰好被一位德国人画了下来，使我们得以一窥古代中美洲球赛的激情和神秘。 最古老的球赛 乌拉玛是阿兹特克人对这种球赛的称呼，它更早的名字我们已经无从知晓。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最晚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球赛。在一个名为Paso de la Amada（西班牙语，意为“爱的阶梯”）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由泥土垒成的球场，此外还有一些表现球赛场景的陶塑。 到了奥尔梅克时期，球赛变得流行并且重要，大量的比赛用球在祭祀水坑中被发现，著名的巨石头像被雕刻为球员的形象。古代美洲最大的城市特奥提瓦坎中充斥着大量球赛的壁画，而玛雅文明中关于球赛的石雕和铭文更是数不胜数，几乎在任何一个玛雅城市，都能发现一个或数个球场。 这种比赛用球由橡胶制成，是实心的，目前共发现大约100个大小不一、重约1.5—3.5千克不等的比赛用球。由于球比较重，球员必须穿戴护具。根据考古发现，球员一般在头部、腰部、腿部戴有护具。护具一般为木质，但在一些遗址中，出土过石质护具。比如，大英博物馆就藏有一件青石护具，不过学者们认为，这是用于祭祀活动的。 球场平面形状为大写的“I”形，中间的长廊以及两端的长方形区域就是比赛场地，两侧为斜坡状台基，斜坡上部往往还有若干个环状或者动物石雕。此外，在一些球场的长廊内，还会设置三个标志柱。有时，台基上还有建筑或者阶梯，用于观赛人群的聚集和举行相关仪式。球场大小不一，目前发现最大的球场是奇琴伊察（Chichen Itza）的大球场，长96米，宽30.4米。 球赛是如何进行的，目前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学者们也争论不一。一般认为，根据球场大小不同，共有2—8名球员参赛。参赛球员用胯部将橡胶球保持在空中运动，不能落到球场中间的长廊内，但可以落到两侧的斜坡上。长廊两端的方形区域为得分区，类似美式橄榄球的达阵区，将球触到对方得分区的地面即算是己方球队得分。 另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将球穿过球场斜坡上设置的圆环，或是触碰到上面一些石质雕件（如科潘球场上竖立的鹦鹉头）和长廊中的标志柱，都可以算得分。除了用胯部以外，也有研究者认为，手肘、腿部、脚部都可以触球，甚至可以用木棍击球，《博基亚抄本》（Codex Borgia）中就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社会复杂化的工具 球场是古代中美洲人民娱乐的重要场所，在一些出土的陶塑上，可以看到人群在球场旁边呐喊围观的场景。但球赛不仅仅是娱乐活动，还包含了其他的内容，如赌博，这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能得到体现。 在《博基亚抄本》中有一幅修齐奎扎尔（Xochiquetzal）和她的丈夫马奎修齐特尔（Macuilxochitl）对坐的图像。修齐奎扎尔是阿兹特克的一位女神，主管美丽、丰产、音乐、舞蹈、手工艺等，她的丈夫马奎修齐特尔则主管艺术、游戏、赌博、鲜花等，他们夫妻二人是阿兹特克人游戏和赌博的守护神。 在这幅图像上，修齐奎扎尔坐在凳子上对着丈夫挥舞着双手，情绪高涨，似乎准备从板凳上跳起来。她的丈夫马奎修齐特尔则左手叉腰，右手高举，正和妻子争辩。这应当是表现了夫妻二人正在进行游戏或者赌博的场景。二人的正中间绘制了一个黑色的类似九宫格的图案，这个图案就是一种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而在黑色图案的正上方，赫然用绳索悬挂着一个橡胶球。 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在大球场的地下发现了一座更早时期的球场。在早期球场的神庙中，考古学家在地面上同样发现了与《博基亚抄本》中几乎一样的类似九宫格的图案，这证实了球赛与赌博的密切关系。 有学者认为，球赛无论是为了娱乐还是赌博，都是社会复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工具。比如，约翰克拉克等人就认为，举办或者赞助球赛是那些雄心勃勃的财富积累者获得威望、攫取社会权力的重要途径。而在赌博中，一些人失去了财产甚至人身自由，成为依附于他人的奴仆。在最早出现球场的“爱的阶梯”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社会复杂化的证据，包括大型公共房屋的出现，陶器中用于宴飨的器物尤其是酒器数量的剧增等。