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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借欧美列强无力兼顾中国之机，积极推行以武力威胁和政治干预为主的对华政策，强行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通过最后通牒形式强迫中国接受除第五项要求之外的多数要求。其后，采取暗中倒袁和援助革命党之政策，参与中国之内争。这一切都加深了中国民众的反日感情，而且也招致列强的猜疑和反感。1916年10月，山县系官僚寺内正毅组阁后，对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进行调整。时为寺内内阁与党的政友会总裁原敬在批判大隈内阁外交的基础上，针对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对华政策作为该时期日本外交方针的核心内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它对于认识和了解该时期中日关系的实际状态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鉴于此，本文拟以原始史料《原敬日记》及外交档案相关记载为基础，对原敬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作一探讨和分析。 一 1916年10月，大隈内阁辞职，寺 内内阁上台。当时，寺内内阁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是改变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元老松方正义拟定《对华政策意见书》，在意见书中，松方在回顾日本自辛亥革命以来对华政策的基础上，严厉批评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不仅招致中国的反感，也引起列强的猜疑。他在强调中国作为日本对付西方发挥屏障作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所谓“日中亲善”，协力合作，并保持与西方各国协调一致。松方的意见得到元老山县有朋的支持。时为政友会总裁的原敬在11月11日会见山县之际，也表示要改善日中关系，指出“该问题是国家最大之急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确立新的方针”（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四卷，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版，第235页）。寺内也深感有必要改善对华政策。于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寺内内阁在1917年1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关于对华政策》五条。提出“帝国要尊重并维护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中国的任何政党或派系，均采取不偏不倚之态度，不干涉中国一切内政之纷争”（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86年版，第424-425页），但涉及日本在华之特殊权益时，强调“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帝国政府将依据既定之方针逐步扩大、增进帝国之特殊利益；在福建省根据明治三十一年及大正四年两次换文，确保中国所承认的帝国与该地区之特殊关系，并渐次致力于扶植我之势力；至如山东问题，应待和平克复后再谋其最终之解决。当前之问题，是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享有之一切利益归于帝国之所有。”（《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425页）除上述地区之外，“尽量与列国保持协调，致力于使得列强逐步承认帝国在中国之优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425页）。15日，寺内将对华政策五条交给原敬和国民党党首犬养毅过目，原敬表示“虽然我等赞成该方针，但如不将其公布则难以消除中国及列国的误解，得到我国民之谅解”（《原敬日记》第四卷，第256页）。 寺内虽然强调不介入中国南北对立，但由于其必须以中国的正统政府——北京政府为外交对象，时任国务总理的皖系领袖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支持段祺瑞，干涉中国内政之情势。西原龟三是寺内对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核心的决策者和实施者，负责对华借款和与段祺瑞之联络。1917年2月中国对德参战和7月张勋复辟两次事件，促使寺内内阁明确提出援助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北京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本最初对于中国参战并不积极，但1917年2月，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于4月正式参战。同时，美国也劝说其他中立国及中国参战。寺内内阁获悉之后，认为中国参战对于日本获得在山东权益是有利的，而且也可通过劝说参战增强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于是，2月中旬，速派西原赴北京，以退还庚子赔款约2亿日元、支援参战费3000万日元为条件，劝告中国参战。虽经西原多方活动，但由于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对立，北京政府并未立即参战，而是先于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围绕参战问题，爆发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5月，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但北洋派各督军宣布独立。黎元洪要求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入京后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后拥立宣统帝复辟。在寺内内阁支持下，段祺瑞发动讨逆战役，张勋复辟失败。