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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疾病、健康与医疗——2016年中国大陆医疗社会文化史著作举要与导读(2)

http://www.newdu.com 2018-06-26 《中国图书评论》 闵凡祥 田中明 参加讨论

    中国医疗社会史著作
    2016年,大陆先后出版有6部中国医疗社会史著作和1部文献影印本。
    余新忠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是继其2003年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获200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及其修订版(2013年)之后的又一部清代瘟疫社会史研究力作。在该书中,作者基于“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意义的解读固然不可忽略,但历史经验和演变脉络的呈现,至少同样重要。……故而,就卫生史的研究来说,对’卫生’丰富意义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相关的历史经验和演变脉络细致全面的呈现基础之上”(第29页)的认识,除相关档案外,广泛搜集与利用方志、文集、笔记、小说、日记、游记等非传统史料,从近代“卫生”概念在清代中国的登场、清代卫生观念的演变、清代的卫生规制及其近代演进、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清代的粪秽处置及其近代变迁、清代的清洁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演变、晚清检疫制度的引建及其权力关系、晚清的卫生防疫与近代身体的形成等8个层面,对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历史经验及其演变脉络进行了多维度的细致考察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解读了“卫生”在近代中国所承载的复杂而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余新忠教授指出,“‘卫生’给近代中国带来的,不仅有健康、文明和’现代化’,也有屈辱、被健康以及不自觉的权力征服。……近世的‘卫生’及其相关努力,既是国人的生活经验、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也是现代性和诸多社会文化意涵以及权力关系的象征”(第29页)。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读者注意:(1)在对所论主题的思考中,作者突破以西方模式为近代化唯一标准的认识,通过尽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考察其近代卫生观念与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现代性”;(2)在叙述上,作者努力避免以往研究中通行的单一线性的近代化叙事模式,在叙述国家和社会精英以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之名进行主流意识建构和推行诸多改革措施的同时,也注重钩沉被掩盖的弱势群体对问题的态度及其利益诉求,呈现近代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3)作者在叙述近世中国“卫生”观念及其制度演变的同时,也从文化史上对近世卫生与身体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充分关注,从多方面展示了清代国人对身体的感受、近代化过程中国家对身体控制的加强以及民众对身体自由的认知,契合了当下学界对身体史的关注;……
    余新忠教授长期致力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相关问题有着独到的认知与论述。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言,《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的撰写开始于他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时,随后又随他漂洋过海回天津,再又到英国剑桥等学术圣地,历时多年,最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样一种历程无言地告诉我们,该书是一本有厚度、有深度、值得专业学者与对卫生社会史有兴趣者一读的著作。对初入医疗社会史研究之门的年轻研究者,该书不仅仅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关知识信息,更会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给予他们启迪与帮助。
    随着大陆医患关系的恶化与医患冲突问题的日益凸显,关注与研究医患关系问题,为这一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把脉开方,成为学界的一个时代性热点课题。医患纠纷与冲突,不是我们当下社会特有的问题,它由来已久,广泛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与不同的社会之中,或隐或显,受到其所处时代与社会中医学技术、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诸要素的影响与塑造。因此,对医患关系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历史学本身,它将有助于拓宽人们的视野,更好地诠释与理解医患关系的本质,解决好这一问题。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可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智慧与参考。继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之后,马金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了又一部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医患纠纷形成时期——医患关系问题的著作《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该书以民国时期医讼问题的凸显为切入点,在医疗史、社会史、法制史的框架下,运用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助对医生、病人、社会、国家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与呈现,廓清了时人生命、法制与权利观念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渐转型的历史轨迹,揭示了其时社会、政治、法律、医学科学、文化传统与社会习俗等诸元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关联与互动。