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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马共文件档案、当时的报刊杂志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年谱、传记、回忆录等，来梳理1953年至1955年华玲和谈之前中共和马共关系的真实状态，分析中共对于马共转变斗争形式、提出和谈倡议的影响。由此反映新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实施状态，尤其是中国在马来亚半岛外交思路的改变。 关键词：华玲和谈 和平共处 马来亚共产党 1955年年底，马来西亚（当时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联合邦）北部吉打州一个名叫华玲（Baling）的小镇名噪一时。因为在这个镇上一间小学校舍里，发生了牵动马来亚半岛乃至全球亿万人心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当年马来亚联合邦普选中获胜而即将执政的马华印联盟[1]同马来亚共产党[2]之间举行了一场和平谈判。自1948年6月英国殖民政府宣布“紧急状态”[3]以来，马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同政府交战了7年，双方都有重大人员伤亡，并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使得这片在二战中遭受日本蹂躏的土地仍然饱受战乱、民生凋敝。人们翘首以盼这次谈判能够带来和平。然而，两天的谈判没达成任何协议，从丛林中走出来坐到谈判桌前的马共总书记陈平，再次返回丛林。“紧急状态”仍然继续，和平机会一纵即逝。[4] 对于这场发生在冷战初期东南亚地区、具有轰动效应的谈判，已经有过许多的书写与研究。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谈判得以促成的内因外缘、主要从联盟和马共双方来进行研究[5]；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谈判过程、注重于谈判双方得失[6]；有的研究者分析了谈判的后果、剖析其对马来亚历史的影响。[7] 然而，尽管当时的冷战西方阵营国家几乎都认定马共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称“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以下称“苏共”）在东南亚进行革命的工具[8]，尤其因为马共成员主要是华人，中共的影响被认为是更主要的。但是对于华玲和谈这一重大事件上中国因素的专门学术分析并不多。[9] 目前，华玲和谈的当事一方——马共领导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于中共的影响和作用做了基于本人记忆的分析。有趣的是，马共总书记、也是马共参加谈判的主要人物——陈平否认中国对于华玲和谈的影响，他认为马共正是因为没有按照中苏两党的建议，所以才有了华玲和谈。而谈判进行时已经在北京生活了6年的马共驻华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后来马泰边境马共民族解放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阿成（又名阿海，原名单汝洪），却认为正是苏共和中共向马共提出转变斗争形式的建议才使马共做出了策略改变、开始主张同政府谈判。马共领导人所说的“转变斗争形式”就是指从非法的武装斗争转为政治斗争（合法斗争或者地下斗争），也就是从当时马共同政府的战争转为进行和平的政治活动。那么，中共对于1950年代马共的战略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具体怎样影响到华玲和谈呢？在这些问题上，都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反观华玲和谈前后中国因素对马共的影响，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整体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与改变。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马共文件档案、当时的报刊杂志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年谱、传记、回忆录等，来分析和梳理1953年至1955年底华玲和谈之前中共和马共关系的真实状态，试图厘清在这场和谈得以形成的过程中，来自中国方面的意见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从而以此来考察1950年代中期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实施状态。[10] 一、马共的武装斗争与中国的道义支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于马共在马来亚半岛的斗争了解和影响都比较有限。1930年4月底，马共成立于马来亚半岛中部的森美兰州瓜拉比劳（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共产国际派遣胡志明出席了马共的成立大会。[11]马共在其整个活动过程中都是以华人为主，尽管共产国际和马共本身多次想要改变这个状态、大量发展非华人党员，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这也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往往指责马共是中共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的重要理由。自成立之后一直到1941年底日本入侵，马共在马来亚半岛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因为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马共一直是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这种局面直到马共同英殖民政府合作抵抗日本侵略后才开始改变。在抗日战争中，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为日本攻陷马来亚半岛后仍然坚持抵抗的唯一力量。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返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承认马共的抗日功绩，并宣布马共为合法政党。[12]但是，马共与英殖民政府的合作是短暂的，马共在争取马来亚民主独立过程中的激烈言行举措遭到殖民政府的打压。1948年6月18日，殖民政府宣布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把马共列为非法组织，对马共和党员进行大逮捕。[13]于是，马共起出二战后掩埋在森林中的武器，重新武装原来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组成“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反抗英殖民政府。然而，对于马共在抗日战争之后的斗争情况，正在进行国内解放斗争的中共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在1949年之前，中共同马共之间主要是通过香港的中共联络人来进行有限的联系。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9年初同访问西柏坡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会谈时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中共赞同苏共要加强“同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的观点。但是，中共当前“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比较紧密些，和其他共产党的联系较少，与日本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关系。与各共产党的所有联络工作都是通过在香港的专门人员进行的，但是工作做得较差。”[14]这也可以从陈平的回忆录得到了印证。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一书中说到：“我在1947年访问香港期间，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驻香港高级干部，得到一系列代号和安全的邮政地址，供我党联系之用。直到1949年中为止，我们只有间歇性利用这些邮递管道通讯，而且也没有带给马来亚共产党重大意义。”[15] 而到了1949年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之际，情形发生了变化，马共人员的到来使中国对马共了解增多、开始关注和支持马共的斗争。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逐渐将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派遣或者流亡人员吸引过去。其中，就有马共中央派往中国治病、学习并打通同中国直接联系的8名党员。[16]据这8名马共党员中的马共中央委员阿成的回忆，这8名马共党员是陆续抵达中国的，他是最早一批，1949年5月抵达北京。这些马共党员到达中国后，很快同中共党内当时负责对外联系事务的中央统战部取得了联系，由统战部二处[17]负责接待和安排。刚从香港来到北京的华侨干部黄薇及其丈夫龚陶冶成为了这些马共党员的主要联络人。[18]于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同马共的联系增多起来。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对马共帮助和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政府积极接收、安置和培训马共派往中国的人员。据阿成的回忆，从马来亚到达中国的马共党员很快得到安置和治疗，他作为马共中央委员，被安排住进中南海，并且有专门的中央保健大夫替他治病。从1949年7月上旬起，“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始筹划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大约7月底，‘第一学习组’便在中南海开班授课了，学期一年。”