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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至1928年，在全国和两广历史上都是一个大起大落、风云激荡的时期。在国民革命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广西以李、白、黄为首的青年军人，利用孙中山革命力量对老桂系陆荣廷势力摧毁性的打击，从旧军中分化出来，在不到两年时间中，不仅削平群雄，统一了广西，而且还在孙中山主义的感召下，顺应大势，将广西归附于国民政府旄下，就此加入了国民革命的阵营。不过，国民党是个极重党中资历的老党，李、白、黄广西派军人领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监察委和国府委员，但与一大批多年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党中先进”来讲，在国民党里并无重要地位。然而，从1926年3月两广统一到1927年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在上海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不过一年半时间，李、白为首的广西派军人领袖居然能从激烈的党争中胜出，不仅使蒋、汪均钝其锐，而且一度占据了中枢要津，从而成为国民党政坛、军界举足轻重的一股新兴势力。这一局面是如何成就的呢？原因很多，本文仅就白崇禧在其间的作用略作叙述。 “三巨头”结交统一广西 新桂系团体的形成，得力于军校同学的互相接纳、援引和抱团，其中又以李宗仁与黄绍竑两部的精诚合作为关键，可以说，没有两部的合作，就不会有新桂系团体的形成，更不会有广西的统一。其间，白崇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先讲李、黄部的由分而合。如人所知，李宗仁起家的班底是玉林集团，黄绍竑是“入伙者”。李宗仁为人宽厚，为留住黄绍竑，不仅把容县、岑溪两县归拨黄部驻防，还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形下供给黄部以军械、军饷。不过，黄绍竑乃不甘居人下之人，接受李宗仁委任，是迫于形势和无奈，当黄得知孙中山击败了陈炯明，在广州再次组府，新开一局面的时候，顿感机会来临。派出了手下参谋陈雄到广州去打探消息，与其时在穗养伤的白崇禧取得联系，让白相机去与广州革命政府取得联络，表明意图。黄、白在前曾同为广西陆小同学，辛亥时一起参加“赴鄂敢死队”，后又一起转入保定军校学习，毕业后同回广西，又同在陆荣廷属下模范营任连职军官。受黄之托后，乃与黄派去的代表陈雄一起，经朱培德等引见，前往石龙车站晋见孙中山。白向孙中山表示了他和他的原模范营军人们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决心，得到孙的嘉许，这让白崇禧十分激动，连夜赶赴梧州戎圩，与黄绍竑晤面，告之与孙中山见面聆听指示的情况，并初步商定了与西江粤军配合，举行梧州起义的计划。不过，由于黄绍竑离开玉林时，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全班人马，还带走了前去两县驻地接防的李部两个营，这使李宗仁大为不快。在旧军中相互勾引对方的部下，拆台挖墙角的事是很平常的，而一旦发生，彼此今后即很难相处。而今，黄绍竑已决定联手广东，以假收编的方式在梧州发动起义，为了保证行动成功，黄绍竑需要来自李宗仁部的配合，于是请白崇禧专程去玉林，将情况与李宗仁通气。白崇禧与李宗仁虽然都曾为陆小学生，但因为先后同学，并未有机会见面，但却是互闻大名，倾慕已久。白至玉林后，与李“彻夜开城倾谈，论列两粤全盘局势”，白对李说：“此举若成，功劳岂仅在于广西。”李然其言，慨然答应拨兵相助。白的玉林之行，不仅弥合了因黄绍竑拉队伍出走在李、黄之间留下的裂痕，而且还说服了李宗仁将其统率下的青年军人队伍带出玉林，从而使这一集团的命运开始与省外，乃至全国的革命事业建立起了联系，这是此后新桂系团体走向全国的一个隐约可见的起点。而李、白两人在这次会面相约患难与共，奠定李、白此后20余年合作的基础。 1923年7月18日，黄部梧州起义成功，正式打出“讨贼军”的旗号，以黄为总指挥，白为参谋长。不久，李宗仁在玉林也打出了“定桂军”的旗号，出兵与黄部配合，肃清了贵县、桂平、江口、平南的自治军。此后，该两部协同作战，打响了平定广西的各战役，并于1924年6月占领南宁。不过，正当继续进取之时，李、黄两部军队的统一指挥名分和权力问题就突出了起来。