作者指出,尽管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医患关系在明清时期即已趋于紧张,但医病纠纷却相对沉寂。其原因不仅与当时的医疗文化、人们的生命观念以及社会中缺乏公共话语空间息息相关,当时相对封闭、传统的人情伦理社会也使得许多纠纷可以在小范围内得到解决。但这些制约医病纠纷问题凸显的传统因素在民国以来的近代转型中被一一消解。国家通过组织医生资格考试、取缔非法行医、进行相关司法改革、颁布相关法规等形式介入医疗卫生事务,为现代医讼的形成提供了制度空间与法律依据;医生、病人、律师、检察官与法官等相关群体,对相关法律条款的认知与解读差异,更使医讼问题变数增加;西医东传与中西医之间的冲突,助推了医讼问题的发展;新闻媒体对医讼案件的极大兴趣,及其对病家悲惨无助、医家冷漠无情与不负责任媒体形象的倾向性塑造,使得现实中的医患关系愈发微妙;……“总之,民国时期医病纠纷的凸显,恰恰是特定历史时期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并存、共同作用的时代产物,深刻地反映了国人传统的生命、法制观念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轨迹”(“内容提要”)。
    龙伟与马金生二著皆系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完善而成,凝聚了作者对所论主题的多年思考,相关见解对今日社会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的化解有着较大的参考意义。两位作者皆以民国时期的医患关系问题为论题,论述各有侧重,对相关问题见仁见智,若将二著一起阅读,相互参照,读者将会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医患关系问题形成全方位的系统认知与把握,给予当下社会中的医患纠纷与冲突以及暴力伤医等极端形式以恰当的定位。
    李建民是大陆学界与一般读者所熟悉的台湾医疗社会史学者,他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古典医学,著述甚丰,已先后在大陆出版多部专著与主编的著作——《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与《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对大陆对医疗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中医看中国文化》系由李建民在台湾清华大学、台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所开相关课程的讲授内容整理与修订而成,对中国古典医学的知识根源、先秦至中古的“病因观”及其演变、中医中“灸”疗法的起源等医学知识,唐代“肺石”、方术史中的“形影观”、17世纪脏腑图说的身体观、明清抵抗火炮的法术身体所展示的古代中国身体史观,及其所衍生的政治、文化、社会与性别意义进行了探讨,通过呈现中国医学传统极其复杂的面貌,指出“中国医学有明暗。中医不只是看病把脉、技术的”(“序”),也是一个帮助我们认知生命、想象身体、辩证知识的入口。“中医本身即是国学的核心文化资源之一。中医和儒道是国学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第10页)在中医的知识根源方面,“不同历史氛围的主导性思想及制度与医学技术之间……呼应和唱合”。(第11页)正如其标题“从中医看中国文化”所言,该书并非是“医学专门者的医学内史”,它追求的是“中国文化的通识”,即是要以中医为抓手,从不同的主题层面,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全新的整体理解。“今日,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文化,请优先研究中医文化的全史”。(第371页)
    中医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医学体系,它以传统中国哲学为基础,通过临床经验的积累不断发展与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在历史上为守护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给予普通民众日常医疗照料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医从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到其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地位与影响,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严重挑战,甚至有被“废止”的危险。在此后的百年历史中,中医一直在中西医学的碰撞与激烈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朱建平主编的《百年中医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12月)以时间为轴线,以重大事件为节点,根据中医在其百年发展中的特殊性及其历史影响,分“抗争图存,自强发展(1912—1949)”、“事业奠基,曲折前行(1949—1977)”、“全面发展,走向世界(1978—今)”三个历史时段,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运用“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与叙事方法,以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为大背景,首次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与论述了中医在过去百年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危机与挑战、机遇与发展)的历史面相及其根源,总结了在过去百年中中医药从抗争图存、自强发展,到事业奠基、曲折前行,再到继承创新、全面发展的跌宕起伏的历史历程,以及这一历程所呈现出的文化相关性、政策相关性、中西医互补性与辨证论治主体性等历史特征。该书不仅在各阶段包含了社会文化背景、中医药事业、中医基础、中医临床、中药方剂、中西结合等具体内容,而且还记载了过去百年中,中医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传播与发展的不同历程。最后,还附录有医家传略、医著提要、大事记等。《百年中医史》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重点项目“百年中医史研究”的核心成果,是80余位海内外中医药史研究专家多年心血与汗水的结晶,全书分为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和附编三大部分、上、下两编,凡1600页,250余万字,并配有彩色与黑白图片390余幅,是近年来中医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它不仅对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为从事中医药教学与研究、医务人员、管理人员、政策决策与制定者、医疗史研究者及喜爱中医药的一般读者了解中医药、研究中医药及其历史提供了详尽的史实资料。