这个学习组按国家分为7个小组，马共组2人，讲课的内容包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运动等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这个学习小组授课的都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有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罗瑞卿、李维汉、彭真等人。[19]随着到达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成员人数的增多，195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设立马列学院“第一分院”，专门培养亚洲兄弟党干部。马共从之前被驱逐到中国的马共党员中挑选了20多人参加第一分院的学习。[20]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还在其他几个省份设立了马列学院的分院，这些分院都有马共成员参加学习。其次，中共帮助和引导马共走上国际舞台。无论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性会议还是中国代表团出席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性活动，中国领导人都乐意带领马共成员前往参加，并且帮助他们设计宣传内容、交往方式等等。比如，阿成就参加了1949年12月在“世界工人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工会大会”；马共中央副书记杨果的妻子曾雪虹被遣送到中国后，被选入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学习，在学习期间被调派随中共代表团参加布达佩斯世界和平大会、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东柏林世界妇女大会、北京亚太和平大会等多项国际活动，并在1953年的北京亚太和平大会上主持“马来亚日”。[21]中共党内的对外工作专家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曾雪虹等人在这些国际场合进行对外交往和宣传。中共的引导使马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马来亚的工人运动、左翼运动等情况逐渐为世界人民所了解。第三，新中国政府接收和安置被英国殖民政府遣返的华侨。这些华侨是被英殖民政府以共产党分子的名义驱逐出境的，其中有一些是马共党员，也有一些是只是同情马共或者左翼运动的华侨。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到，截止到1954年底，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到中国的马来亚华侨共计32批次[22]；而中国“各侨务机构在这五年中（1949-1954），共接待了从马来亚、泰国、越南法占区、日本等各地回国的侨胞将近八万人，并已尽可能地做到了适当的安置。”[23] 总的来说，建国初期，新中国对于马共在马来亚半岛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不太了解发展到了对其进行积极的道义支持和国际声援。然而由于缺乏同马来亚半岛内部的及时有效沟通和联络，这些支持和帮助主要还是在马来亚境外发生，并没有对马来亚境内革命斗争产生多少直接影响。 二、马共武装斗争遭受严重挫折与中共建议“改变斗争形式” 到了1953年前后，马共在马来亚半岛的武装斗争遭受到了严重的挫败。一方面，英殖民政府增派兵力加强镇压马共武装，“紧急状态”期间，大约有40,000名军人被调用来围剿马共。此外，当局还安排了约67,000名警察、250,000保卫队，30,000名特别警察部队进行地方上的治安保卫工作。而马共武装力量在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5000-8000人而已。[24]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加强了社会管制、政治宣传和心理攻势，尤其是1950年6月开始实施的“布里格斯计划”[25]将华人移居“新村”，在极大的程度上破坏了马共的食物、医药和情报供给。至1952年3月，殖民政府就成功将大约423,000人（约85,000个家庭）迁入全马各地的410座新村。[26]到1954年，被迁到新村的人数则达到了543,555人，分布全马的新村则达到439座。[27]在这种情况下，马共原来设想在半岛南部吉兰丹州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完全失败，马共武装从南往北节节败退。1952年，马共中央转移到北部的金马伦山区准备设立武装总部，却发现那里根本提供不了总部50人部队的粮食，只好继续往北转移，到达泰国南部。马共总书记陈平后来承认，1953年到1954年是马共武装斗争严重挫败的时期。[28]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又名林文）1953年春夏之交到达北京，中国了解到了马共武装斗争的困境。小章先是正式和阿成组成了马共代表团[29]，接着他向中共中央汇报了马共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1949年到1953年的情况， 中共开始带领马共同苏共建立直接联系[30]。1953年7月，小章向中联部提交一份报告，题为《关于马共的政策与组织情况的报告》，并附有《关于森林根据地的一些补充意见》。报告将马共武装斗争在当时的状况归结为三点： “1、我军发展最高峰时大约有八千到九千人枪左右，目前只存四千多人枪。 2、自从敌人把乡村地区近百万居民，驱赶到约四百多个集中营式的‘移殖村’[31]后，便切断了部队粮食的主要来源。目前部队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些队伍已长时间处于半饥饿状态，惟有靠一些生果、野菜、或猎取野兽、如老虎、猴子、大象等充饥。3、抗日时期我们还可在森林里开荒、种植，解决部份部队粮食供应的问题，但抗英战争后，由于敌人经常派飞机在我营地上空盘旋，发现我军在森林中开荒种植的芭场（即农场）后，就不断向这些芭场喷射化学药水，成片成片地毒死我们的粮食作物，不仅收成无几，就是有收成也难免掺杂毒药成份，因此自己开荒生产的农作物已很难提供部队的需要，更谈不上维持需要了。”[32]在提交这份书面报告之前，小章已经向接待他的中联部联络人以及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做过类似的口头报告。这份中文写成的报告如今在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被发现，很有可能是中共领导人了解到马共国内斗争状况之后，再将这份报告转给苏共中央。 在上述这份书面报告末尾，小章提出：“按照目前的形势看来，还是改变斗争形式较为有利。” [33]但是，可能之前不知道存在这样一份档案的铁证，无论是陈平还是阿成，在他们后来的回忆录中都不承认在1953年马共自己已经提出过转变斗争形式的问题。阿成在他的《我肩负的使命》一书中，用当事人的对话来说明当时小章和他都没有想要转变斗争形式，他是这样写的：（小章汇报了马共武装斗争面临的困境），王部长[34]听后，深有所思地问：“这样，你们军队将如何生存和继续将革命战争坚持下去？”小章似早知他要提这个问题，便马上回答道：“正因为产生这样的问题，中央才派我来与中共和兄弟党的同志们交换意见。”王部长问：“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转变斗争形式？”小章：“没有。”[35]由此可见，阿成否认小章到达北京之初马共中央已经考虑转变斗争形式的问题。而陈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54年初小章和阿海起草提交英帝国范围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二次代表会议[36]的马共报告是在同马泰边境的马共总部以及杨果领导的马来亚半岛南部森林中的基地都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受到苏共和中共的影响。对于这份改弦易辙、被人理解为马共建议和谈的申明，陈平和杨果“身为马共党内职位最高的两个干部，我们都未能对那样根本性的策略改变有任何发言权”。[37]因此，陈平这段回忆同阿成的说法也比较一致，他们坚称马共领导人自己没有率先提出改变斗争形式的问题。 为什么马共领导人坚持说转变斗争形式的想法不是自己首先主动提出的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因为马共后来认为20世纪50年代转变斗争形式是犯了“右倾”错误、对此持批判态度[38]，陈平、阿成等人对此不愿承担责任；第二、当马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小章于1953年到达北京时，确实没有转变斗争形式的想法，而中国的情形和中国的态度影响了小章等马共领导人的想法，在提交给中共、苏共的报告中之所以提出转变斗争形式，可能是为了迎合中共想法的权宜之计。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可能性，会发现这是不太能成立的。因为尽管马共中央在1960年以后重新返回武装路线，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更是严厉批评50年代中期的右倾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马共在80年代已经开始纠正1960年之后的左倾错误，已经从正反两面来评价华玲和谈[39]；而且陈平的回忆录出版于2004年、阿成的回忆录出版于2007年，距离马共同政府达成和解、走入社会已经20多年，陈平等人对于马共自身的历史有了相对更为客观的认识。因此如果当时马共领导人确实是主动提出转变斗争形式的想法，陈平等人不太可能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还不予承认。 那么，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第二种——中国的情形和中国的态度影响了小章等马共领导人的想法，“转变斗争形式”是小章不得不根据中国的态度而提出来的，并不是马共中央自己的主动意识。小章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怀抱着马共的迫切希望——解决物资奇缺问题，而确实没有考虑转变斗争形式。这在小章与阿成在北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内容中就体现出来。小章告诉阿成：“不仅杨果同志处境困难，中央和各州处境都非常困难。军队已处于半饥饿状态，军事上也非常困难。不过，从中央到下层全党军指战员的精神状态和斗志还是很可贵的。