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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全方位、多层面、以法西斯战时体制动员举国力量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在当时的日本也被称为“总体战”或“国家总力战”。因此对这场侵华战争及其决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军事、政治、外交层面，还必须关注和研究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教育等层面。日本军部甚至把思想战、经济战与武力战、外交战并列为总体战的核心内容，认为“能够把武力、经济、思想等各种作战手段进行一元化体制的国家，将成为近代战争的胜利者”。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对国内实行了所谓“举国一致”的法西斯战时体制，对日本国民进行最大限度的思想统制和社会动员，在当时被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我们只有充分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在国民动员和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等层面的决策、政策、措施及其作用、影响，才能破解其为何能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把整个日本国家变成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才能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动员和胁迫日本民众投入这场战争的。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决策中的国民动员和思想、社会、文化层面，又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对日本国民进行思想统制和社会动员，如灌输和煽动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动员各阶层、各行各业民众参军或为战争服务，甚至把民众的衣食住行、家庭、婚姻、生育等日常生活全部纳入战时体制。对外主要是对中国进行思想战、宣传战、情报战和占领区的殖民奴化教育，如制造侵略舆论、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和东亚新秩序、打击和摧毁中国人的抗日意志、培植亲日势力、收集各种情报、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等，这些内容在本编所收资料中都有所反映。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中有关思想、社会、文化内容决策的揭露批判，也必须运用第一手资料，因此本编着重收集整理日本军政决策机关、执行机构、重要社会团体，如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兴亚院、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大政翼赞会等机构团体的有关决议、命令、通知、报告、宣传手册以及相关的行动纲领、指导方针、法律政策、实施方案计划等档案和文件。 下面分别概述本编三个专题所收的主要资料及其内容。 专题一是关于日本侵华思想战与文化宣传，主要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如何阐述和提倡“思想战”，以及在侵华战争中做出的关于开展思想战、宣传战的决策及其指导思想、实施方针和具体措施。 早在1934年2月，陆军省军事调查部就发布了名为《思想战》的小册子，提出“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明确地警告我们：近代战争中有武力、思想攻略、经济这样三个作战部门”。并指出思想战的手段可分为三类，即对敌国、敌军，要挫其意气，陷其溃乱；对中立国要使其亲我恶敌；对自国民要树立对敌义愤与必胜信心。1934年10月陆军省出版的《思想战经济战》一书则鼓吹“高举思想战大旗”，具体阐述了思想战的各种战略战术。1935年鲤沼忍《论对华思想战》一文则把“满洲事变”后日本所遭到的孤立归结为日本思想战的失败，并指出单靠武力难以征服中国人。七七事变后，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7年7月15日，外务省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基调和“对华三原则”，即取缔排日、承认“满洲国”和防止“赤化”，并据此制定了对南京政府和华北各地方势力的不同政策。在此决策指导下，1937年8月15日，内阁情报委员会编写《国防与思想战》文件，指出思想战会使敌军士气沮丧，摧毁敌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致使敌国思想崩溃，并强调要将日本皇道国体观念彻底贯彻于全日本国民之中。1938年以后又开始制定具体的对华长期思想宣传战指导文件，如1938年8月5日内阁情报部所编《新支那建设的长期战》提出，为了战胜中国，“在武力战的同时，必须取得思想战的胜利”，并强调每一个日本人都是思想战的“战士”，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1939年4月18日，企划院提出《长期建设指导国策纲要案》。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自武汉会战后，日军陷入长期作战态势，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决策强调要加强思想战的指导，对内发扬“举国一致”“坚忍持久”精神，保持必胜信心，消灭共产主义，排除自由主义，鼓吹日本精神。对外宣传“东亚新秩序”，防止各国反日援蒋。