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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颠沛流离之中笔耕不辍 从1935年到1940年，陈述在史语所工作了五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史语所的发展因受时局影响而不断播迁。1935年11月，史语所历史组迁入南京北极阁新址，陈述亦随所南下。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史语所开始迁往长沙，在长沙短暂停留两月之后，便决定再迁昆明。1938年3月，陈述刚刚抵达昆明，便与劳榦一起写信向傅斯年汇报了迁徙情况：“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先生尤卖气力，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物工作也。惟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傅斯年档案，Ⅱ-455）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滇边军事吃紧，昆明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史语所不得不于1940年10月从昆明陆续迁往四川李庄。就在此时，金毓黻向史语所商借陈述到位于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所以陈述未随史语所到达李庄，而是直接去了四川三台。由此观之，陈述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随着史语所由北平至南京，过长沙，到昆明，最终落户三台，生活大受影响。 可贵的是，陈述在颠沛流离之中依然笔耕不辍。于史语所任职期间，他先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头下考》《契丹世选考》《东都事略撰人王赏、称父子》5篇论文。这些论文的撰写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陈寅恪的指导。从陈寅恪书信集来看，他写给陈述的书信数量很大，共计22通。这些书信一是请求陈述等人代为寻书的短笺，一是对陈述治学的指导意见。譬如，针对陈述对曳落河相关问题的疑惑，陈寅恪在一封回信中写道：“曳落河最初为何民族语，尚待考。……尊著所定为契丹语之文献似较晚，能得时代更前者尤佳，但恐不易求也。”“禄山于契丹关系深切，不独孙孝哲为其骁将也。”“曳落河在禄山前是否亦专名，即一种民族之名，而健儿之义转为后起，与赭羯同耶。”（《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1页）观照陈述发表的《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一文，可知他在撰写“安禄山曳落河下落之臆测”一目时，采纳了陈寅恪的观点。故而，陈述在此文结尾处突出强调：“本文属稿，承陈寅恪先生驰书启诲者再，几千数言。敦敦不厌烦琐。”（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1938年） 除以上5篇刊出论文之外，陈述在史语所任职时期还曾撰成《舍利横帐考释》一文，并且此文后来被编排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第四分。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史语所档案中有一封傅斯年1943年6月3日写给贺师俊的信件，内容是告知贺氏将“《舍利横帐考释》抽出换入《讲史与咏史诗》”。（史语所档案，李9-3-17）《讲史与咏史诗》是史语所的张政烺所撰。傅斯年的这一做法，是否因为陈述已到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处在抗战时期，出版困难，所以尽量优先刊发留在所内的同人著作？此中缘由，不得而知。在史语所的公文档中还有一通那廉君写给陈述的信，主旨是询问陈述是否收到了寄还的《舍利横帐考释》一文。（史语所档案，李9-9-5）《舍利横帐考释》在陈述生前终未刊发，直至他去世之后，才刊于2000年5月出版的《燕京学报》新八期。 不惟论文的撰写、发表，陈述于史语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著作应是《辽文汇》。根据史语所1935年的工作报告记载，陈述参照“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黄任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及新得之辽碑志若干种为《全辽文》之校订。”（《傅斯年全集》（六），第489页）后来，陈述考虑《全辽文》“极端形容之‘全’字，过为隆重”，于是征得傅斯年同意，改为《辽文汇》。（《陈垣往来书信集》，第622页）1937年傅斯年在致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的信函中特别提到，史语所在著作上“有特殊贡献者六人”，其中之一便是陈述。他说：“陈述最近将出版者有《辽文汇》一书，并著有重要论文。”（史语所档案，元127-11a）陈述至迟于1937年2月即已撰成《辽文汇》并交付商务印书馆（史语所档案，元339-9-2），但该书至1940年他离开史语所至东北大学任教时，仍未能出版。分析其中的原因，应主要在于，陈述精益求精，在校对清样的过程中根据新见史料不断增补，以至商务印书馆在1941年7月8日致史语所的公函中说：“《辽文汇》曾经作者校阅数次，为求早日结束期间，此次改正后，拟不再奉寄复阅，即由北平分厂径打纸型，以便付印，尚祈鉴谅。”（史语所档案，李7-4-17）。尽管此书即将付印，但仍因时局影响而未能出版，直至1953年，才在郭沫若的协助下得以刊行。 陈述在史语所中从事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辽史补注》的编纂。从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辽史补注》来看，陈述于1935年10月已初步拟定了《辽史补注》的《序例》，但这项工作在史语所历年的工作报告及史语所档案中却很少被提及。譬如，陈述于1938年曾向傅斯年书信汇报年来研究情况，谈到已往未了的工作有：唐宋之际南北和战系年，曳落河考释，辽文汇；渴望整理的问题有：契丹南面官制考，契丹开国前史迹，契丹蒙古（同源说）因革考，沙陀考，女真与胡里改；今后工作：头下考。（傅斯年档案，Ⅲ-230）显然，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述在史语所已经从事的研究和即将开展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陈述却只字未提《辽史补注》。笔者以为，陈述最初无意撰成一部史注，后积累渐多，感叹“在此千年诸史之中，尤以《辽史》记载最缺漏，遂以厉（鹗）、杨（复吉）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元诸史及《册府》、《会要》、碑志、杂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汇集一编”（陈述：《辽史补注·后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773—3774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陈述将补注《辽史》的书稿“携之转徙后方，亦未多有增益”。可知陈述在1938年给傅斯年写信之前，《辽史补注》已初具规模，但因“未多有增益”而未达到自己期许的要求，故而在向傅斯年汇报研究情况时并未提及此书。其后，陈述被借调至东北大学，《辽史补注》曾列于出版计划，但因困难重重，终未能面世，直至2018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