不论物质多么缺乏，敌人进攻多么疯狂，同志们都还在坚持战斗，没有退缩，只是物资奇缺的状况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斗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准备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尤其是兄弟党的支持，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40]小章是1952年从马来亚半岛中南部的彭亨州出发、1953年初到达马泰边境，然后再从泰国出发前往中国的，当时马共中央正在马来亚全国境内传达“十一决议”[41]，强调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而派小章前往中国的部分原因，是陈平担心在游击战争中“要是我们全部被杀死，或是由于某种其他原因停止工作，小章和阿海将顺理成章接管党领导权。”[42]也就是说，小章到达北京之初，抱着的最主要目的是争取中国的援助，从而能够解决物资奇缺的问题，使马共的武装斗争走出困境；而不是转变斗争形式。 然而中国的态度使马共获得直接援助的理想落空了。中方虽然非常热情地接待马共政治局委员小章，但是马共中央希望解决武装斗争困难的请求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回应。首先，中国不同意对马共进行实质性的经济援助。阿成在回忆录中罕见地对中联部一位“李姓同志”[43]进行了抱怨，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小章带来了马共陷入严重困境的情况后，阿成等驻北京的马共党员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人员直接提出了经济援助的要求。阿成回忆道：“当年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遭受到英帝的疯狂反扑和全面的经济封锁，军队已面临着弹尽粮绝的残酷境地。我曾向李同志提出，希望中共党能给予一些经济援助。”但是，这种要求被一口回绝。这位“李同志”说:“我们对兄弟党的帮助，主要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帮助。”[44]这种回绝对阿成等马共领导人打击非常巨大，以至于他在50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对“李同志”耿耿于怀。其次，中国也不同意对马共进行大规模的人员组织与培训。从1951年起，马共中央就要求驻北京的阿成向中国提出审查和联系遣返回中国的华侨中的马共党员，恢复他们的党籍，如果他们愿意回马来亚参加武装斗争，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经过培训后送往马来亚的前线。但是中国并不同意马共这样做，甚至连马共要求组织“马来亚难友联谊会”，中国都不赞同。不过，中国同意对这些华侨中的马共进行审查后，让他们加入中共，在中国参加工作。[45]后来几年，阿成等人多次询问、催促对这些被驱逐到中国的马共的处理情况，结果“这个问题拖一年又一年，没能完善处理”。[46] 中共具体是如何向马共提出建议的？目前因为档案的缺乏，还不能确切知悉过程。我们只能从当时在场的阿成的回忆中了解点滴。当王稼祥问小章是否考虑过改变斗争形式时，小章很肯定地说“没有”。这种说法似乎和不久后苏联档案中那份小章的报告相矛盾，因为报告提出“还是改变斗争形式有利”。但再仔细阅读这份报告，我们会发现这时小章这里说的“改变斗争形式”可能言不由衷，因为他紧接着提出：“不过，按照马来亚内部的实际条件，几乎是没有改变的可能。这两年多来，我们要在马来亚境内把一个非法身份的同志转变为合法身份都非常困难，如果要把大批非法身份的同志转为合法身份，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同时，几乎每一个干部都很红，即使有合法身份，也很容易落入敌人手里的。”[47]所以，其实小章并不认为转变斗争形式具有可能性。在缺乏更进一步的档案资料论证之前，我们只可以推测：因为这时中国并不愿意为马共提供物资援助，而只能给予“政治和道义支持”，所以小章在由中共转交苏共的这个报告中，揣摩中方的想法、提出转变斗争形式，但是紧接着就指出转变斗争形式的做法不现实，可能是希望在不得罪中共的情况下，婉转争取苏共对马共武装斗争的支持。 总之，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小章在1953年年中到达北京后，中国了解到马共的武装斗争困境，并且通过马共驻北京代表开始对于马共国内革命斗争的政策路线有所影响。马共领导人发现中国并不赞成马共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更不愿意对其武装斗争进行直接援助，而是主张马共改变斗争形式。对此，小章、阿成等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他们觉得，中国政府对朝鲜、对越南都给予了“大规模的、无私无偿的、人力与物力的援助”，“然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一条战线上的，一个要顽强抗击世界上最老牌、狡诈、相对非常强大的英帝国主义殖民军，却仅有几千员兵力的马共则不能给予一些实质性的经济援助，从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48]然而，中国对于马共革命的态度，正体现了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调整了自身整体外交战略以及对于马来亚半岛的外交政策。 三、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思路的形成以及马来亚半岛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变化 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了著名的三项原则——“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49]中国迅速同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积极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往，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东南亚各国，中国基本把它们归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除了缅甸以外，同其他国家政府间的交往很少。有学者分析指出，这三项原则以及建国初期具体外交政策的实施，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这三个特征“基本同时存在”。[50]而到了小章来到中国寻求援助时，中国的内外形势和外交思路已经较建国初期开始发生变化了。 进入1953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已近三年，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对内发展经济、对外拓展外交空间成了中国此时最主要的目标。早在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宣布：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胜利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并指出“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51]国务院总理兼中国外长周恩来在年初就多次提到，1953年的“三大任务是抗美援朝、国家建设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52] 1953年5月至7月中朝军队发动夏季反击战略后，朝鲜战场终于在 7月27日实现停火。中国当年的中心任务就只剩后两项，国内建设无疑成为最为主要内容。而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需要有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周恩来说：“三年战争的胜利，不但教育了中朝人民，而且教育了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连美国本身也得到教训……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53] 在这种和平协商精神的主导下，中国政府逐渐强调和平共处的对外交往思路。苏联政府于1953年9月28日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成苏联政府这一建议。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54]通过中苏两国的共同努力以及中国同越南方面的协调磋商， 最终促成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召开，并且在有关印度支那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1954年7 月7 日，在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总结说: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了东南亚和平局势的重要性：“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国际局势的缓和）会有个促进。”[55]因此，在朝鲜停战之后，中国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的一根主线是“和”。 国际局势的发展也是促使中国政府形成外交新思路的原因。一方面，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共产主义阵营整体外交思路改变。有中国学者指出：“整个苏联历史上幅度最大的对外政策转变之一，发生于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的三年间。”而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初变化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争取使冷战对抗从其最全面、最激烈的形态显著降级”。[56]而在朝鲜战争停火一事上的斡旋，体现了苏联这种缓和国际局势的努力。赫鲁晓夫在1954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现行制度的态度应由自己决定。”