而在奥尔梅克文明时期，著名的巨石头像一般被认为是装扮成球员的国王形象。 仪式功能的强化 仅仅是娱乐或是赌博远远不能涵盖球赛的意义，事实上，球赛更多的是仪式的一部分，尤其是越到晚期，仪式的功能愈加凸显。特别是在古典玛雅时期，这种仪式功能在雕刻、铭文、壁画和陶器彩绘中得到大量体现。 球场具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义。玛雅神话《波波乌》（Popol Vuh）里记载了玉米神和英雄双兄弟在球场游戏惊扰了西瓦尔巴的死神，被召唤到地狱的故事。书中描述的球场位于地狱西瓦尔巴的上方，是人间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同样，在科潘球场，考古学家发现了三个石质标志柱，呈平面形状近圆形。在石块上雕刻了“亚”字形的方框，方框内是两名球员正在进行球赛的场景。 这种“亚”字形的雕刻大量发现于壁画和雕刻之中，象征了大地的裂缝和地下世界的出入口。玉米神一般就从这个“亚”字形的裂缝中重生，如在桑巴特洛遗址出土的壁画中，玉米神就在大地怪兽的裂缝中载歌载舞等待重生。这种“亚”字形的图案雕刻最早可追溯至奥尔梅克时期，祖先神往往伴随着云雾现身其间。因此，科潘球场的这三个标志柱在玛雅人看来就是人间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球场具有连接地下世界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球赛一般伴随着祭祀和牺牲。科潘遗址大广场上出土的4号祭坛表现的就是一个被绳索捆绑的比赛用球形象，用于祭祀。上部有一刻槽，学者们一般认为，是用来引流牺牲的鲜血。与科潘4号祭坛类似，提卡尔遗址8号祭坛同样表现了一个比赛用球，上面雕刻了两个被绳索捆绑的牺牲，从他们的头饰来看，身份并不低。在亚斯奇兰遗址的2号象形文字台阶上，雕刻了一场特别的“比赛”。亚斯奇兰的鸟豹王装扮成玉米神正准备击打从台阶上滚落下来的球，球内雕刻的就是一个被捆绑的牺牲。 类似的场景在雕刻、壁画和彩绘中比比皆是。但是，考古发现中并未找到阶梯状的球场。考古学家认为，这只是对比赛结束后祭祀场景的描绘，这在大量的雕刻铭文中可以得到佐证。由于比球场更具展示祭祀过程的视觉效果，玛雅人选择在阶梯上进行杀牲献祭的仪式。 基于祭祀活动的重要性，球场甚至被称作“六阶之地”（玛雅语Wak-Eb），意指有六级台阶的祭祀场所。有些“六阶之地”甚至开始模仿真实的球场，设置了三个标志柱，如科潘遗址22号神庙的南部小广场。与此同时，铭文中开始出现大量的以台阶表示球场的象形文字。这些迹象均表明，在古典玛雅时期，球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球赛越来越偏向仪式化，祭祀的功能愈加凸显。 在球赛中杀俘虏祭祀是玛雅人的风俗，那就意味着球赛会经常与战争联系到一起。在一些铭文中，有一种被称作“三征服之地”（玛雅语Ox-Ahal-Eb）的球场，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球场就像是一座战争纪念碑。在纳兰霍遗址出土过一件石雕，记述了王国被南部的城邦卡拉克尔打败的故事，铭文上写着纳兰霍的国王“在三征服之地进行球赛”。 科潘的象形文字台阶上有两个关于球场的描述词，一个是“蝙蝠之屋球场”，另一个就是“三征服台阶”。蝙蝠之屋是关押战俘的场所，《波波乌》里记载英雄双兄弟就曾经被死神关在蝙蝠之屋。巧合的是，在象形文字台阶的上方神庙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与战争之神——特拉洛克相关的雕刻。这些证据足以表明球赛和战争的密切联系，也不由得让我们回想起《波波乌》里，球赛最初就是英雄双兄弟和地狱死神之间的战争。 从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克文明、墨西哥中部的特奥提瓦坎和阿兹特克文明，到奥哈卡谷地的萨波特克以及南部的玛雅文明都对这种球赛痴迷至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令人血脉偾张的体育运动，更是融合了多种社会和仪式功能，加强文化认同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以后，为了便于统治，他们以球赛过于危险为名，取缔了这项活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