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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 作者：徐佳贵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地方的消失（序） 本书作者徐佳贵，是2009—2016年间我在复旦大学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得以列入复旦大学“博学文库”出版行世，自是值得祝贺的事；作为论文的指导教师，也颇感欣慰。“博学文库”在编纂体例上，要求导师为入选论文撰写一篇序言，尽管我对此一向较为保守，但于出版社这样的要求，于情于理，都不便推却。这里仅就全书的内容稍做介绍，权且作为导师对这篇博士论文的审读吧。 地方、士人、知识转型，构成徐佳贵这篇博士论文的三个关键词，仅由此便不难看出，所关注的正是当下中国近代史学界颇为重视的“地方的近代史”问题。所聚焦的地方是晚清时期的温州府，这些年陆续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尤其是《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也是众所瞩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守望于“乡”与“国”之维度，展示晚清温州府之士人及其所主导的“地方知识转型”，无疑紧扣了“地方的近代史”这一话题。 用不着特别指明，地方的近代史之所以受到学界重视，是将中国划分为更小的“历史研究单位”的思路的自然延伸。重点在于，“地方”不仅仅是作为空间的存在；进入近代以后，被“唤醒”的地方，其独特的历史走向，更是值得基于与过往不一样的视野加以审视。原因在于，国家政权建设构成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基调所在，地方之被纳入政权建设的架构也构成重要的一环。然而，其成效如何？尤其是地方如何“变”，是否遵循自上而下的“路线”，地方与地方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节奏”？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加入了“地方”这一元素，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考察或也才能真正改变以往主要将目光停留于“宏观”层面的情形；亦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如何“变”，以及“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据此也可看出，学界之所以关注“地方的近代史”，究其实质，体现的正是试图重建近代中国的基本史实，并调整叙述这段历史的基调。 当然，重建地方的近代史，意味着揭示进入近代以后“地方”究竟有哪些“不一样”。有关“地方”在历史上的存在，常被引述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每逢激烈变动的时代，所谓的“礼失求诸野”之论调也常常泛起。稍前出版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收录了王汎森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罗志田的《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等论文，即阐明重建地方的近代史，有必要基于历史上作为“地方”的存在展开，并由此审视地方的“变”与“不变”。晚清以降，地方之受到高度关注，自也有其缘由。现代国家的养成，意味着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皆不可避免地深入到基层地方社会，而地方人士往往也走出居处，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1910年发布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吾国之风气，原皆启发于地方，而养成于士夫。”还具体举证说明：“十年前之主张变法维新，启沃君心，浚发民智，开今日宪政之幕者，伊何人？十年来主持全国风气，矫正舆论，发扬国光，以维持国家权利者，伊何人？