并宣布：“苏推埃国家今后仍将坚持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紧强局势的缓和，努力发展各国之间的事务联系，并巩固世界和平”[57]对比中苏两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关于外交政策的表态，可以发现强调“和平”、“和平协商”成为中苏共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新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所重点关注的亚洲地区革命此时走入了低潮。小章带来的马共消息让人失望，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同样不好。中联部在华玲和谈前的简报表明马共游击队的活动与伤亡在“持续减少”，而英国对马来亚战争的态度和政策没有重大的变化，仍然是“戡乱到底”的方针，而且手段和方法更加多样和有效。[58]后来中联部的分析是：“1954年以后的亚洲形势，同战后初期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朝鲜、印度支那相继实现停战，我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战后发动武装斗争的一些亚洲共产党，经过几年的斗争，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需要及时地改变斗争形式。”[59]由此可见，中共认为此时东南亚革命的客观形势决定了这些共产党应该改变斗争形式，有些党应该转变为和平的政治斗争。 在朝鲜停战之后的中国外交格局中，英国的地位迅速上升。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分化英美，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以英国为突破口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在1954年8月，重新提出他的“中间地带”理论[60]，认为美国最主要的是在占领中间地带国家，而英国则是中间地带的一员，因此英国也有可能成为与中国一道共同反对美国的盟友。根据此时苏联情报机构为中共八大召开所做的研究分析，“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比，实行了更加灵活的对华政策”。[61]英美对华态度的不同被中国敏锐地捕捉到了。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就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其任务是谈判建交和处理两国间的侨务与贸易问题”。[62]毛泽东在日内瓦会议后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所以把英国整得下不得地。……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63]。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更直接地表示：“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搞好接待工作，对推进中英关系、对世界和平都有利，并且能扩大日内瓦会议的成就。我们应当把这件工作看得很重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64] 同英国关系的改善自然会影响到中国对于英国殖民下的马来亚半岛的态度。 而此时马来亚半岛内部的新动向，也为号召反殖民的中国政府调整对待马来亚联合邦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能性。从经济建设出发，同马来亚、新加坡国家的经济交往是打破美国经济封锁的一个突破口；而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发现在马来亚半岛内部的民族独立政治运动促使英国有了政治改革和让渡权力的意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雷任民多找关系同威尔逊等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65] 而英国市场的缺口，正是先从马来亚和新加坡打开的。1956年４月，英国政府按照“例外程序”通过了一项决定，同意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向中国出口橡胶。[66]其实在此之前，马来亚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所需的这种重要战略物资——天然橡胶的主要来源地。而从政治上来看，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对于马来亚半岛政治的关注并不只限于对马共的关心。马来亚各党派争取独立的努力、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等合法斗争以及英国政府的政治改革都在中国的视线之内。1954年中联部编印的《马来亚情况简报》[67]第4期就指出“1953年7月和11月，英国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了关于改变当地政治体制的委员会，至1954年2月，英国曾分别在新、马两地发表了关于改变当地政制的报告书，这是自1948年英国在马来亚实施‘新政制’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政治制度的措施。”虽然该简报仍批评这次改革政治制度的措施不过“是英国在马来亚更进一步地玩弄其政治改良阴谋的表现”，但是也指出“战后以来，不仅是广大人民要求民主的声浪愈益高涨，就是资产阶级也不满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方式而频频要求自治”，是这种客观形势使英国“不得不在表面上进行过一些政治改良”。[68]正由于马来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日益重要，而中国也观察到当地的自治力量不断增长，于是中国开始重视同马来亚联合邦的政府间交往，尝试建立比较良好的经济外交关系。 这就是小章从马来亚的战场上赶到中国来寻求援助的时候所面临的中国新形势：中国政府的外交思路发生了变化，“和平共存”成为常态；对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追求成为更迫切的目标，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成为主要内容；因而在中共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中，“和平过渡”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这时期的国际交往场合，反复强调革命不能输出，向周边国家领导人表明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态度。比如，1954年6月26日，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会谈时呼吁中印两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互信，并指出：“我们应该努力来消除亚洲各国毫无根据的恐惧。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人民赞成一种制度，反对也是无效的。如果人民不赞成一种制度，勉强强加是一定要失败的。”[69]而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也明确说到：“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革命不能输出。……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70]这应该就是中联部那位“李姓同志”回绝阿成有关物资援助的请求，并表示中共对于兄弟党只是进行“政治的和道义的援助”的背景。 四、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实施与华玲和谈的最终实现 在给马共驻华代表团提出转变斗争形式的建议之后，随着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实施进展，这一建议也逐渐影响到了马共中央的革命斗争思路。1954年初，与马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小章和阿成必须为马共写作了一份提交到英帝国范围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以下简称伦敦会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北京用中文写成，题为《马来亚人民为自由而斗争》。报告表示要“尽力向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先进的兄弟党学习”，提出要“结束英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解散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机构和军队，结束英国的反人民的侵略战争，取消‘紧急法令’及其他反人民措施”，重申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关于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关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越南和马来亚战争的决议，表达了马共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愿望。因此，该报告较之前马共的立场有了确实的变化，[71]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陈平说他和杨果两位马共最高领导都不知道的“根本性的策略改变”。此时小章还未前往苏联，所以这个报告受中共的影响应该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马共这份报告提交给伦敦会议之时，周恩来正好在前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途中。[72]随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 中苏之间在和平共处外交思路上的一致，打破了小章等马共领导人争取得到武装斗争援助的最后希望。