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正白旗人。清末时期，端方在政坛显赫一时，历任湖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端方世居直隶丰润县，丰润别称“浭阳”，端方在史书中亦被称为“浭阳尚书”。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近代国学大师，尤其在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上作出杰出贡献。端方与罗振玉，一为封疆大吏，一为学界翘楚，机缘巧合，两人从交往到交谊，书写了清末时期政、学关系的一段佳话。 变革之际互为奥援 清末，清政府接连推行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新政改革运动。各阶层有志之士踊跃投身于改革洪流之中，政治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往往互为奥援，以期更好地施展抱负。端方、罗振玉的交往首先表现在改革事业的合作上。 端方、罗振玉交往始自戊戌维新时期。罗振玉早年关注农业，“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1896年，罗振玉联络同人在上海创办学农社，并于次年刊行《农学报》，这是一份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专业刊物。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设农工商总局，端方为三督理大臣之一。因关注到罗振玉发展农学的成就，端方在赴任伊始即函询罗振玉兴农之策，罗氏这样记述其事：“戊戌新政举行，浭阳端忠敏公任农工商大臣，锐意兴农，移书问下手办法。予谓欲兴全国农业，当自畿辅始。昔怡贤亲王议兴畿辅水利，竟不果行，公若成之，不朽业也。因寄畿辅水利书，附以长函。公阅之欣然，乃先议垦张家湾荒地。而值八月之变，公出任外吏。”端、罗第一次交往止于书信往还，但为以后的交往打下了基础，罗振玉即称“与公订交，实自此始”。 1902年春，罗振玉结束日本学务考察后归国，往湖北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并首次与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相见。这次会面，端方进一步了解到罗振玉“力学深纯，心术正大”，“于学堂教育之法凤有探讨”，埋下了之后两人学务合作的伏笔。1904年夏间，时任江苏巡抚的端方聘请罗振玉为江苏教育顾问。罗振玉到苏州后，在端方支持下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并出任学堂监督，是为二人新政事业方面的首次合作。端方对罗振玉极为信任，称其“明于教育管理之法，若能假以事权，始终经理，将来必有成效可睹”。罗振玉不负期望，学堂开办得富有朝气，刘铁云参观该校后曾赞道：“师范学堂井井有条，罗叔耘真人杰也。”然而不久，因招生问题罗振玉被迫离职。端方、罗振玉一致主张，该校虽为苏设，然苏、宁本一省，有投考者当一律收录。但这一主张遭到了苏州绅士阻挠，并以该校建房侵地为名排挤罗振玉，端方虽极力周旋而不果。罗振玉离开江苏后，一度产生退隐之心，端方又积极为其在学部谋求职务，曾致电罗振玉谓：“学部新创，荣相国（荣庆）长部，已奏调君到部行走，请即入都。”最终，罗振玉至学部任职。 1905年7月，清政府遣派载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随带人员出洋考察，此举受到国人广泛关注。罗振玉或许正是因为之前和端方颇有交往，特地撰成《调查政治管见》一文，为考察团提出若干具体建议：其一，考察团要广泛敦请国外宪法专家开讲演会、咨询会，以明了“宪法当如何规定”；其二，中国国体民俗多类日本，异于欧美，应对日本宪法加意研究；其三，当考究政治精神，即“上下相感孚之道是也，民与国何以有极坚固之爱力”；其四，考察各国政府构成、职责划分，以及如何使官员各尽其力而无牵掣之弊；其五，建议清政府在考察团归国后，以三年为预备立宪之期；其六，两路考察团调查完毕后，应当会商折衷至当之办法。此文受到媒体追捧，1905年9月27日的《时报》、10月8日的《大公报》皆将此文全文刊出。从考察团出洋考察的实际情况来看，罗振玉这些建议几乎全被采纳。 文化事业互利共赢 端方笃好金石书画，颇负盛名。以藏品为媒介，端方与文化界结成广泛联系。这当中，端方与精于金石研究的罗振玉交往尤称密切。 罗振玉通过观览端方藏品开阔了眼界，甚至揭开了学术上的疑团。晚清时期，秦权文字为学界奉为至宝。端方秦权收藏颇负盛名，1902年罗振玉与端方首次见面时，端方“时新得吴愙斋中丞所得石权，出以见示，予摩挲不忍去手”，端方遂“尽出所蓄权十有一列几上”。1903年，罗振玉于端方处见到襄阳钱氏所藏熹平镜，“制造绝异，按以指有声如中空，始知《博古图》所谓夹镜者，世尚有之”。1906年，端方出洋考察归国，带回在欧洲得到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像修寺碑墨本，此碑原立新疆，后被德人掠去，字体方劲如爨宝子，罗振玉得观后非常兴奋，既校录其文并加考证。