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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早期苏格兰王国的政治力量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和分化，形成了亲英格兰派和亲法国派，造成了政治共同体的长期分裂。苏格兰新教思想的传播激化了苏格兰王国的政治矛盾，使宗教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苏格兰推行了一系列议会改革，确立了新教的合法性和男爵为第四等级，调整了与法国和英格兰的关系，从而对苏格兰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 键 词：近代早期/苏格兰/宗教改革/议会改革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种子基金项目“17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议会合并研究”(4511603021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军伟，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世界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国政治制度史 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在苏格兰历史上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对苏格兰的政治、外交和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然而，仅笔者所见，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较为少见。国外有关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的研究也有待更深入地展开。20世纪以前，国外学者对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有关学者在辉格史学传统的影响下，以“宪政范式”探讨了苏格兰议会形成与演进的总体历史轨迹。①20世纪以降，苏格兰议会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著名学者R.雷特首开苏格兰议会专题研究之先河，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在财政、司法和立法程序等方面的变革。②20世纪末期，尤其是随着苏格兰议会项目的实施，③有关苏格兰议会在近代早期发展与演进的研究备受瞩目，国外学者重点对苏格兰议会社会构成与职能的演变、苏格兰议会与国家以及苏格兰议会与社会等层面的互动展开多维透视和评估。④不过，国外学者对16世纪的苏格兰议会改革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苏格兰议会改革是苏格兰近代化的历史起点和苏格兰历史的分水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此，笔者拟从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的历史渊源、内容和影响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以深化对苏格兰议会改革的理解和认识。 一、苏格兰议会改革的历史渊源 近代早期的苏格兰议会改革是苏格兰王国政治力量和宗教改革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中世纪晚期，由于苏格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王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出现了分化、整合与重组，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宗教改革的兴起和发展使苏格兰政治和宗教问题绾合在一起而更趋复杂化。同时，英格兰和法国为加强对苏格兰王国的控制，各自在苏格兰培植势力，这加剧了苏格兰王国政治的分化和对立，因而在王国中形成了亲英格兰派和亲法国派。为解决在苏格兰王国内不断积聚的政治和宗教问题，苏格兰议会改革在近代早期逐渐提上日程。 15世纪末期，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方兴未艾。欧洲包括苏格兰王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呈现出某些清晰的共同特征：“君主制确立、国王权力扩张。”⑤在詹姆斯四世(James Ⅳ，r.1488-1513)统治时期，苏格兰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趋于缓和，王国日渐稳定，财政丰裕，因而詹姆斯四世也赢得了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最成功国王”的称号。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詹姆斯四世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通过举办规模宏大的锦标赛，以增进合作与沟通，培养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有利于消除血亲复仇观念以维护王国的和平安宁，而且还有助于加强苏格兰国王的地位，使其成为贵族共同体的领导者和荣誉的源泉。 然而，16世纪初，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改变了苏格兰王国政治发展的新局面。1513年，詹姆斯四世与英格兰断绝关系，发动了对英格兰的战争，詹姆斯四世御驾亲征。9月9日，苏格兰和英格兰军队在弗洛登(Flodden)展开激战。苏格兰大败，国王詹姆斯四世在战争中死去，贵族也遭受重创，死亡人数计27名，包括圣安德鲁斯大主教、1名主教、2名男修道院院长、9名伯爵和14名议员。⑥在这次战争中，大量具有丰富治理经验的人才消亡殆尽。因此，弗洛登战役成为苏格兰政治的转折点和党派政治的渊薮。此后，一些缺少经验的贵族开始争权夺利，苏格兰政治共同体走向分裂。詹姆斯四世去世后，其年仅17个月的儿子继承王位，即詹姆斯五世(James V，r.1513-1542)。由于詹姆斯五世年幼，苏格兰只能由摄政代为统治，党派政治因此死灰复燃，议会成为双方博弈的舞台。苏格兰贵族通过政治博弈，推选詹姆斯五世的母亲玛格丽特·都铎(Margaret Tudor，1489-1541)⑦为摄政。但是，在苏格兰王国的政治传统和观念中，女人掌握最高权力不但非常少见而且是难以接受的。况且，玛格丽特还是苏格兰的敌人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姐姐，这使得苏格兰贵族对玛格丽特增加了更多的担心和防范。