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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史学家族中，医疗社会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medicine）正在成为其日益重要的一员。在欧美学界，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源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繁荣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英国为中心的整个欧美学术界。疾病、医疗（包括医学科学与医疗实践）、健康等问题，从原来历史研究的配角或只是作为历史舞台的背景，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角，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它摈弃传统医学史研究只关注医学自身发展和伟大医生（如希波克拉底、盖伦、威廉－哈维等）事迹的著史传统，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医学史的撰写与研究，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注重强调医学、疾病与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其从原来的“精英的历史”变成了“大众的历史”，从科学／技术史变成了社会文化史。医疗社会文化史已成为欧美史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独立分支。[1]在汉语学界，受欧美学界的影响，港台学者较早地对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与健康这一问题域开展了社会文化史意义上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与健康等选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中国史研究中倍受青睐的选题，一批较具影响力的著作陆续出版[2]。大陆世界史学者对医疗类历史问题的关注，就笔者目前的阅读经历，最早可追溯至董为奋、朱承思二人发表于《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的“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医学文献”一文。1992年，张绪山在《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发表“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对黑死病进行了社会史意义上的研究。尽管两文作者都未在论文中明确提及“医疗社会史”这一概念，我们也难以确定其是否了解欧美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范式，但二文仍可被视为大陆世界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端之作。 中国大陆学界对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涉足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在数量正不断增减，以一批中青年学者为中间的研究力量正在逐步声称聚集，由微渐著。[3]时至今日，医疗史不再仅是执业医师、医务管理者等具有医学背景或以医学为业者所关注的对象，也已是接受过专业史学训练和以历史学为业者所选择的课题。疾病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生理现象或事件，它同时具有社会与文化意义；在人类历史的变迁过程中，有来自疾病与人类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深刻影响；为更好地实现从医疗史研究的视角揭示历史的变迁，更为恰当地把握与定位医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价值，疾病与医疗问题应被置于社会历史情景（historical context）之中进行讨论；医疗史的研究，应充分借鉴与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大陆学界对医疗史问题域进行研究的范式共识。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下，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职业历史学家、在各类医学院校从事医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医学史学家、在业余从事医疗史研究与著述的临床医学工作者、其他对医疗史领域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开始以医疗史研究为共同志业，撰写与出版相关著作，并不断开拓研究领域。这带来了中国大陆医疗社会文化史著作／译著出版的繁荣。本文拟对2016年出版的相关著作／译著（由于图书编辑与出版周期等原因，尽管有些著作的出版日期是2015年12月，但其实际出版与发行则是在2016年。鉴于此，本文也将出版年份为2015年的部分图书视为2016年出版的著作。特此说明！）作一举要与简要导读，以方便对该问题域感兴趣者的进一步阅读与研究。 欧美医疗社会史著作 2016年，大陆出版中国学者以国外（主要是欧美）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与健康为主题的学术专著2部，辑刊1卷。 其中，邹翔的《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 》（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选取1518年（自该年起，英国政府开始发布防疫文告）至1667年（1665-1667年伦敦大瘟疫结束）这一时段伦敦的鼠疫与城市公共卫生为研究对象，以传统社会中英国疫病应对机制的缺位为切入点，将鼠疫的发生、影响、社会对鼠疫的应对与当时的历史情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医学界、王国政府与市政当局的法令法规、隔离检疫与公共卫生整治等四个维度，论述了这150年历史中伦敦对鼠疫的应对过程，展示了伦敦当局和社会各界在面对瘟疫挑战时的种种表现，以及伦敦乃至整个英国因此而发生的变化，揭示了环境卫生与鼠疫防控、政府政策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作者通过对当时王国政府与伦敦市政当局的法令文告，堂区死亡人口统计表，私人书信、日记与回忆录、医书、时人的伦敦城市调查、文学作品等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梳理与解读，指出（1）鼠疫极强的传染性与危害性，以及伦敦医学界在瘟疫控制上的软弱无力，为王国政府和伦敦市政当局颁布系列相关鼠疫防控政策与立法，不断增强对社会生活的政治介入与干预，提供了现实合法性基础；（2）隔离检疫政策的实施在英国经历了一个被逐渐接受的历史过程。面对肆虐的鼠疫，英国在历史上首次引入了隔离检疫这一重要防疫手段。但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伦敦各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之的态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整个推行过程中充满了争议与矛盾冲突；（3）仅单纯地从生物学、传染病学的角度去解释鼠疫在伦敦的基本消失，存在诸多难以说通之处。