吸纳世界知识，研求专门学问，吐宪政之菁华，握改革之枢纽者，伊何人？此固事实之炳若日星，不待辩说而自明者。”这里更多是立足于“民间”表达看法，上述种种是否发动于“地方”恐也有必要加以辨析。尽管如此，循此思路，正可以检视晚清以降“地方”有哪一些变化？是否能继续发挥开发“风气”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徐佳贵一书将目光投射于晚清温州府的士人生活，正构成解析“地方的近代史”颇具价值的研究个案。其所昭示的“地方”，所展示的“地方士人”及其所推动的“知识转型”，在在都值得书写一笔，有裨我们认识一向高高在上的“知识转型”在地方的表现。 关于本书之主旨，作者做了这样的概述：有别于时下往往默认个别通都大邑的知识转型“代表”了全国的一般情况，本书以晚清温州府为个案，将“地方”置于“知识转型”之前，且突出某一当事人群体——地方“士人”的视角，为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通都大邑以外的某一“边缘”之地为焦点，并将知识观念的变迁在地域上的展开，作尽可能立体多维的再现。以此检视晚清知识转型“地方化”的可能机制与可能的限度，以及这一进程对参与其间的地方士人、乃至该府县地方本身的历史走向的具体影响。这或可视为作者所确立的目标，能否实现，还需结合具体的研究进路加以检视。为此，本书在结构上也致力于做相应的区分，“绪论”部分具体解析了本书所涉及的地方、士人、知识转型三个关键词，然后按照上编、下编展示主题，上编揭示的是“地方知识转型的发端”（19世纪中叶—1901），分别聚焦地方士人与传统文教之变、地方士人与西力东渐，以及地方士人投身“维新”三个层面的内容；下编关注的是“文教新政的地方回应”，分别审视学堂之兴、士人兴学与地方社会、新旧递嬗与地方士人的心态变迁等内容。在结语部分，则将关注的问题做了引申，延伸至温州府士人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最后还回答了通过个案分析所获得的启示：地方知识转型如何可能？ 地方的近代史：如何讲起？ 聚焦于温州府，以揭示晚清之“地方”如何因应“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此作为本书之主题，是较为清楚的，但如何展开，却并不那么容易。最基本的，即是“地方的近代史”如何讲起？即便秉持所谓“地方”的视野，也需确立问题的缘起，亦即是梳理作为温州府的“地方知识转型的发端”。实际上，讲述近代中国某一面向的历史，如何选择“起点”，往往也是研究者颇费思量的。而“起点”的选择，则意味着系从“内部”还是“外部”揭示这段历史如何“变”。 对此，本书首先从方法上对此进行了辨析，并据此强调，该书取法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示的路径，更多基于“关系性”地思考问题，相应的也援用布氏的“场域”，及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与象征权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等概念。当然，为避免将理论的援引变成“证明”式的研究，本书也特别指明：援引布迪厄的理论，整体上仅是提供一套分析工具，提示一种切入问题的思路，它本身不会直接指向任何现成的结论，更不会被用以“证明”基于这一分析手段得出的结论在中土的“适用性”。而提出基于“关系性”的思考路径，也旨在厘清本书涉及的对象。所谓关系性的考察，主要包含两类关系：一是“地域”空间的相互关系，在晚清这一转型时期，各地之间交流互动所需的“成本”及其变化，不可不考虑在内；二是相对抽象的“场域”中的关系及其变化，亦即士人与士人，或士人与其他群体在此“场”中的互动博弈，以及彼此之间不断重构的相互关系。两类关系交错重叠，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多维、开放的“网络”形态，而非单纯的、本质上对外封闭的“层级”结构。 本于此，本书一方面范围了所关注的对象——地方士人，指明任何士人都可以是“地方”士人，温州“籍”士人之居乡，并与地方事务发生关联，即是其“显现”出的地方性的一面。毕竟与当时上海、汉口等显具“移民社会”特征的地区及各省省会不同，晚清在温州府县活动的士人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地方士人之短期外出，多数情况下也会被纳入讨论（可视为“场域”边界之延伸）；至于寓居温州的外籍士人，因数量有限，且对其在地角色难以做出较准确的定性，故除个别与温籍士人确有交谊、或对地方文教的影响确有明证者外，则不会专门展开讨论。