对中国民众宣传放弃抗日、反苏防共、日中提携。实际上，所谓思想战仍是以武力为后盾的。1940年3月4日，日本内阁情报部所编《支那事变处理的概貌》提出，“对于抗日弥漫的现状，必须以威力为背景打开局面”。1940年4月20日，由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发布的极密文件《华北思想战指导纲要》的中，宣扬其指导方针是“发扬日本民族必死的总力，摧毁敌人抗战意志，使中国民众接受东亚新秩序”。文件附录详述思想战的具体方式与方法，尤其强调要用军队、警察、特务等武力消灭共产抗日分子，扫荡共产抗日组织。 日本内阁情报部在1940年举行了思想战讲习会，专题一收录了其中几篇后来发表的演讲稿，如安冈正笃《日本精神与思想战》、须磨弥吉郎《外交战与思想战》、小山荣三《思想战与宣传》等。特别是内阁情报部部长横沟光晖的《思想战概论》全面阐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战的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战术，认为“对敌方精神力的破坏即思想战，是对敌人的攻心战”，还具体叙述了对敌军、对敌国民和对第三国的思想战攻击手段。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事务官藤崎所写《思想战对策论（未定稿）》进一步探讨了思想战的理论问题，从战争责任论、战争目的论等角度，鼓吹与美化“大东亚战争”的“圣战与解放战”性质。然而，不管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如何为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与辩护，都掩盖不了其侵略扩张、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本质。 专题二是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社会动员，主要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对内进行战时体制下的国民动员方面的决策文件。大体可以分为对日本国民思想上的动员、组织上的动员和日常生活上的动员等三个部分。关于国民思想上的动员，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主要进行所谓“国防教育”和“国民教化”运动，如1937年6月26日内务次官和文部次官发给厅、道、府、县长的文件中，强调当前形势下国民教化运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动员日本国民做好思想准备，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投入即将到来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9月9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正式发布《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阁训令》，提出“八纮一宇”“举国一致”“坚韧持久”“官民一体”“辅翼皇运”等口号，要求全体日本国民“国民精神总动员”，即全力以赴投入这场侵略战争。1937年10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成立，发布了声明、规约，提倡“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灭私奉公的国民精神”。1938年1月，内阁又制订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该法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出版等各方面内容，将日本全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都纳入战争轨道，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其措施不断强化。1939年2月9日，日本当局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方案》，9月宣布具体方针，包括政治的综合强化、舆论的统一强化、议会功能的战时强化、国民组织的战时状态强化、产业经济组织的战时状态强化、公众生活的战时强化等内容。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又开展“近卫新体制运动”，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1941年3月10日发布《治安维持法》，取缔政党和团体的活动，限制国民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成立大政翼赞会。到战争后期，为了垂死挣扎支持太平洋战争和“本土决战”，日本当局发表大量所谓鼓舞士气的文件，动员国民准备为侵略战争当炮灰，为天皇尽忠，鼓吹所谓“一亿玉碎”。 社会组织上的动员，则是成立各种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官方或半官方社会团体，包括妇女、退役军人、青少年、地域等各种类型团体，如1934年4月10日成立大日本国防妇人会；1936年9月25日敕令成立帝国在乡军人会；1937年9月21日成立女子义勇队；1939年4月5日发布《国防总动员法》；1939年7月8日敕令《国民征用令》；1940年9月11日内务省令加强部落会、町内会；1940年10月12日发布大政翼赞运动规约；1941年11月22日成立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会；1942年11月11日联合成立大日本妇人会；1945年4月13日阁议组织国民义务队；1945年6月23日通过《义务兵役法》，15岁以上男子，17岁以上女子都要投入“本土决战”，充当侵略战争炮灰。