在伦敦会议报告提交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带小章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会谈。据阿成的回忆，1954年夏天，小章才从莫斯科回来。阿成见到小章后，在中联部联络人黄薇面前，他们“先不论会谈情况”，只是聊了参观莫斯科的体会。然而一旦“回到招待所”，也就是阿成与小章单独相处时，阿成就“急切地问”小章：“谈的结果如何？”根据这一段生动的回忆，小章和阿成对于黄薇的回避可以印证上文的推测——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的那份小章报告虽然提出了转变斗争形式，但是当时马共领导人心里并不情愿转变斗争形式，这次去苏联就是为了再向苏共说明马共情况，希望争取到苏共的支持，从而影响中共改变态度、继续支持马共武装斗争。但是，苏共的反应使马共领导人彻底失望了。回到北京的小章“不乐观地”告诉阿成：“他们认为，既然武装斗争困境如此严重，不如转变斗争形式。”而且，小章随后向阿成描述了会谈的具体情形，沮丧地认为中共和苏共“双方事先已研究好，达成一致意见了才来和我谈的，只是要苏共老大哥发言罢了”。[73]如果说陈平在他的回忆录以及在他同学者们的那场对话[74]中反复提到的《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确实存在[75]，那么小章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共进行会谈后，应该是这个书面意见形成的时间。[76]无论如何，由于中苏的共同建议，在北京的这两位马共领导人认为，照当时的情形，马共只能改变斗争形式了。于是想要“抛出试探信号，看看反应如何”，“反应好，就试着做做看。另一方面，若反应不好就拉倒，做回我们自己的”。[77] 在北京的马共领导人得出了苏共和中共都希望马共转变斗争形式的结论，而差不多同时期，在马来亚半岛武装斗争前线的马共领导人在伦敦报告的启发下也有了改变斗争形式的想法。据陈平回忆，北京的马共代表于1954年4月提交伦敦会议的报告“译来译去”后最初是落在“杨果的森林基地”。后来杨果想方设法终于把文件传达到在勿洞（泰国南部马共中央驻地）陈平手中。杨果还附信表示他注意到“党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政策”，而且杨果显然从自身面临的情形出发而赞同这种改变，希望尽快策划妥善履行这种新方针，他表示：“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要面对事实了”。[78]这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也影响了马来亚半岛内部的马共领导人。在1955 年4 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保证: 愿意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也“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79]就在万隆会议中国获得巨大外交成功不久、在马来亚联合邦立法院大选之前，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吴兴”这个名字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马共的奋斗目标“是，而且仅仅是和平、民主、独立的马来亚”，并表示在万隆会议的激励下，虽然“巫华印联盟的领袖们提出的大赦建议并不是我们所认为满意的建议”，但是也同意“以这个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与英政府进行谈判”。[80]陈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明了当时的目的：“假设我们能够和那个即将上台的政党达致一个合理的和平方案，那么在大选后，或许我们将被逼在政治旷野上呆上五至十年。那是可以接受的……过后我们将重新出发，再投入战斗——不过这次并非通过武力， 而是通过合法的宪制手段——以寻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81] 这就说明，陈平等马共领导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外交成功的情况下，根据国内外形式的变化，已经准备改变斗争的形式——进行和平谈判。 对于马共提出和谈倡议的举动，中国非常关注并予以支持。在这份“吴兴”声明发表后不久，中联部就收集到这份声明的各方反应：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断然拒绝”，“一部分政党、团体和舆论表示支持联合邦当局的决定”，“但是，更多的政党、团体、舆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表示赞同和马共举行谈判”。[82]果然，在7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利法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联盟领袖东姑表示愿意同陈平会谈。之后，双方进行了3次预备会议，最终确定了和谈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在陈平前往华玲参加和谈之前，马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题为《独立、民主、和平的马来亚万岁！》的宣言。对于这些动态，中联部都进行了及时的收集，而且从中联部简报文本的语气来看，它对于此次和谈持肯定与乐观态度。[83]在陈平的回忆录里，记载着他在华玲会谈前一个月才收到通讯员口头传达的《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其中有四点意见：第一点是马来亚没有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边界。第二点是马共的斗争未能形成一个跨种族的广泛统一阵线。第三点是马共与敌人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因此不可能有促成任何谈判的希望。第四点是明确建议马共应该结束武装斗争，此后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上面。[84]陈平之所以说如果马共按照中苏建议，就不可能有华玲和谈，指的应该就是这个书面意见的第三点——认为谈判不可能促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陈平收到这个书面意见时，东姑已经同意与马共进行和谈而且双方已经进行过两轮预备会议，因此只能说是这个“书面意见”在第三点的估计上出了错误，但是却并不像陈平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按照中苏意见去做才有了华玲会谈。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中国意见的影响，当时在北京的马共领导人才最初表达了和谈的愿望，也就是1954年4月提交给伦敦会议的报告，后来陈平也承认这个报告是马共改变策略的起点[85]。然而，伦敦会议报告提出时由于通讯中断，陈平并不能及时了解或者参与这种策略调整，等到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也承认这种策略的调整符合马共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在华玲和谈前一个月左右，北京同勿洞之间终于有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据陈平的回忆，是身处北京的小章同他一起拟定了华玲谈判的目标和具体方案：“小章和我共同分析了与东姑及其两位伙伴面对面会谈时，如何将马共的观点最好地表达出来。我们达致了两套基本的和平条件，这代表了我们的最高和最低要求。在决定了这两个范畴之后，我们就开始拟订我们的谈判策略。”[86]而就在前往参加谈判的前夜，陈平收到小章电报，要求他“必须尽可能达致一项和平协议”。陈平说他“所受到的压力不可谓不大”。[87]而这种压力，明显是来自北京。 因此总的来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在“和平共处”外交思路下，希望利用英国来打开同西方国家关系，因此对当时面临着武装斗争严重困难的马共难以提供直接的物质援助，反而是与苏联一同建议马共“转变斗争形式”，开展政治斗争。正是这种建议启发了马共表达和平谈判的愿望，从而发出了和谈倡议。而中国的和平外交实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成功，也影响了马共领导人寻求和谈的决心，促成了华玲和谈的最终实现。中联部内部出版物《中联部四十年》隐约指出：1954年后，“苏共和我党曾帮助几个党提出了争取实现和平谈判的策略。后来，有的党虽然同本国当局实现了和平谈判，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未能就取得合法地位问题达成协议”[88]。这里所指的“和平谈判”应该就包括马共同代表马来亚政府的联盟所进行的华玲和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华玲和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马共领导人最终不得不重返森林，但是这一谈判标志着马共革命战略的一次根本改变，而这种改变中有中国因素的重要影响。从中共对于促成华玲和谈的影响，也可以体现出19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思路的调整以及“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实施的具体细节。 在华玲和谈失败之后，面对着更为严峻的斗争环境，马共转变斗争形式的策略继续实施，也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而是继续寻求同政府的再次和谈。而中国政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实施。1956年初，中共中央决定不再为外国兄弟党举办定期的培训干部的学校，而只提供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短期培训班；同时也决定不再为外国党制定路线、政策。[89]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新思路在中马的互动中进一步体现。但是，到了1958年前后，随着中国国内国际形势的再度变化，中国的外交思路发生革命化和激进化的转变，中国对于马共武装斗争的态度又一次发生变化。