另一方面，本书也强调对问题的梳理，遵从的是由“背景”到“发端”的时序与逻辑顺序。第一章“地方士人与传统文教之变（19 世纪中叶—1895）”，关注的即是19 世纪中叶至 1895 年以前地方士人参与的“传统”文教之变。这里的“传统”，是指遵从既有的变化形式，即并无外国因素直接作用其间的某些时代面相。 实际上，在以往一般的思想学术史的表述中，19 世纪自始即被描绘为是一个“求变”的时代。本书对温州府所发生的“变”，同样指明这种“变”的意识乃本土自生，无待西人西学冲击。“致用之学”或“经世实学”之类的称谓渐渐流行，也同样构成醒目的标识。重点阐明的是，当由“政”返于“学”的“经世”诉求投射到某一具体的“地方”，究竟显现何种动态景观。对此，本书也做出这样的判断：19 世纪中后期的温州，确实在文教领域浮现某种“众声喧哗”的迹象，多种发端于外界或关涉某段地方性记忆的“学”，被移植到不同的论说之上，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与时间段里产生了声部不同却又彼此关联的“回响”。在此过程中，“家学”或“师承”之类常被用于解释地域之学形成的要素，并不是那么重要，反倒是书籍流通管道与相关交谊网络的搭建与维持，作用更为昭著。具体来看，19 世纪后期温州地方士人在汉宋、经史（实际还有子学）之间的选择，已然趋于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往往与地方望族（实际是晚清科举“新贵”）对自身文化及社会资本的后续运用密切相关，却又部分越出科举制本身所涵盖的知识范围，也不再受限于“永嘉之学”首倡者自身的论学取向及相应的学理内容。 不过，本书对此的判断也是较为谨慎的，特别指明这些“学”在温州的流布，并没有被打上明确的“温州”标记，乃至使地方之“学”在整体上自成一“派”。只是试图揭示“地方”在传统知识生产与流通中所处的地位，“中心”与“边缘”的差别固然存在，但并非绝对。位处“江南”之外缘的温州地区，亦可利用某些内生与外生的机会，将京师或江南等文化核心区的“潮流”与相关的知识观念接引到自己的土壤上，甚而反过来参与到知识“生产”环节中去，从而淡化自身在传统文教版图中总体上所呈现的“边缘”色彩。只是，这种趋于多声部、多元化的地方文教版图，大体上只涵盖少数士人及其亲、师、友组成的“圈子”，此类圈子有一定的规模及影响范围，但在量上仍未成为“多数”。多数温州地方士子虽不见得对此变化全然无知，却并未参与其中，其阅读与生活世界仍为直接关乎科举取士的知识内容所主导。 将首章标题定为“在传统中变”，并不意味着忽视“西力”的影响。本书对“传统文教之变”与“西力东渐”，同样立足于19世纪中叶至1895年展开，正是试图揭示推动温州地方文教之“变”，也包含“西力”的因素。本书第二章即主要讨论了 1895 年以前西力东渐与温州地方士人的关联，重点审视了“风气开通”的具体方式。首先指出，此期温州风气之“开通”，与地方商贸水平并无多少关联。“口岸”对地方士人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是其衍生的交通之变，使得大小口岸间的人员及书籍、信息流动进一步趋于常态化。其次，对交通变化与引进西学之关系的认识也不宜绝对化，否则在接引西学一面最为活跃的当是距瓯海关最近的温州府城或永嘉县的士人。总之，此期交通上的变化并非单独起作用，主要是既有的文化与社会资本运作更形高效，且能“旧瓶装新酒”，被用以接引新的学理内容。反过来看，对新知的理解及中西知识内容的整合，亦由此受制于其时国内官场士林对于西学的一般认识水平。换言之，温州士人可以到“地方”以外，与活跃在新知集散地的官场士林中人往来交流，并将外来之学纳入士人既有的一套关乎“变通”的话语体系之中。与之适成对照的是，趋新士人虽知晓地方上西方势力的存在，其“采西学”的言行与亲临地方之西人的关联却甚为有限。来温西人或为商务，或和更为“负面”的传教工作联系在一起，地方精英一面有接引西“学”的意图，一面却又对洋“教”未表现出多少好感。由此亦可看出，西学向非通都大邑的某些“地方”扩散，仍遵从“本国化”的理路，即既有的“中心—边缘”的交流图式。 西学的冲击及影响，是分析近代中国历史难以绕开的话题。“沿海—内地”之二分法，也常被用于描述活跃在沿海地区的知识精英与内地“传统”知识精英的差别与互动。本书对于温州个案的分析，也向我们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此类讨论中所述及的究竟是哪一块“沿海”地区？若称“口岸城市”及“口岸知识分子”，又究竟是指哪些口岸？