旧军时期，兵为将有，各方军队都只服本军将领调派，甚至以其主将名字代表其所统的队伍。李、黄两部都沿此积习，如李的“定桂军”用黑边红心的方形旗帜，中书一黑色的“李”字；黄的“讨贼军”则用白边红心的方形旗帜，中书白黑的“黄”字。本来两军在各自防地内，不论军事、政治、用人、行政都自成系统，互不统属。而占领南宁后，两个系统的部队都混集在一起，双方部属为分夺权利，几起争执，互不相让，几临火拼边缘。白崇禧见情形严重，于是在与李宗仁商量后，立即联名打电报给在梧的黄绍竑，要其“克日来邕”，并有“你如迟日不来，危险就会发生”等语。黄绍竑接电后，乃昼夜不停赶至南宁。李、黄、白三首领见面后，白即对黄晓以利害，白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黄见白如此表示，知合则胜，分则败，乃慨然表示“一切以团体为重，恪守前约，推李为首”，三人达成默契。第二天，李、黄将两支部队中营长以上干部召集在原谭浩明的公馆，席间黄起立致词，提议“立即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拥护李宗仁当联军总指挥，本人副之”。于是两军将领握手言欢。联军总指挥部随即成立。除李、黄为正、副指挥外，白崇禧被任命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新桂系此后长期实行的三巨头领导体制由是奠定基础。李、黄两部也由分而合，此事件不仅为新桂系团体形成的标志，也是该团体能节节胜利，建树“定桂”宏业的关键。若没有白崇禧从中斡旋，打下南宁后，祸起萧墙也未可知。 白崇禧主推两广统一 由于李、黄、白三员将领进一步密切协同，并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和策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扫清了广西旧军中最具实力的陆荣廷、沈鸿英两部；又于1925年间，在粤方配合下，击退了妄图假途广西，攻略广东的滇军唐继尧部，从而结束了广西干戈扰攘近五年的分裂局面。 广西平定后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合北洋军阀；一为支持湘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国民政府。此三途中，第一途看似最顺理成章，因为当时的北京政府虽已脆弱不堪，但毕竟还有中央政府的名份，事实上在李、黄、白平定广西后，其时在京担任总执政的段祺瑞，就以临时总执政的名义给了李宗仁一个桂林镇守使的名号，其意显然是想对这帮广西的新统治者进行笼络。而李宗仁也派出了代表北上出席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第二途学邻省湖南“自治”，实际是据地自雄，这时湘省赵恒惕也派人到广西游说李、黄，表示只要广西赞成“联省自治”，湖南将帮助广西向粤发展，打下广东后，粤地归广西支配。这些对李、黄来讲是有相当诱惑力的。不过，李、黄对第一、第二两途，均觉终非良策。尤其是白崇禧，在他还是陆荣廷旧军中当青年军官时，就对孙中山十分敬仰，在李、黄、白成就统一广西大业后，白立即在桂林独秀峰下专门建了一个“中山纪念塔”和“仰止亭”，塔上写着两行大字“中山不死，主义常新”。对选择归附广东，白乃竭力说服。1926年1月26日，汪精卫等一行数十人抵梧，李、白、黄三巨头在梧与汪等就两广统一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汪回粤时，白崇禧为广西代表随往赴粤，就两广统一具体事项与国民政府作洽商。因当时李、黄对两广统一尚在迟疑，白乃去电李、黄，电称：“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需上革命轨道……”由于白的积极敦促，两广统一案很快获得通过。两广的统一巩固了革命初基，在此前提下，广东革命政府发起了举世闻名的北伐。 白崇禧力主蒋、桂联手 统一广西后，李、白、黄当上了广西的统治者。蒋在出师北伐前着意逾格擢升白崇禧为其北伐军前线代总参谋长，这也为白崇禧施展其出类拔萃的军事指挥才干，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白先以同学关系，亲赴湖南，说动唐生智归附广东；次第参与戎机，襄助蒋介石运筹帷幄，有时还亲临前线，指挥北伐将士冲锋陷阵。当北伐战事进展至东南沿海时，白又受蒋之命，兼任了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由赣入浙，攻复杭州，直指上海。