这种反复变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那样：中国对外交往的思路“在革命与外交间的摇摆”，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90]当然，马共革命斗争方式的再一次转变将是后续的另外一段故事了。 笔者为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9）“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文献收集与历史研究”第二期子课题《马来亚联合邦对华关系档案收集、整理与研究（1948-1963）》的阶段性成果。 [1] 1951年成立于英殖民下的马来亚联合邦的政党联盟，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国大党所组成，是马来西亚当前的执政党国民阵线的前身。以下简称“联盟”。 [2] 1930年成立于英殖民下的马来亚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以下简称“马共”。 [3] 英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都不承认政府同马来亚共产党之间的武装对抗是“战争”，而只是把它称为“紧急状态”（Emergency），据说是为了保险赔付问题；因此，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政府的行动也被称为“共产恐怖主义”（Communist Terrorism），这是“恐怖主义”一词当代涵义的源头。参见Noel Barber, The War of the Running Dogs: Malaya 1948-1960, Cassell Military Paperbacks, London: Hachette UK, 2013. [4] 1989年12月，马共同马来西亚政府、泰国军方签订三方和平协议——“合艾协议”，马共放下武器，“光荣和解”，重返社会。马来西亚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和平。冷战结束后，人们回望1955年这场谈判，往往感叹和平迟到了30多年。2016年，马来西亚的“FIVE”艺术中心把华玲和谈搬上了戏剧舞台，围绕着神秘的马共领导人陈平、试图还原和重现华玲和谈的历史场景，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5] 比如，卡尔.哈克在他的文章《1955-1960：从华玲到独立》中，列举了华玲会谈之前数年国际大事，指出马共受到了当时国际和平趋势的影响，加上国内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失败，于是陈平为首的马共主动谋求和谈。参见C.C.Chin & Karl Hack ed. Dialgues With Chin Peng: New Light O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 imprint of NUS Publishing, 2004, pp.305-316. Kee Thuan Chye在《槟城月报》2011年7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华玲谈判真相如何？》的文章。其中认为：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谈判的纪录，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印象。当时陈平急切地表示共产党愿意放下武器回归社会，而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各自的首席部长东姑.阿卜杜.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和大卫.马歇尔（David Saul Marshall）却对此进行刁难。当陈平可能要做出妥协时，东姑和马歇尔却对他们的要求毫不妥协。文章披露一个当时新公开的说法：一名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工作的记者Said Zahari见证了华玲谈判的过程，最近新加坡电视台采访了他。Said Zahari回忆起他在华玲会谈后准备对东姑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而当时东姑正匆忙准备离开，东姑对Said说：只能问一个问题。因此Said问他谈判没有成功是否感到很失望。据Said的回忆，当时东姑回答他说：“不、不，一点也不。我从来没想过它会成功。”但是，Said在华玲谈判后组织他的新闻稿时并没有把这段对话收录进去，因为当时在场的巫统成员Syed Jaafar Albar告诉他这段话不能公之于众。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外界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如今，这件事情的公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意味着东姑在这场谈判的始终可能都不愿意真正进行协商。参见Kee Thuan Chye, WHAT IS THE TRUTH ABOUT THE BALING TALKS? Penang Monthly, July, 2011。 [6] 比如，Anuar Nik Mahmud, Tunku Abdul Rahman and His Role in the Baling Talks: a documentary history, Kuala Lumpur: Memorial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rkib Negara Malaysia, 1998. 该书从华玲谈判的记录出发，分析了东姑在谈判中的作用。 [7] 比如，谢文庆的文章《共产党在独立过程中的作用》写到：1955年12月28、29日，马来亚当时的首席部长东姑与马共总书记陈平在华玲举行的“和平”谈判是马来亚战后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加强了东姑的筹码，使他在1956年2月同英国政府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中更为有利，促使在后来的三年里英国结束了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东姑在伦敦谈判中的成就与陈平在华玲谈判中“出人意料”的让步有关。参见《马来历史》网站http://www.malaysiahistory.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5:communists-role-in-securing-independence 。另外，谢文庆还有一篇文章全面分析共产党的反抗对于马来西亚社会政治的影响。参见Cheah Boon Kheng, THE COMMUNIST INSURGENCY IN MALAYSIA, 1948-90:CONTESTING THE NATION-STATE AND SOCIAL CHANGE.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 1 (June 2009): 132-52. [8] 英国政府再三强调马来亚的共产党活动是源自外国的阴谋。比如，一份编号为DEFE 11/1180的英国国防部档案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英帝国驻东南亚总督麦克唐纳写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信中建议英国在日内瓦会议中尽量避免讨论到马来亚的共产党问题，因为这可能“让人以为马来亚共产党真正领导了一场反对殖民政权的民族起义而不是受到外国指使的一场阴谋。”（UK National Archive, DEFE 11/1180, 2 pages.） [9] 关于中共对于马共的影响，目前论述比较多的研究者有原不二夫（原不二夫：《马来亚共产党与中国》，刘晓民翻译，南洋资料译丛 2001 年第四期，第 26-39 页。） 以及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 The Communist Insurgency in Malaysia,1948-1989: Was It due to the Cold War? Malcolm H. Murfett, ed., Cold War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2, pp.31-49.）。原不二夫分析了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广播稿、一些马共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及马共机关报的报道，将它们与中国《人民日报》的报道来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论证马共受到中共影响的程度。谢文庆则根据文献记载马共干部包括陈平到北京的经历来判断马共受中共影响的程度。关于华玲谈判，两位学者认为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苏联、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实施同华玲会谈的实现息息相关。而廖朝骥（Joe Liaw Siau Chi，目前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共处时期中共与苏共对马共的影响-------试论<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的争议》的文章（网络文章，发表于诗华资讯http://news.seehua.com/?p=97783， 2015年10月1日），主要通过梳理马共总书记陈平在回忆录《我方的历史》（Peng Chin (author) , Ian Ward, Norma O. Miraflor contributed,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中所提到的一份《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的由来以及争议，分析苏共、中共、马共这三个兄弟党之间的交往模式以及决策动机。有关中共对华玲和谈具体影响的研究目前笔者暂未发现。 [10] 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中共、中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往往不能清晰的区分，本文尽量按照行为主体来使用中国、中共、中国政府，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彼此混淆，因此多用“中国”来指称党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行为主体。 [11] 何启才：《马来西亚左翼运动的发展与影响—— 以马来亚共产党（ 1930 -1989 ）为例》，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43页。 [12] 关于马共成立初期至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目前已经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如：Yong, C. F.: The Origin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9-10；杨进发：《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发展》，陈剑主编：《杨进发卷：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第237-272页；原不二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马来亚共产党》，载《南洋资料译丛》，2005年第4期，第56-70页；陈剑：《冷战与东南亚共运的兴衰：马共革命沉浮录·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回顾——马来亚共产党是否有起义的计划》，载《冷战国际史研究（8）》，2009，第353-354页；何启才：《19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发展——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为例》，2016年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何启才：《马来西亚左翼运动的发展与影响—— 以马来亚共产党（ 1930 -1989 ）为例》，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13] 参见《联合邦警探大事搜捕下 马共党人纷纷潜入山林》，《新加坡南侨日报》，1948 年 6月 21 日。 [14]АПРФ，ф．３９，оп．１，д．３９，л．４７-５３.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一卷1945.1-1949.2》，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410页。 [15] 陈平口述，伊恩沃德（I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著，方山等译：《我方的历史》，（原著 My Side of History，2003年。），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年，第226页。 [16]《我方的历史》，第227页。 [17]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于1951年1月成立，在此之前中共同外国党的联系由中央统战部二处负责，这个处也成为了中联部的前身。 [18] 参见黄薇：《回忆中联部建部以前的一段工作和生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对外关系史料编辑小组：《中联部四十年》，北京：人民画报社，1991年出版，第172-178页；阿成：《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吉隆坡: 21 世纪出版社，2007 年，第12页、79-81页。 [19]《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11-37 页。 [20]《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43-47 页。 [21]《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56-70 页。 [22] 新华社：《又一批马来亚难侨回到广州》，《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6日，第1版。 [23] 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组：《侨务工作的回顾》，《人民日报》1954年10月6日，第3版。 [24] 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2 年，第 20 页、159页。 [25] 由马来亚英军军事指挥官（Director of Operations）陆军中将哈罗德·罗登·布里格斯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Harold Rawdon Briggs）制定，因此称为“布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又称“新村计划”。该计划于1950年开始实施，其中心思想是切断马共游击队和民间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新村周边用一两层，甚至三层的铁丝网围着，出入口都设立岗哨、岗楼，昼夜把守，天黑后更通宵灯光四射，严密检查来往的民众，严防村中的群众与马共军队联系、向马共供应粮食。政府以此对马共实行粮食物资封锁。 [26] Victor Purcell,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54, p.78. [27] W.C.S. Corry, A General Survey of New Villages: A Report to His Excellency Sir Donald Mac Gillivray,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s (by G. A. Smith), 1954.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2006/0007909。 [28]《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第172-174页。 [29] 代表团团长为小章，团员最初就是阿成一人。 [30] 在小章到达北京时，阿成已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苏联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31] 也就是“布里格斯计划”所形成的“新村”。 [32] РГАНИ，ф.5，оп.28，д.346，л.1-6。由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崔海智博士提供的俄国档案，不完整。因此结合了阿成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参见：《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97页。 [33] РГАНИ，ф.5，оп.28，д.346，л.1-6。崔海智提供的俄国档案。 [34] 指当时的中联部部长王稼祥。 [35]《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98页。 [36] 即1954年4月21日至23日在伦敦召开的The Second Empire Conference of Communists and Workers Parties.参加会议的有澳大利亚共产党、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爱尔兰工人联盟、英国共产党、伊拉克共产党、北爱尔兰共产党、苏丹争取民族解放运动。马来亚共产党委托新加坡华人、马共报纸《马来亚观察报》（Malayan Monitor）驻伦敦记者林丰美（Lim Hong Bee）提交给大会一份报告，题为Malaya Fights For Freedom. 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沿着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3页。也有学者认为林丰美是作为马共代表正式出席了大会，参见：Dato Sri CC Too Papers, Sp127/A/3, ‘ Notes 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s Party of Malaya’, p.120,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John J Coe, Beautiful Flowers and Poisonous Weeds, Problems of Historicism, Ethics and Internal Antagonism: The Case of MCP, PhD thesis (restricte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3, pp.174-5. [37]《我方的历史》，第317-319页。 [38] 1970年4月25日，马共中央发表关于马共成立四十周年的声明，其中把50年代中期转变斗争形式和华玲和谈总结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和刘少奇叛徒集团串通一气，配合英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向我们党施加压力，使我们党又一次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路线，我国的革命武装斗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参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1971年5月，第111页，内部资料。 [39] 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文章：《马来亚共产党的五十年》， 火炬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0-61页。来自阿成档案，由阿成子女捐献给华东师范大学资料中心。 [40]《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89-90页。 [41] 该决议在1951年8-9月经过陈平、小章、李安东等马共领导人的反复讨论，于1951年10月1日通过，陈平指出：在讨论过程中，“没有人建议放弃武装斗争”。