总的来看，相比上海等中心城市，晚清时期的温州作为“口岸”的表现近于另一极端，而尚有宁波之类表现居中的口岸。故此，所谓“风气开通”，不应被当成一个包含明确价值判断的套语，地方对于西风东渐的认知途径，实际上是按照与通商大埠同异互见的方式，这也深刻影响到此后该地文教的变迁轨迹。 “地方知识转型”的“节奏”及其面向 1895—1898 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早已为研究者所揭示。聚焦于地方，这一时间线索是否仍具意义呢？无疑也是令人感兴趣的。本书围绕此点也阐述了这样的看法：此一时期确可视作知识转型越出个别通都大邑、真正走向“地方化”的初始阶段（之前只是预备阶段）。不过，地方之兴革，自有其变革节奏；共预“维新”时期，也当延至 1901 年，即《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新政”开始之前。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地方之外政局的变化对地方毫无影响，士人之推动地方知识转型，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国家有事”（而非地方本身有事）。然而必须看到，外部的变革节奏，亦须经由地方知识精英之“过滤”；这也促成地方兴革之“节奏”有异于国家层面所展示的阶段性。 可以明确的是，温州府1895—1901 年间的地方兴革，固然使得地方士人朝“新”的方向更进一步，但必须重视的是，此一时期浙省各府的文教改革，还缺乏相匹配的行政系统发挥作用。位于浙省东南角的温州，是一个省城官方向来较少顾及的府级地区；此期的地方兴革，更未受到来自省会的显著干预。趋新地方官员对此表示支持，多以私人名义；而府城虽有官办学堂之议，时间也在绅办之后，成效似亦不及士绅所办之新学机构。换个角度看，士绅向地方以外求取钱款、优化资源调配，主要依靠的也是自身在官场士林的社会文化资本。这一由地方所展现的“能动性”，亦可视作士人个人知识观念调整的一种“顺延”；甚至地方新学机构与文教维新的空间布局，亦与之前的“科甲”与“学风”盛衰有一定关系。尽管如此，此一时期关乎知识的“变异”乃至“断裂”，已悄然发生。就温州而言，对于新知仍以“接引”为主，而在知识的回馈乃至生产环节上，还谈不上有什么突出表现。由于旧的取士制度并无真正调整，各种新学机构仍须在旧制下求生存，这便加剧了既有的“学”与“制”之间的脱节，也影响到地方的自主探索可达致的程度。当然，地方士人的“趋新”，本就不等于一意“趋西”。这不仅是向有中学“传统”可寻的知识类目在地方上更有可操作性，而接引西学则不过是“因时变通”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多少表明地方士人并不认为此番列国竞争，是合乎所谓道义的。到1901 年，地方士人获知清廷颁诏，施行“新政”，或许才与省、府、县各级官方一起，将地方知识转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很显然，“新政”之施行，构成审视地方知识转型的枢机所在。本书注意到，到“新政”阶段，地方的兴学才真正从“学”与“制”的脱节，走向二者的重新匹配。1905 年之前，旧制未废，新学业已在地方萌芽，这一不同步固然给地方文教改革造成了诸多困难，但从另一方面看，士人之能动性也在其间得到持续发挥，表明地方自身所不能左右的朝野“不同步”，却预留了地方的自主空间。这也正体现出近代中国“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与“国家扩张”（state expansion）的不同步，在地知识精英为王朝危机所激，往往率先将某些领域的“近代化”诉求付诸地方实践。而后科举停废，新制确立，地方兴学规模也得以空前拓展。不过，这一变化也同时意味着地方的自主空间开始走向闭合。且更甚于科举时代的是，官方的角色、体制的力量已从“抡才”环节向“育才”环节全面渗透，在某些领域的“新政”实践中，尽管国家不是直接剥夺地方精英的既有职能，但实际是将可能游移于官方视野之外的“公”权力，更为严格地收束到官权之下。这一依靠官方厘定权限的过程，自然压缩了地方士绅原先行使非正式权力时本有的弹性空间。至少在晚清“新政”阶段，正是地方士绅与各级官府一并促成了“国进民退”，并展现出官方对可能游移于官方视野之外的地方“公”务的辖制操控的趋势。 士人兴学只是地方知识转型的面向之一，进一步的，本书分析了地方在其他事务上的转型，指出在空前的知识转型与文教变局中，士人如何调整与地方社会其他群体或势力的关系。