段于7月14日，第三次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冯国璋任代大总统。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 二 以段祺瑞重新组阁为契机，7月 20日，寺内内阁通过内阁决议，指出“现鉴于各国既已对中国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表示承认，并表示同情，因此，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内阁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中日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上策”（《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437页）；对于南方派，“鉴于今日南方派提倡的民权自由思想，随着世界大势所趋，而渐趋深入中国人心，即使北洋派能够以实力使其一时受挫，但终究不能将其从根本上剿灭，故帝国政府露骨地使段内阁加强压抑南方派，与南方派结下深怨，并非永远的利益。”（《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86年版，第437页）具体措施为：决定给予段政府以财政援助并供给武器军需品，并拒绝南方派提出的这类要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437-438页）。总之，决议在提出援助段政府的同时又避免刺激南方派。很明显，这两者是矛盾的，必然会引起中国南北之间对立激化。同时，寺内为了统一国家的外交国防政策，改组外交机构，于1917年6月成立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大幅度剥夺外务省的权限。目的是将各政党聚集在一起，以建立举国一致体制，为此寺内邀请各政党首领参加，原敬和国民党党首犬养毅同意参加。外交调查会直属天皇，对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和决策。 三 原敬为了对寺内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进行制约，于6月6日答应出任委员。他认为寺内内阁的援段政策，即使是不露骨，如果援助北洋派，就必然使得北洋派进一步压制南方派，应“暂时采取不干涉，优胜劣败结果，也许会出现相当有力量之人，到那时才可以采取相当之处置”（《原敬日记》第四卷，第302页）。在7月27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明确指出：“援段就是援助北方，向北方供给金钱和武器就是压抑南方，其关系甚大。最近听闻首相说不干涉内政时，我们曾表示赞同，但现在的说明似乎是要改变这一方针。如果由此开始的更为重大的关系只是与段内阁开始外交上的谈判，那本是极为平常之事。但如果涉及贷款和供应武器问题，那就不得不慎重考虑，决不能急于作出决定。中国的现状将会如何发展，尚在完全未定之中，也许南北能够妥协一致，也许出来一个有力者进行统一。总之，看准归宿以后再进行援助方为上策。现在还不是时候，必须仔细考虑。……今日之状态决不能操且过急，应该慎重旁观中国现状……冷静考虑前途再加以决定。”（《原敬日记》第四卷，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版，第305页）8月1日，在与本野外相会谈时，原敬对于援助段内阁，再次指出“即使段成立政府也没有必要着急予以援助，英国固属当然之事，对美国也要进行充分意思沟通之后，认为迫不得已之际再由我着手，要求中国保证治安应为上策，希望南北妥协成立一致之政府，此事不可能的话至少有必要堵塞南方要求美国援助的途径”（《原敬日记》第四卷，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版，第307页）。总之，原敬认为在中国尚未实现统一的情势下，如果盲目援助段内阁，会引起南方派的反感和列强的猜忌。关于中国参战一事，原敬强调“避免谈及关税问题和归还庚子赔款问题，无论如何促使中国参战一事虽对我来说有一些利益，……但对于即使牺牲我方利益也要使其参战这一点存有疑问”（《原敬日记》第四卷，第307頁）。 为维护与寺内内阁的良好关系，由于寺内的强烈要求，在8月6日召开的讨论对华问题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对于向段内阁贷款、供应武器以及不援助南方派问题，表示虽“大体认可政府之估计，但要与列国中尤其是与英美进行充分意思沟通后再实施该方针。另外援助段内阁也不要直接提出获得利权（比如悬案等），此等会成为招致列国误解原因，应徐徐图之。除暂时借款之外未来要建立监督之途径，出售兵器要在他日会议上再予以决定”（《原敬日记》第四卷，第308页）。 关于中国参战问题，原敬明确指出“列国及日本不应劝诱参战，应由中国要求参战而其后英国如能向中国提供充分利益的情况下，日本也要在不损害我方利益的范围内不得已与各国步调一致进行”（《原敬日记》第四卷，第308-309页）。在10月3日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讨论决定向北京政府出售武器。原敬指出：“在以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时的情况不容提供武器，但现在如支持段而又不致引起列强提出异议，那就得先设法排除它们的误解。而且武器要少（步枪4万支，其他野炮等价值在七、八百万日元左右），言明不得用于讨伐南方，才可以答应出售。但中国政府答应不去用作讨伐南方的声明，当然要使日中两国国民周知，而且要向列国通知以避免其误解。”（《原敬日记》第四卷，第320页） 综上所述，寺内组阁之后，对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进行调整。最初虽提出对中国南北方“不偏不党”，但鉴于北京政府作为中国正统中央政府且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其外交对象自然是以皖系段祺瑞为核心的北京政府，故对其抱有“好意的中立”方针。张勋复辟失败，推动中国参战后，寺内内阁明确提出援助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北京政府的对华政策，即援段政策。援段政策包含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援助北京政府，二是拒绝援助南方派，但同时又不希望刺激南方派对日本产生恶感。原敬反对援段政策，指出这是干预中国内政，主张在当时中国南北分立的局势下，不要明确提出援助一方，压制另一方，建议采取对华旁观政策。（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