参见陈平：《我方的历史》，第249、251-254页。 [42]《我方的历史》，第287页。 [43] 阿成说这位“李姓同志”“曾经是我们马共的党员，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尊重他，他也帮助过我们很多。”据此描述，有可能是曾担任中联部秘书长的李启新。 [44]《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82页。 [45]《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83-85页。 [46]《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93页。 [47]РГАНИ，ф.5，оп.28，д.346，л.1-6。崔海智提供的俄国档案。 [48] 《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82-83页。 [49] 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50]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3-42页。 [51] 《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第1版。 [52] 周恩来1953年1月19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以及2月4-7日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讲话中都有提到。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80、283页。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8-62页。 [5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42页。 [55] 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34 页。 [56] 时殷弘：《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第127-137页。 [57]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1954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1965年，第237页。 [58]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马来亚情况简报（1954年第12期）》，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773-02；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马来亚情况简报（1955年第 2-3 期）》，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773-03。 [59] 张香山：《四十年历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对外关系史料编辑小组：《中联部四十年》，北京：人民画报社，1991年，第12页。 [60] 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61]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7、88-96、97-106.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348-357页。 [62]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6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 334-335 页。 [6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7页。 [6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73页。 [66]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7,88-96,97-106.《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六卷1955.8-1956.9》，第353-354页。 [67] 中国政府对于马来亚半岛的认识和分析主要由中联部做出。目前，中联部档案不对外开放，而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中，可以查到两份中联部关于马来半岛的分析评估资料，一份题为《马来亚情况简报》、一份题为《马来亚问题参考资料》，都是以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为分析评估对象，前者侧重各种情况的简介和评论，而后者是资料原文的收集。 [68]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马来亚情况简报第4期》（1954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573-01。 [6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1-392页。 [70] 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 年12 月 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76 -377页。 [71] 《沿着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第13-31页。 [72] 周恩来1954年4月20日启程赴日内瓦，途径西伯利亚、莫斯科、柏林，于24日到达日内瓦。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1-362页。 [73] 《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 98-100页。 [74] 1999年2月22-23日，在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的赞助下，十多位各国学者参加“与陈平对话工作营”，与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就马来亚半岛的“紧急状态”与马共革命等话题展开对话。这次工作营的对话记录和文稿后来汇编成书。英文版是C.C.Chin & Karl Hack ed.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 New Light O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 imprint of NUS Publishing, 2004. 中文版是：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 [75] 笔者目前在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俄罗斯解密档案、马来西亚解密档案、英国解密档案等档案来源中，都没有找到这一份建议文本，甚至没有找有有关这份文本存在的档案信息。 [76] 据马来西亚学者万家安的研究，这个书面意见应该形成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参见：万家安：《与历史对话：战后马共策略的探讨》，吉隆坡：当代本土史料研究室，2008年。在此书中收录的《华玲会谈前的<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2005）、《马共和平路线的内因外缘》（2005）、《谈<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4.25声明与陈平》（2006）三篇文章讨论了该书面意见的历史过程及其对马共的影响。 [77]《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第100-101 页。 [78]《我方的历史》，第317-319页。 [79] 《在亚非会议十九日下午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补充发言》，《人民日报》1955 年 4 月 21 日，第 4 版。 [80]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总部代表的声明》（1955年5月1日），登载于《南洋商报》1955年5月24日，收录于中联部编印：《马来亚问题参考资料第二号》（1955年7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772-01。 [81]《我方的历史》，第325页。 [8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马来亚情况简报第5期》（1955年7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773-04。 [83] 参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马来亚情况简报（第8-9 期）》（1955 年12 月26 日-1955 年12 月31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773-06；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马来亚问题参考资料第三号》 (195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档案号：105-00772-01。 [84]《我方的历史》，第331页。 [85]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 New Light O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p. 179. [86]《我方的历史》，第334页。 [87]《我方的历史》，第336页。 [88]《中联部四十年》，第12-13页。 [89]《中联部四十年》，第13页。 [90] 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62-7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