首先，面对业已楔入地方权力格局的教会势力，多数温州士人在接引西学的同时，却又继续对西“教”持拒斥或置之不论的态度，借以强化自身区别于“彼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其次，面对地方民众，士人一面力图通过新知的传播，将之纳入“国民”范畴，一面又坚持“凭高视下”推动这一进程，维系自己作为“四民之首”的地位。相应的，本书也指出，清末十年某些地域所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颇像一支弹簧，当地方士人被整合进“强国”大业的诉求空前凸显，士人在此弹簧上的位置也相应升高；然而，这又可能加大了弹簧各部分间的张力，导致士人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可以说，自维新时期之前即已发端的“本国化”的西学传播图式，此时在地方依然可以奏效，乃至获得进一步的完善。但也必须看到，此一图式作用于“新政”阶段，其所促成的教育“国家化”的倾向，往往强于“国民化”之类的取向。 那么，处于变革之际的地方士人，又是如何因应这样的变化呢？本书第六章“新旧递嬗与地方士人的心态变迁”（或可不用“心态”，而直接用“选择”，指明士人如何因应变化），也试图对此有所申论，以揭示温州士人新的晋升之路（或进入本地学堂，或到外埠就学，或到国外留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新旧等问题的看法。这里所提供的正是非通都大邑的“地方”角度。本书也据此道出个中呈现的复杂情形：尽管地方士人积极迎合学堂教育的“外向性”，可当他们评估本地的“学风”或文教水平，“旧学”仍是重要乃至主要的指标。这里既有老辈士人自身文化养成的原因，也有本地学堂教育处于较低层级，“新学”还难于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就此而论，旧学较之新学，自是更具“地方”色彩；而对于旧学，时人又可以“国粹”名之。这也显示出，在参与近代国族建构的地方士人眼中，“国”与“乡”在“旧学”一面仍有着显著的一体性。至于新学，本是应对国族危机所需，如何使“新学”植根于地方，仍旧不甚清楚。 可以说，本书对于晚清温州府知识转型的分析，揭示出温州地方士人对文教“新政”颇具能动性的因应，其意固不在自我“终结”，而在自我的变相延续，并期望于此“变相”可以有助于地方文教之“延续”。但实际发生的情形却超出地方士人的预期，亦未能使地方与国家的未来变得更为光明与清晰——即便在知识“精英”本身的嬗代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一焦虑与茫然的精神氛围中，地方士人迎来了改朝换代的革命。之后地方知识转型进入新的阶段，并导致原初的主角——拥有科举功名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在地方舞台的中心位置。 真实的“地方”从不是“典型”的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针对山西太原士绅刘大鹏所作的个案研究，曾道出其体会：“真实的人从不是典型的。”（《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受此启发，本书也强调，真实的“地方”也从不是“典型”的，所谓典型性或特殊性的地方，通常遭受研究者过度的诠释，很难说是历史上真确存在过的“地方”。以这样的“自觉”介入对地方的审视，无疑是必要的，有裨我们防止陷入过度化诠释的陷阱。当然，这并非否认本书所研究的个案具有独特性。如本书绪论所指明的：温州府在区域格局内具有两重“边缘性”：行政意义上的“浙省边缘”，及文教意义上的“江南边缘”（或华东之边缘）。19 世纪中叶以后，这两重边缘性有所淡化，则始于个别士人及其家族在科举制度中偶然的“成功”。只是，这种成功所形成的气象，尚需温州士人对科举相关的文化、社会乃至经济资本的有效利用，方能在地方文教之场域引发更大的“震感”。正是对“不确定性”的强调，本书所论地方变革的基调与维度，或也只能基于非典型性予以把握。 正如作者所阐明的，本研究的基本意图，旨在将“地方”要素纳入“知识转型”的主题，并与某一历史中的特定群体——地方“士人”的视角实现结合。相应的，也试图反省将视域集中于京津沪及各省省会等大城市以说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是否合适。本书为此也指出，通都大邑的知识转型非但没有天然的“代表性”，反因通都大邑在全国只占绝对少数，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其他地区的情形照其标准予以同质化。