总之，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利用战时体制，强制动员日本的男女老少一切力量投入战争，把全日本变成一部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给日本人民带来空前的痛苦和灾难。 日常生活上的动员，深入到国民经济生活和衣食住行、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将其统统纳入战时体制轨道，服从于侵略战争需要，如该专题收录的1938年9月8日次官会议决定，动员国民参拜靖国神社，为侵华战争战死者设立全民哀悼日；1939年5月20日，大藏省次官文件动员国民加强国防储蓄，准备持久战；1939年8月8日内阁会议决定将每月1日定为“兴亚奉公日”；1940年8月16日相关省厅会议通过《国民奢侈生活抑制方案》，限制国民的生活消费，以支援战争；1941年1月22日，内阁会议决定《人口政策确定要纲》；1942年文部省发布《战时家庭教育指导》。1943年8月12日发布《对战时衣食住行生活指导》《家庭报国三纲领•实践十四要目》等，把家庭生活也纳入战时轨道。 专题三是关于日本在占领区的殖民教育，内容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实行侵华殖民教育的决策及其具体政策措施的文件资料。 首先是拟定伪满教育方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当年日本文部省服部书记官就提出“新国家的教育制度方案”，要求建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实业教育以及医学、法律等专门学校等整个殖民教育体系，特别强调各类学校必须将日语作为必修课。外务省的清水嘱托建议编写新版教科书，要把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改为“满洲主题”，在地方各级学校设置日语科，在伪满洲国设教育部，各省市县设教育厅、局，由日本人担任顾问。在大连的日本人板桥辩治也提出“满洲新教育方针五案”，向外务省建议编写新教科书，清除国民政府在东北教育的影响，大力推进“王道至上”奴化教育，培养日本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务实人才。可见日本统治集团的决策就是以推行侵华殖民奴化教育为东北日占区和伪满洲国的教育方针。为了推行同化和奴化教育，还成立了受日本军部控制的日满学会和日语教育协会，其经费来自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从事伪满留日学生的“辅导”和开办日语学校等，目的是排除“反满抗日”，宣传“爱满亲日”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犯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文部省等相关机构密谋策划对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并策划设立相应机构。如在北平伪临时政府内设立文教委员会，由伪政府与日军特务部代表、日本教育顾问担任委员，控制占领区教育。外务省的文化事业部，则由第一课负责中国在日留学生和中国沦陷区教育事业的调查监督，由第二课负责日本在华殖民教育的资金补助。1938年9月30日，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又商定设立对华院，接管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负责的部分对华文化教育事业，以适应侵华战争以来对华殖民教育形势的需要。1938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阁议又决定在对华院的基础上成立兴亚院，统一掌管日本在华占领区的政务和“开发”事业，其中包括教育事业。 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制定了一系列对华殖民教育决策的文件，如1937 年12 月8 日，拓务大臣大谷尊三致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中提出对华开展殖民奴化教育的具体策略。为了所谓“相互理解日中两国民族的国民性”，要发起“东洋文化复兴运动”。1938年5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向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提交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概况。1938年9月8日，日本外务省、文部省、陆军省及驻华占领区部门，在陆军省举行了“对华文化协议会”，重点讨论在华北设立私立学校、在华日人子弟教育、向中国占领区派遣宗教团体与同仁会诊疗班等事项，反映出当时对华文化教育决策的大致过程。 为了开展对华殖民奴化教育，日本军政特务系统对日军占领区的教育现状进行了许多调查工作，既为其决策服务，也反映当时其殖民教育政策和措施，如专题三所收《北平文化教育现状报告》（1937年9月）、《满洲日语教育报告》（1939年11月）、《华北及南京、上海教育施设概况》、《陕西初等教育状况调查》、《留日士官学生预备教育状况》等。 专题三还收录了一些关于日本对华殖民教育实践的原始档案文件，如任命在华占领区负责教育的官员、资助日本人所办学校教育、大力普及日语教育、资助日本人调查考察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还有鼓励日军占领区的伪政权派遣留日学生，资助中国伪政府官员和学生到日本考察参观，特别是对中国教师进行打破抗日思想的洗脑“再教育”培训以及邀请日本大学教授为日占区伪政权培训各级各类教育人员等。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对华殖民奴化教育的这一系列决策和措施，都是为培养殖民地“顺民”“良民”，控制中国人思想，巩固在华殖民统治服务的，却往往激起中国人民更激烈的反抗和斗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