从历史事实来看，在王国政府的领导之下，伦敦市政当局所采取的检疫隔离、公共卫生整治行动等防疫政策与措施，对疫情的控制和鼠疫的最终消失，有着重大积极意义；（4）英国政府与伦敦市政当局围绕鼠疫防控而颁布的系列立法与展开的系列活动，推动了英国公共卫生从以往的应急性措施向常规与制度化的转变，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隔离制度、疫情上报制度、环境卫生整治制度以及适时的医疗救助原则。这些观点不仅对该课题研究中的已有观点进行了修正与发展，而且对我们今天认识瘟疫与进行瘟疫防控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该书是在作者2008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2009年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和2010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修订期间，作者曾到牛津大学维尔康姆医史研究中心进行过为期一年的访学，与保罗－斯莱克（Pual Slack）、玛格丽特－佩林（Margaret Pelling）、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等著名医疗社会史学家面对面地交流切磋，同时作了资料上的补充。这些都保证了该书将是一部上乘之作。此外，该书还是大陆学界第一部以英国历史上的医疗问题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同时，它也是一部将医疗社会史与城市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著作，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在应对瘟疫过程，伦敦城的社会反应、发展与变化。 张勇安著《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 （1847-1973）》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是作者在美国毒品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又一重要成果[4]，由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修改而成。该书以美国医学会为切入点，以美国社会中药品滥用的问题化与医生群体的职业化为背景，利用美国医学会档案文献、政府文件、国会报告、法院判例以及当时的报刊文章等一手资料，参考已有的相关主题著作与论文，将社团史、政策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有机结合，在系统梳理与探讨美国医学会内部结构与工作程序的基础上，考察其介入政府禁毒政策中的决策与制定过程，以之为例分析美国医学界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变化，运用“自下而上”与“自外而内”的视角，将美国毒品政策的起源置于当时美国的社会历史情景——医生职业化、社会转型与参与型民主的发展——中进行历史性研究，不仅考察政策过程中的“垂直维度”（即“谁制订政策”），而且更多地关注政策过程中的“水平维度”（即“谁参与政策过程”），在向读者展示美国毒品管制政策源起的历史动态性与多面性特征的同时，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透视转型时期美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 此外，该书在对美国医学会对联邦政府禁毒政策的参与过程及其方式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科学与政治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特殊而紧密的关联，这种关系会随着政府政策和利益集团自身利益诉求的演变而呈现出或合作、或博弈对抗的关系状态。美国医学会在美国毒品管制政策源起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表明，是“垂直维度”的官僚机构与“水平维度”的医学利益集团相互间的角力博弈与相互合作，共同形塑和影响了美国毒品管制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容。美国毒品管制政策形成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化造就的复杂社会的再生产已经不可能单纯依赖官僚机构借助强力来解决所有问题，相反，越来越多地需要各种有专业知识的精英群体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越来越多地需要以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第252页）。 张勇安教授的这部新作，对美国毒品管制政策形成这一“政策过程”进行了“深描”性多维度考察与解析，动态地展现了影响这一过程的多重而复杂的因素，在说明其间“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又生动有趣地解释了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增强了著作的可读性。该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性，对中国社会日趋严峻的毒品治理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张勇安主编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第一辑“国际组织与医疗卫生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是一部论文辑刊，收录了10篇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国际卫生组织专题研究论文，为中国学者展示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医疗的国际意义与超国家力量在区域与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与影响。其中，美国布朗大学尼特珊·科列夫教授的“作为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一文，从有目的和战略性两个维度对国际卫生组织进行了界定，指出“国际卫生组织的确有独特的特性，……它们有着清晰的组织使命，其机构传统上由相对统一的职业群体主导，倾向于有目的地和战略性地行动”。但他同时也指出，“时过境迁，今天的国际卫生组织在观念上不再像以前那样条理分明，在专业上不再那么一致，不再那么有能力影响外部环境”；“国际卫生机构的近期转变表明，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国际卫生组织少了些目的性”，“采取战略行动的能力下降了”。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马丁·戈尔斯基教授“‘卫生体系’理念与卫生体系比较研究的发端(1891—1969年)”一文，从“术语与概念建构”、“医疗卫生体系比较分析的’早期发声者’”、“智识与制度背景”、“国际组织与卫生体系比较”、“‘卫生体系’——人民阵线的遗产？”