而以温州这一较边缘的府级地方为焦点，考察其对外界新知的接引以及具体的地方实践，或能呈现不一样的图景。一般来讲，通都大邑的史料遗存较为丰富完整，牵涉内容也更为宏阔。但这也成就了本书，由于较边缘的府县地方相关史料较少，且关涉知识转型的“人”与“事”也较为集中，可以做成一个微观层面的“总体史”。实际上，本书也致力于立足于“当事人”视角，评估“数千年未有”之文教变局在空间上的某种扩散性，并描绘此类“地方”的知识转型，具体是如何一环扣一环地成为可能的。 具体来说，晚清士人主导或参与的地方知识转型，首先涉及他们如何与外界进行互动的问题。地方内部及地方在“区域”内所呈现的，是一种“网络”形态；而该网络的组成，涵盖人、书刊、知识与信息等各种类型的要素。只是在单纯的知识内容上，不能期待地方士人的阅读理解有颇多悖离外界通都大邑士林精英的认知之处，乃至形成某种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本书的一大关注点，即是士人如何利用各种社会与文化资本，及外界文教空间格局上的变化，搭建信息与书刊流通渠道，并参照本地既有的知识资源，在接引与阅读过程中重构地方的知识体系。此亦意味着，本书进行的是一个关于如何“因地制宜”，如何具体发挥在地能动性，以及能动性的限度又在哪里的分析，而非着力评估地方士人对源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内容本身的“曲解”“误用”，能达到如何不可思议的程度。其次，则是在此互动基础上，审视近代知识如何渗入地方“育才”环节，以及地方士人如何着手地方文教改革实践。此方面的研究通常以“教育史”名之，遵循一种“教育近代化”的论述逻辑，本书则强调：此类实践也是地方知识转型的一个关键环节，与士人自身对于新知新潮的认知，以及知识体系的调整有着多维而密切的关联。不仅如此，取士制度本身在此期亦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制”的新旧递嬗便与“学”的新旧争衡相互纠缠，值得加以充分展示。 本书也指明，晚清温州府自发的关乎“传统”自身及西力东渐的两类变化，有其明确的限度。与全国几乎所有缺乏行政或对外商贸上的重要性的府级地区一样，在1890年代中期以前，温州士人对于西学的接引始终是颇为个人化或小圈子化的，并未将接引所得付诸规模化的地方改革实践。官方趋新求变的举动限于津、沪等个别大埠，及京师、福州、广州、武昌等行政中心，亦在无形中对相对边缘之区的能动性造成普遍的限制。这一限制终被破除，则是甲午战争激发的“国耻”意识，使得前已开始形成的知识信息流通管道，扩及通都大邑以外的广大地区。当然，由于“国耻”往往只是促成了各地的“士”气高涨；各地官方的实际作为，反时常落后于此等“士”气的高扬程度。这也造成一种“不同步”现象：近代“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理念可以先为地方知识精英所接受并付诸本地实践，实际的“国家扩张”（state expansion）与相关的文教制度变革，则较此更显迟滞。由此，相对边缘之区的知识精英的参与，不仅体现出更多的“民间”色彩，也昭示出地方知识转型的自具特点。 最后，对于读者围绕此一主题可能产生的疑问，本书也做出相应的阐述。一部关注地方知识转型的专书，自然涉及在地之“西人”，本书对教会势力与地方士人的关联，也有所分析，但更多是基于地方视野对西学传播的影响做出评述。为此作者也说明，晚清知识转型在内容上诚然是“援西入中”，然而，地方具体的实现渠道，更多的是让“地方”作为“国”之一部与本国的其他部分开展互动，而并非与亲临“地方”的西方势力作直接而全面的交流。此外，对于为什么单取晚清时段，而不是整个“近代”来讨论知识转型，本书也做出了解释。首先，这自是因为民初“府”一级建制取消，一系列变故，导致民国时期的“温州”所指的地域范围，较之晚清更不稳定。其次，这也是为便于考察“学”与“制”的关系。晚清时期最重大的文教制度变迁，即是废科举、兴学堂。进入民国后，无论壬子（1912 年）、壬戌（1922 年）学制，依晚清的标准看均属“新制”，纳入考察便会显得变数过多，头绪过于纷繁。且“士”或“绅”的所指，至民国已越发芜杂而有包容性，晚清阶段则相对较为清晰。进一步的，若称“近代知识转型”，便可能暗示“晚清”与“民国”有着某种天经地义的连续性。此类连续性之建构，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合理性，但在“连续”之外，晚清亦当自有其阶段性的历史意义。