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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之“政治外交编”，主要整理与初步研究近代以来特别是日本所谓“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对华侵略相关政治体制与外交决策问题的基本资料。按照时序与内容，本编分为四个专题，分别为：《侵华战争指导体制及方针》（纐纈厚、日本山口大学，郭鑫、辽宁师范大学），《战争体制的确立与演变》（杨宁一，北京师范大学），《外交》（臧运祜、张展，北京大学），《战后审理》（宋志勇、周志国，南开大学）。以下分两节予以综述。 一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近代化之后，形成了独特的军国主义道路模式与战争决策机制，这一模式和体制在侵华战争期间得到继续发展。作为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战争体制及其决策机制，对于日本的两次侵华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侵华战争，影响至巨。系统整理、初步研究这些史料，在更高层次上深化日本侵华战争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中国学界在此方面较为薄弱。鉴于此，本编特设两专题，分别整理近代以来日本的战争体制、侵华决策机制和侵华方针的确立与演变的相关史料。 日本山口大学教授纐纈厚，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战争体制多有研究，其在日本的诸多成果，近年已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和认可。纐纈厚先生此次慨然允诺参与我们的项目，并与其学生、辽宁师范大学郭鑫老师承担侵华战争指导体制及其方针的资料整理与研究，这是来自日本学界的莫大支持。该专题共计整理、收录了96 份文件，多数出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收录的防卫研究所的档案，部分来自已刊史料。按照文件形成的时间序列及内容关联，该专题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侵华计划的推进过程及军事政策”，共计25 份文件，资料形成时间为明治初期（1869 年）至日俄战争期间（1905 年）。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与侵华政策的形成时期，尤其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期间。该部分较为系统地整理了这方面的基本资料并分别进行了解说。 第二部分，“侵华指导方针的演变”，共计14 份文件，资料形成时间为1907~1927 年。这一时期，因为中日间未发生战争，相较于前后的两个时期，以往的研究较为薄弱。编者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订（1907 年）、修改（1923 年）及再改（1936 年）为主要线索，将其间侵华政策的相关资料穿插编排，使日本侵华方针的演变更为明了。1927 年7 月7 日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以后发出的《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训令》及此后流传的所谓“田中奏折”，无疑预示着新的侵华战争即将到来。 第三部分，“‘十五年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体制与方针”，共计57 份文件，资料形成时间为1929~1943 年。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从局部到全面的侵华战争。战败投降之际日本烧毁了大量历史档案，但仍有一些基本的资料存留。目前，关于“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资料刊布已多，由于日本学界关于“十五年战争史”的争论带来的影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六年间的日本局部侵华战争的资料，相对而言较为缺乏，故编者重点整理与介绍了这部分资料，共计31 份文件，旨在从日本侵华政策及其方针的演变，阐明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的历史连续性。 杨宁一主持的《战争体制的确立与演变》，共计整理、收录120 份文件，部分出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多数出自相关的资料集。该专题主要以日本的战争体制为中心。按照文件形成的时序和历史的变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战争体制确立的历史前提”，简要整理了明治宪法（1889 年）之后至九一八事变（1931年）之前与战争体制相关的基本史料，共计11 份文件。 第二部分，“向战争体制转变”，收录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到七七事变以前，日本政治体制向战争体制转变的相关史料，共计11 份文件。 第三部分，“战争体制的初步建立”，收录了日本在1937 年7 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支那事变”）到1940 年7 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初步建立起侵华战争体制的相关史料，共计27 份文件。 第四部分，“战争体制的发展”，收录了日本自1940 年7 月开始“南进”到太平洋战争前期（1943 年7 月）侵华战争体制向世界战争体制发展的相关史料，共计38 份文件。 第五部分，“战争体制的动摇和崩溃”，收录了太平洋战争后期到战败投降前夕（1945 年8 月），日本的世界战争体制随着战争发展动摇、崩溃的相关史料，共计33 份文件。 该专题资料，主要反映的内容为日本“十五年战争”期间以侵华战争为主的战争体制的演变过程，在时间与内容上与前一专题资料形成互补，大有益于我们从制度与决策机制层面更加深入地认识与研究日本侵华战争。 二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外务省在作为日本“政略”之重要内容的外交决策上，配合了军方侵华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臧运祜、张展负责整理与研究的外交专题，就以基本史料反映了这一重要内容。 该专题从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文件中，共选择123 份文件，基本出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之“外务省记录”及已刊的《日本外交文书》。按照外交决策的内容，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外交的总体方针与政策”，共计35 份文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整理的资料为：1．政府声明，即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38 年底，日本政府陆续发表的表明其侵华战争政策的声明文书；2．卢沟桥事变后的应对方针；3．淞沪会战到近卫声明前的方针；4．第一次近卫声明出台的相关措施；5．武汉会战期间的政策；6．武汉会战后到汪伪政府成立间的方针；7．汪伪政府成立后的方针；8．日本投降期间的决策。 第二部分，“对华‘和平工作’的方针与政策”，共计43 份文书。按照日本所进行的“和平工作”的先后顺序，分为六组：1．“船津工作”；2．陶德曼调停；3．1938 年在香港的“和平交涉”；4．坂西中将同袁良的会谈记录、头山满与孔祥熙往来函等；5．1939年之后的“和平交涉”；6．诱降阎锡山工作。 第三部分，“扶植伪政权的方针与政策”，共计45 份文书。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维持其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这是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也是其侵华政略的主要内容。鉴于这方面的资料相对较多，本部分以政府决策性的文书为主，大致按照时序分为以下七组：1．扶植成立华北、华中及蒙疆伪政权；2．准备扶植统一的傀儡政权；3．汪日之间的交涉；4．日本扶植成立汪伪政府；5．汪伪政府成立后的相应措施；6．汪伪政府“参战”问题；7．汪伪政府参战后的对华新政策。 日本战败投降后，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1946 年5 月3 日，反法西斯盟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28 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1948年11 月12 日，法庭宣判，判处全体被告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 名被告被判绞刑，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国家，在东京审判的国别侵略罪行审理中耗时最长。在审判过程中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史料，系统整理与研究这批资料，不仅会加深对东京审判本身的研究，而且会极大地推动日本侵华史等多领域的研究。 宋志勇、周志国负责的“战后审理”专题，对东京审判资料中有关日本军政高层的侵华决策文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共计收录文件49 份，出自日本出版的东京审判的速记记录、判决书等法庭第一手资料。按照文件的时序与资料内容，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东北的侵略”。共收录14 份文件，涉及日本拟订满蒙政策、策划皇姑屯事件以及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 第二部分，“对华北的侵略”。共收录9 份文件，涉及日本策划“华北事变”与内蒙古“自治运动”，以及对华发表“天羽声明”并提出“广田三原则”等事件。 第三部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共收录26 份文件，涉及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决策方针、扶植伪政权以及制造“南京大屠杀”和对华经济掠夺等方面内容。 东京审判所形成的关于日本侵华的资料，无疑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一个重要宝库，但迄今并未得到很好整理、开发与运用。专题编者所初步整理的一些基本资料，虽然还只是总量的极少一部分，但应该可以补充本编前三个专题所涉及的政治外交的相关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