等几个层面，对“卫生体系”这一当前国际卫生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理念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梳理与研究，指出该概念发端于“体系”一词的语言用法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的20世纪初期；作为一个实质上的描述性概念，它带有一种有利的政治色彩：在对医学的规划和组织管理中，国家享有更大的职能空间；尽管学者们对“卫生体系”的概念界定、类型说明及其标志识别等方面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共同推动了医疗卫生服务这一新兴学科的出现与发展；“卫生体系”这一术语“预示了人们对现代国家资助医学、设置医学和管理医学的方法路径有了一种全方位的、整体性的观念或认识”，它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关系网”。对这种关系网，人们尽管过去曾有所研究，但要想使它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和更具公平正义，还可以对之进行修正或改善。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杰西卡·皮尔森－帕特尔博士的“法国殖民主义与反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斗争”一文，以法国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设置的反对为例，揭示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卫生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波兰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斯瓦沃米尔·沃蒂什“教授的欧洲内陆水道的水手和梅毒：国际卫生组织与莱茵河委员(1900—1953年)”一文，指出在莱茵河上商船水手间的性病感染问题成为一个超国家问题时，“国际机构和协议是解决莱茵河流域性病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是，尽管沿莱茵河国家与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公共卫生局、国际性病防治联盟、国联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卫生组织在这一问题上努力与合作，促成了《布鲁塞尔协议》中有关受感染水手防治措施的事业，使莱茵河水手的性病防治共走取得显著的成绩，但这些国际合作的成效仍然有效。国际合作方案的技术统治论本质、对受感染者想法的忽视（或漠视）、莱茵河各国卫生与保险制度间的差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环境问题等因素，都是加强国际合作的阻力。美国欧柏林大学马秋莎教授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采用混合杂交理论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公共卫生早期（20世纪上半叶）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为我们理解国际卫生与医疗领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作者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是其在国内的慈善思想和政策的拓展，但它在华工作从精英教育向乡村建设的转向，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国内改革的影响，中国独特的公共卫生模式最终是由兼具跨国文化经历和促进文化交流使命的“文化使者”来建立的。丹麦奥胡斯大学尼尔斯·布瑞姆教授“在印度的尘封往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接种肺结核疫苗问题上的摩擦（1947-1951年）”一文，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印度控制肺结核领域内对待卡介疫苗接种的分歧为例，说明在书写国际卫生组织的历史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在促成控制疾病的战略方面从总体上而言总是保持一致的。即便是在联合国下属的不同组织之间，方法也有所差异”。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沃尔特·布鲁豪森教授在“从慈善到发展——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1945—1978年)”一文中，以1959年创立的德国援助机构米苏尔基金会和“施世面包”机构等几个新兴国际基督教组织为例，探讨了基督教教会在国际卫生领域活动性质的转变趋势：由原来的将医疗保健当作慈善事务和福音使命的做法转变为后来的与国家卫生政策融为一体的事关发展的事情。这种转变引发了“一场时代性的转变，即从各国带有强烈家长式作风甚至带有权威色彩的卫生政策向一种参与型卫生行动转变”。英国斯克莱德大学詹姆斯·H.密尔斯“作为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大麻与《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一文，通过探讨大麻问题被纳入《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过程，认为1945年之后，联合国代替国际联盟，承担了制定和实施国际麻醉品管制体制的责任；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中的官员在塑造人们的大麻观念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稳固了大麻在《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中的地位。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在“寻求制度霸权——美国与“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的创设(1970一1990年)”一文中，通过对美国与“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创设间关系的探讨，指出：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的建立和项目的实施主要源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它不仅是美国双边麻醉品管制努力的有益补充，更为美国在其不受欢迎的某些地区开展麻醉品管制项目提供了机会。同时，它作为国际禁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际禁毒公约的推行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是美国寻求国际禁毒制度霸权的重要凭借。但美国的努力也招致了来自国内外的诸多不满、质疑与挚肘等阻力。上海大学爱睿思教授“内分泌干扰物——国际组织日渐关注的健康问题”一文，通过对国际卫生组织在20世纪70-90年代与90年代至今两阶段工作情况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内分泌干扰物——一种通过荷尔蒙导致生命体包括人类内分泌系统紊乱的合成物质，被国际卫生组织纳入其工作程序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难。该文集所收录的以上诸文，涉及国际卫生组织史研究的议题、理论与方法等各层面，是学界对在该问题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我国学界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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