职是之故，尽管可能受到以“朝代”断限的批评，本书仍以“晚清”为时间上的界限，只是并不规避对之后历史进程的观照。为此作者也强调：地方士人作为晚清地方知识转型与文教改革舞台上的中心角色，其所思所言所行，也以较为多维的方式，影响了他们自身此后的体验经历，并参与形塑了“地方”在此之后的变迁轨迹。 “地方的消失”：值得延伸思考的问题 从硕士，再到博士，徐佳贵完成的这项聚焦于地方士人与知识转型的研究，历时有6年之久。回顾这些年围绕这一问题与徐佳贵的交流，也有颇多感慨。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于我来说，是2000年以来即开始重点关注的问题。原因无他，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的成长，乃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从事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自然难以回避。一般皆谓“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而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是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即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纳，相应的也摈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科”为基本框架的“中学”分类体系。只是，这一涉及面极为广博的课题，每位研究者所能触及的或都极为有限。我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学”与“西学”之会通，并据此把握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图景及其变奏。地方士人创办报章、开办学会以及推广学校的活动，自会略加分析；同时地方士人对相关问题的回应，也会有所涉猎。此外，我所针对晚清民国时期“思想界”的讨论，也关注到地方性报章的成长，毕竟这对应着关键的两极，既构成国家政权建设成效的体现，也成为一面镜子，映射出地方的“特性”，谁创办报章？内容如何？影响怎样？ 但这些并非从“地方”出发的研究。徐佳贵选择温州府的知识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于我来说，也是颇为赞赏的。围绕着这项研究，我们也有多次的沟通、交流。按照我的看法，聚焦于“地方”，首先要重视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近代意义上的“地方”有别于以往，最基本的是铁路、电报以及印刷书刊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地方”的图景。“地方”之被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架构中，不可忽视的正是新型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作用。譬如，中文世界报章之出现，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家”形态，发萌于新教传教士拓展的传教“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报章所具有的生产“新闻”的机制，营造出汇集“区域”或“全球”信息的“场域”；“地方”甚至超越“国家”，成为信息的集散中心，并以此改变帝制时代的信息传播机制。其次，则要关注地方事务的“变”与“不变”。国家政权建设，无疑构成推动地方走向更大舞台的要素，地方事务也因此展现出不一样的情形。值得关注的是，哪些环节构成了“变”的征象？哪些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王寿彭1939年撰写的《地方自治主要事务之研讨》，述及地方自治所涉及的基本事务包括：户口、土地、警察、救济、教育、道路、水利、卫生诸端。仅由此便不难看出，地方事务自晚清以降新增了不少事务，据此也当考虑，过往由地方承担的事务，哪些渐渐消失了？而地方事务的承担者，又如何发生改变？换言之，问题集中于地方的知识转型，也当警惕可能遮蔽另一些元素。