不过，当在东路军进至上海近郊的龙华附近时，白接到蒋的密电谓：“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线为止，不得越过此线为要。”白对此心领神会，即按兵不动，拒绝了上海工人纠察队请北伐军协助进攻敌军的要求。 广西派跻身中央党争 蒋、桂合作共度了一段蜜月，然而好景并未长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有大功的李、白只能当配角，这使向来自负的白很不服气，抱怨“看不出谁是安邦定国的人物”。加上北伐进程中，蒋对白在追击败军时缴获的大量战利品补充桂军之专擅早已不满，后对李、白为首的广西派军人戒备很深，蒋、桂积怨加重。而当时的蒋虽拥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号，但手下能指挥得动的军队却很有限，且受到奉张军队大举南下的威胁和汉方讨蒋军东征的两面夹攻。处此困境之下，白等乘机要蒋“不宜以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8月12日，蒋召集宁方诸要开会讨论局势，会上尽管有人竭力主张蒋留任，但到会军人却不发言。蒋见状只好作出“愿休息一下”的表示，白率先赞同道：“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蒋无奈，只得辞职下野，由此演成民国史上第一次蒋去李来之局。 蒋下野后，由于李、白在国民党内资历不足，而孙传芳、张宗昌的部队又由蚌埠而徐州，直抵浦口，与汉方的争执也依然存在，李、白虽在宁接替了蒋的位置，但却指挥不了全局。为解决军饷问题，白代李赴沪筹款兼理沪政。白抵沪后，先将自己当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的参谋长张定藩委为上海市长，撤去了蒋的亲信陈群、杨虎警备司令职，白并自任上海防守司令。不过，上海乃蒋一方势力深厚之处，因蒋下野，此时上海四商会正出面要求“市长民选”。筹款一事更为棘手，金融巨子皆托辞推诿。在此困境下，李、白决定先与汉方妥协。为此，李亲赴九江，请汪精卫“来宁柄政”。但此时军事形势已十分紧张，在李从九江返宁途中就发现北军渡江南犯的迹象。迨抵宁，龙潭、栖霞一带已炮火连天。李在宁调兵遣将，决倾全力与敌作拼死一搏时，白崇禧由沪返宁车至无锡，前行之快车倾覆，铁路遭破坏。白意识到战情危急，当机立断赶赴镇江指挥。当时沪宁沿线蒋系第一军的部队已作退却，以保存实力。白赶到后，当即严令驻沪宁线东段卫立煌部就近率部向龙潭反攻，令正从常州向杭州退却的刘峙部回师往援。为堵住敌军过江，白打电话给海军司令杨树庄，命其舰队守住渡江口。在白压力下，杨派出通济舰至镇江，但作战不力。于是白派潘宜之在镇江带了一班宪兵上舰，押了舰长李世甲朝龙潭开去，从背后炮击敌兵。其他军舰见通济舰出击，也行动起来，孙部的后援被截断。白崇禧由东而来的及时增援，与李宗仁、何应钦指挥所部对龙潭的反攻成夹击之势。8月30日，龙潭被夺回，孙军开始退却，李、白乘胜进逼，孙部大部被歼。李、白取得龙潭大捷。 龙潭之役后，南京转危为安，桂系声望大振。李、白更加雄心勃勃，乃与既反蒋又反汪的西山会议派联手，向来宁柄政的汪精卫施加压力，并在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权力机构中央特别委员会中，排斥了汪派势力。汪因此愤而离沪，与在汉唐生智勾结，打起了反特委会的旗号。而李、白则以此为借口，发起了讨唐战事，结果桂系获胜。在作为统一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的临时机构特委会中，政务暂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实权则操诸军事委员会之手，而军委会五个常委中，李、白占了两席，可见新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已为桂系和西山派所把持，形成了西山派在前，桂系在后，西山派主政、桂系主军的局面。自蒋介石被逼下野后，李宗仁等桂籍军人由龙潭战役奠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宁、汉、沪三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不仅使蒋、汪均钝其锐，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声势日张，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