因此，在玛格丽特担任摄政后不久，亲法国的苏格兰贵族政治团体就悄然出现。他们从法理层面推出了新的摄政人选奥尔巴尼公爵二世——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ewart，2nd Duke of Albany)。亲法贵族团体声称奥尔巴尼公爵二世生长在法国，而且是订立苏格兰—法国同盟的代表。与来自英格兰的玛格丽特相比，奥尔巴尼公爵二世才是摄政的不二人选。面对亲法国贵族的政治挑战，玛格丽特采取了政治结盟的策略以对抗苏格兰王国的亲法国贵族力量。她通过联姻方式与强大的道格拉斯家族结成了政治同盟。1514年8月6日，玛格丽特与阿奇博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1489-1557)秘密结婚。显然，玛格丽特摄政的这一举措在增强自身政治力量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亲法国贵族的进一步联合。因而，在苏格兰王国中，形成了分别以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1519-1575)和道格拉斯两大家族为首的亲法国和亲英格兰政治集团。双方相互争斗，詹姆斯五世沦为双方斗争的牺牲品，以致王权孱弱，议会成为派别斗争的工具。此后，苏格兰王国的政治分裂问题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苏格兰王国走向政治分裂之际，宗教改革运动悄然兴起，成为影响苏格兰政治的又一重要因素。15世纪后半期，苏格兰大学兴起并迅速成为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阵地和宣传新教思想的中心。1496年6月4日，苏格兰议会颁布的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成为人文主义思想传播的助推器。该法案规定“王国内所有富裕的男爵和世袭地产保有人需要把他们的长子和继承人，在八九岁时送到学校学习语法，待熟练掌握和运用拉丁语后，再学习三年法律和艺术，以便能够真正认识和理解法律”。⑧这意味着大学在传授法律技艺的同时，亦成为思想变革的策源地。这一时期，欧洲印刷技术的变革推动了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为传播和阅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量印刷书籍的发行使人文主义观念在知识阶层中广为接受和传播。1512年，圣伦纳德学院(St Leonard's College)的建立使人文主义者在大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此后，人文主义者逐渐成为苏格兰各大学的座上宾，例如，著名人文主义学者约翰·迈尔(John Mair，1467-1550)曾先后受聘于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由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在苏格兰王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精英，从上层贵族和商人到广大地主和市民逐渐成为宗教改革的拥趸。詹姆斯五世统治时期，教士虽然仍身居要职，担任国王的首席大臣，但是面对低级世俗人员不断进入政府机构的局面，教士颇为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思想在反对教会的世俗人群中传播开来，新教已赢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为阻止新教的传播和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苏格兰推行了严厉的宗教政策。1525年，苏格兰议会颁布了禁止路德宗教义在苏格兰传播的法令。1528年，处死了宣传路德派教义的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⑨但是，严酷的火刑未能抑制民众对宗教改革的支持，在印刷业的助推下新教观念迅速传播。 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Queen of Scots，r.1542-1567)统治时期，王国宗教问题凸显，成为苏格兰贵族进一步分化与整合的关键因素，形成了亲英格兰的新教贵族集团和亲法国的天主教贵族集团。国王玛丽一世与法国的政治联姻引发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粗暴干涉。1543年10月，英格兰入侵苏格兰，拉夫战争(Rough Wooing)⑩爆发。根据老联盟(Auld Alliance)条约，法国出兵与英格兰交战。拉夫战争持续八年之久，激化了苏格兰王国亲法贵族和亲英格兰贵族的矛盾，使双方兵戎相见。1550年代，拉夫战争结束后，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新教贵族提出的建立新教的主张引燃了宗教战争的导火索。“对苏格兰人而言，长达15年的斗争由此开始。这不仅是反对法国和罗马的一场宗教革命，而且还是推翻玛丽女王统治和消弭内战的一场革命”。(11)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新教贵族小心翼翼，他们倾向于让事情自然地发生而未给予积极地推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的布道却成为宗教战争的号角，使苏格兰王国长期积聚的国内政治矛盾迅速引爆。1559年5月，反叛首先在珀斯爆发。起初，新教贵族的反叛对苏格兰的摄政统治并没有构成威胁。然而，为争夺不列颠霸权，法国和英格兰在分别支持亲法贵族和亲英格兰贵族的同时，相继加入了苏格兰的宗教战争。这使得苏格兰宗教战争复杂化和国际化。1560年，法国和英格兰签订《爱丁堡条约》。(12)双方同意将各自的军队从苏格兰王国撤走，苏格兰、法国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结束。《爱丁堡条约》的签订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与法国联合起来对抗英格兰的政治格局，使西欧国际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宣告了苏格兰与法国同盟的最终解体。(13) 然而，《爱丁堡条约》的签订只是宣告了英格兰和法国退出苏格兰王国的宗教战争，表明英格兰和法国在争夺对苏格兰控制权方面的失败。对苏格兰王国内部问题，尤其是因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政治分裂和对抗，该条约并未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因而，宗教问题成为苏格兰王国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由此拉开了苏格兰议会改革的帷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