1909年，罗振玉从端方处借观唐咸亨四年弘文馆写本《金刚经》残卷，珍爱异常。 端方藏品也是罗振玉撰写著述的重要依据。1907年，罗振玉到南京观览端方藏砖。1909年，两人见于京师，罗振玉将新近收藏的秦甲兵虎符出示，端方钟爱至极。罗振玉生动记载了两人谈笑风生的情景：“（端方）慨然曰：‘百鸟不如一鹗，君一日之获，乃过予廿载之求。’窥其有欲得色，而不能措诸口，乃慰公曰：‘予将合传世之先秦金石刻辞勒为一书，而以此符为之冠，异日书成，此或归公。’公曰：‘善，谨俟之，毋食言。’予戏答公曰：‘公不与我墨本者，此书终不成，此符或且终为我有而。’相与大笑。”至1914年，罗振玉将所见秦刻勒刻成书，然此时端方已死，无缘见到此书了。罗振玉满怀感情地在《秦金石刻辞序》一文写道：“追思畴昔，如隔世事，……不胜今昔之感。” 罗振玉对端方藏品著述作了不少整理修订工作。晚清关于瓦当的收藏较少，乾嘉以后仅有王氏《竹里瓦当文存》，端方就自己所藏瓦当辑为《匋斋藏瓦》一书。罗振玉结合端方所著，将自己平生所收集的墨本三千余纸著成《唐风楼秦汉瓦当》，并希望“当世君子，异时所得再赓续焉”。1909年，端方将《匋斋藏砖记》一书示罗振玉，罗鉴于多有伪舛之处，乃选文字完善者三十一纸，“手自勾勒，以诒当世匋斋所藏”。1915年秋，罗振玉购到端方以己藏品为基础所做古官印考略、金石略等手稿十余册，每册手稿或仅二三纸，多者亦不逾三十纸，古官印考略仅清写目录，金石略则仅跋尾数篇而已，且皆涂乙狼藉。罗振玉遂将这些手稿分类整理，辑录金石文字跋尾十七则。 对敦煌遗书的抢救，也是端、罗文化交往的一大内容。敦煌遗书发现后，匈牙利人斯坦因及法国人伯希和相继将大批遗书运往国外。1909年，伯希和抵达北京，端方遂影照其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罗振玉先是从端方处将该残卷借印十本，又与董康、王式通、恽毓鼎、吴昌绶等同人同伯希和接洽，与之达成将运到法国的敦煌遗书影印送华的协议。罗振玉为筹措影印费，不得已求诸已被革职的端方，其致函缪荃孙言及此事缘由：“当日向伯希和借影各书时，辇下诸公一倡百和，以为众擎易举，乃伯君书至，谓须影费三千元左右，则众皆观望不前，不得已吁于端忠敏。”端方起初“慨任所费”，但终因力实未逮作罢。后端方又向罗振玉介绍张元济，欲借商务印书馆之力，但最终不果。至1913年，罗振玉以一己之力编辑完成伯希和三年来所邮寄的敦煌藏本影片，成《鸣沙石室佚书》。同年，罗振玉担心《沙州图经》因端方遇难而失传，遂“搜行箧得旧本，亟遣工复影”，以“推广忠敏传古之雅意”。 合作交谊的原因 端方和罗振玉存在着地位和身份的差异，两人能够长久地合作交谊，携手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保存发扬传统文化，既与共同的事业追求有关，也与文化观念高度契合有关。 端方在清末以思想开明、力行新政著称，对发展教育更是不遗余力。严复曾受端方邀请出任复旦公学监督，赞其“以宾师之礼相推挹，外貌极客气”，“为近时之贤督抚”。端方督抚的身份，决定了他在推行改革时，如何处理好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并获得广泛支持与协作，既是其利益使然，更是其职责所在。罗振玉重视学以致用，期盼国家振兴，是社会改革派的杰出代表，他创办农学社、与端方合作办学的实践，无不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匡时济世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文化取向而言，端方、罗振玉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端方将收藏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途径，其言：“三代文字不尽传于后世，惟金石仅有存者。”又言：“今之存且聚，不早为图之，将使古人之事迹、文章自吾身而泯没，可不谓大哀乎？故吾之亟亟于此，非徒徇嗜好也，所以存古人也。”罗振玉是中国文化的忠实守护者，除自身以研治中国文化为职守外，还与王国维合作创办《国学丛刊》杂志，分经、史、小学、地理、金石、文学、目录、杂识八目，以期借此扭转时人竞相追逐新学而“旧学日荒”的不良现象。端方对此颇为赞赏，其致函罗振玉说道：“今承学之士，新学半袭皮毛，而旧学已归荒落。《国学杂志》之作，将以商旧学而迪新知，此举良不可缓。”是言鲜明展示出端、罗二人在文化观念上的一致性。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1918年，罗振玉撰成《端忠敏公死事状》，了却了一桩心愿。罗振玉在叙述写作缘由时言：“宣统辛亥冬，端忠敏公既殉难蜀中。当时议者犹或疑公性通脱，其仓皇遇变，殆未必夙具死志。余虽能知公，然无以为公解也。”直到1914年，罗振玉在上海从沈曾植处听到端方死事经过，爰撰斯文。他记述道，端方至资州后，其旧部余大鸿曾面见端方，称此地“非善”，建言速进成都或退守宜昌，而端方则慨然曰：“老夫知有朝命耳，师所驻必奏报，今若移军者，非请旨不可。君行矣，吾谢若厚意矣。大鸿喻公旨，乃太息流涕，拜公而别，不逾日，而难发。”在罗振玉笔下，端方完全是一副“夙具死志”的忠烈形象。是论真实与否姑且不论，然固不可不谓两人交谊之产物。（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