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因在抗疟药——青蒿素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引起了人们对青蒿素发现史及相关人物与事件的巨大了解兴趣。在这个问题上,有两部著作——屠呦呦等口述,黎润红访问整理的《“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和饶毅、黎润红、张大庆编著的《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值得一读。当然,相关工作并不是自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奖之后才开始的。根据饶毅教授的说法,做青蒿素发现史研究的想法最早出现于2004年,最终落实于2008年。在对50多位参与“523任务”的老科学家及当时的管理人员进行采访和获得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丰富的原始文字资料和相关文献,黎润红整理并出版了《“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这一口述史著作,用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对青蒿素的发现史及其背后的“523”任务进行了全面与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该书不仅再现了青蒿素的发现历程以及当时的科研条件与环境,更为后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大量珍贵文字与图像资料。如果说《“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是一部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宏观史的话,2016年出版的《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则将视角聚焦于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屠呦呦身上,全面、深入、客观地再现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科学背景与研究历程,以及围绕相关权益问题所引发的分歧与争论,展现了荣耀背后的各种辛酸。同时,该书也向读者介绍了一位被历史掩盖已久、比屠呦呦更早在抗疟药的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民国科学家、中国抗疟药研发先驱张昌绍及其发现抗疟药常山碱的故事,并客观地指出“屠呦呦所取得的中国科学诺奖‘零的突破’,其实源自于两代中国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努力,并且在科学方法上、科学精神上有难以割舍的传承。张昌绍那一代科学家在国内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为屠呦呦的研究做了科研与教学上的铺垫”(“前言”)。该书在忠实地呈现当年亲历者的回忆点滴的同时,让读者对青蒿素的发现历史有了更多层面的了解。
    苏上豪,是中国大陆医疗史读者所熟悉的另一位台湾作者[5]。但他并不是职业的医疗史学家,而是一名著名的职业医生,现为台北市博仁综合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但他在行医之余,笔耕不辍,通过书写通俗易懂、简洁易读的医疗史文章与著作,帮助读者认识疾病、认识医学。《黑暗医疗史》(现代出版社,2016年),是苏上豪继前两本书之后,在大陆出版的又一部医疗史著作。该书不同于职业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学院派著作,作者在叙述过程中视角独特,旁征博引,以轻松的笔调,展示了医疗史中的各种荒谬、离奇、残酷、巧合,揭示出长期为传统医疗史作家与著作所刻意掩盖的令人惊悚与不可思议的历史真相,指出:人类医疗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文明与野蛮交替,黑暗与光明并生的历史。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即收到医界、学界、媒体界的一致推崇与好评,并获得2015年台湾出版界最高荣誉金鼎奖,并入选台湾中小学生优良课外读物推介书目。
    除以上著作之外,2016年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就是哲玛森(R. A. Jamieson)主编的《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全十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的出版。1871年8月1日,时任上海海关医官的英国人哲玛森创办与主编的《海关医报》(Customs Medical Reports)创刊。医报每半年出版一期,刊载西方医师在中国所做的疾病调查报告与有价值的医学论文。这些报告与论文不仅对当时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区域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如19世纪60年代北京的霍乱、7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首例猩红热、90年代在广州和香港爆发的鼠疫等)的爆发与传播情况作了忠实记录,而且还结合当地的气候、风土、生活习惯等因素对之加以考察与分析,充分展现了1870年代至1910年中国乃至亚洲(例如,医报在1878-1880、1885、1887、1891、1894年各卷中即包含了日本横滨、大阪,朝鲜首尔和仁川等地的疾病与医疗信息)社会的医学发展、流行病学、民族文化、民间信仰和民俗传统等层面,为我们观察与研究这一期中国与亚洲的社会、医疗和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此外,医报还详细记录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西方医生在现代科学思路的指引下在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疾病”的探索历程,充分展示了中医“症”与西医“疾病”从相遇、对峙到共处的转折过程,为我们了解与研究西方“疾病”体系在中国被认知与接收、接受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科学依据。《海关医报》在1910年出版第80卷后停刊,此次出版的10卷影印本除包含这80卷报告和《驻华医报撮要》外,还收录了1911-1913年《博医会报》[6]上刊载的所有海关报告,梧州海关头等总巡鲍纶(R. Braun)1888年编辑出版的《汉口及长江口岸出口中国药材名录》与1889年赫德指令海关编辑的《中国药材清单》,囊括了目前已知的所有中国海关医学报告,是研究晚清中国及其相关区域疾病、健康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珍贵档案资料,对深化中国地方史研究也有重要史料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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