地方的历史，同样有不易捕捉或易于忽视的“低音”（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该书致力于挖掘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现象，强调应重视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所发出的“执拗的低音”）。同时，还当重视，书写地方的近代史所依托的地方志等资料，不免烙上“后见之明”的印痕。正是因为进入近代以后地方被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架构中，“重修”地方志与地方史也成为潮流。由民国时期修纂省志、县志所制订的体例来看，往往立足当下揭示地方之“变”。1931年刘复撰写的《重修山东通志事例商榷》，便较为重视“前志所当革易者”。阐明“前志首列列圣训典，所以崇王，今崇党，当易以党治纪”。还述及“地方精英”的问题：“职官科举，可以存其表，而去其人；其人可传，不必以科名显也，苟其毫无建树，则虽高科显秩，乌足重？”1937年朱士嘉在《怎样编纂新式的县志》中还明确提出：“第一在能真实地把一县的事物和盘托出。第二在能表现地方性与时代性。第三所拟的体例在能合乎一县环境的需要，不守旧，不嗜奇。”“地方性”与“时代性”正是最难以平衡的，往往是“时代性”占据上风、尽力书写未必有实质性成效的建设内容；反倒是所谓的“地方性”，由于未必尽可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一环，则常常被忽视。 犹记得，在此过程中，我反复述及的是地方、士人以及所连接的“地方知识”如何消失的问题。纠缠于这样的问题，或许是我从事相关研究获得的基本感受。所谓“地方的消失”，旨在强调近代以降产生了“不一样的地方”，用“变革”之类的言语加以描绘，尚嫌不足。一方面，国家政权建设尽管未必能完全覆盖以往由地方承担的事务，却往往导致某些地方事务弱化的情形，另一方面，城市的中心化造成地方的边缘化，似乎也是“现代性”带来的自然结果。不唯如此，同样值得关注的还包括“地方精英”的消失，这无疑是影响地方事务更具意义的象征。现代教育确立的培养方式，导致大学往往建立于中心城市，精英成长于城市并且任职于城市，自然严重影响地方事务的展开。此类问题，民国时期即已引起关注。雷通群《中国新乡村教育》一书就表示：“现在文明方式的变换，谁也晓得就是在乡村文化的拆卸和都市文化的高筑这一点。”“因为农业变了工业的附庸，乡村也成了都市的属国，于是乡村文化逐日落后，一辈子就抬不起头！”尤其强调：“最糟糕的，就是那些乡村的小地主们，碰着发了一点财，把全家迁到城里去，过他们舒服的生活，还有那些智识阶级，或是因自己谋事的缘故，或是因儿子就学的缘故，都也搬进城市里去。这样，乡村的领袖人材，是一天一天地减少，只剩下那些贫无立锥的蚩蚩之氓罢了。”费孝通在《内地的农村》一书中，论及“农村土地权的外流”，也指出自己在江村开展调查时注意到：“江村一般的农村简直可以说是个佃户的村子了。农村土地权已大部外流到住在都市里的地主们手上。” 不可否认，所谓“地方的消失”，是民国时期才凸显的问题，并不能要求一部主要讨论晚清地方知识转型的专书涉及于此。提出这一点，是借此表达对徐佳贵未来研究的期望。实际上，本书已呈现出问题的发端。举例来说，书中揭示出1898—1904年间温州籍留日学生总计63人；1905—1911年新增留日学生72人。那么，这些留日学生，或其他留学欧美的学生，以及在省城就读的学生，有多少回到了温州，投身于地方事务呢？对此略加梳理，便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而本书在结语部分将目光延伸到民国时期，所得出的初步看法，实际也指向“不一样的地方”渐渐浮现：“（上文略及的老辈温州地方士人在民国阶段的文教活动与思想变迁）固然不是全貌，但大致应能反映他们对于之前晚清那段改革经历的‘湮没’或被‘涂抹’，实也‘贡献’了自己作为‘局内人’的一份力量。”相应的，“晚清阶段的地方知识转型，在某些日渐老去的地方士人自己看来，也已属于光芒黯淡、无足称道（尽管评判角度与新时代的趋新者正相反）”。 因此，在对全书的内容稍作介绍，并郑重向读者推荐此书之际，还须借此表达我的期待： “地方的消失”仍值得作为进一步思考地方历史的着眼点。地方的知识转型发端于晚清，而真正的变化却是在民国时期。将目光由晚清转向民国时期，则“地方”的问题也自然有新的呈现，值得将对晚清温州府个案的分析，继续延伸到民国时期，做进一步申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