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作为近现代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实践，其与地方性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民族主义塑造的民族认同，还是民族主义进行的社会政治实践，都需要借助、征用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根据不同时代社会语境的需要，通过发掘、梳理历史谱系，重新阐释民族传统的神话、英雄人物、象征物、历史记忆，复兴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将这些经过重新阐释与复兴的传统塑造成为民族本真的文化形象，通过实施民族的教育和制度，以培育本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独特个性，建构本民族的认同。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发现，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通过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来追寻民族的根源与特性，这些学科为发现“我们是谁”、“我们从何时起源”、“我们如何成长”以及可能还有“我们将往何处去”等，为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个性提供了工具与概念的框架。[1]如果说19世纪英国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催生了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英国民俗学，那么，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则催生了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德国民俗学。以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为核心观念的德国民俗学派，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开始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波及世界各地。民族主义作为影响和支配民俗学学科形成、发展的重要观念与社会实践，在民俗学领域形成了诸如集体性、本真性、民族精神等一系列关键概念，民俗学也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影响推波助澜。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民俗学在“五四”运动中诞生，并且也受到德国民俗学的影响。有学者发现，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受到德国学者赫尔德的深刻影响，从而对民俗学、人类学产生了学术兴趣；周作人论著中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语境以及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2]由此看来，民族主义对中国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入考察民俗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对于理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特征以及民俗学学科传统都有重要意义。在世界民俗学领域中，德国、芬兰、日本等国民俗学的兴起、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密切，具有代表性。本文拟以上述三个国家的民俗学为对象，考察民俗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一、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俗的复兴 从世界民俗学传统来看，18—19世纪的早期民俗学，形成了以泰勒、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进化论民俗学传统，此外还有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的民族主义民俗学传统。在人类学、民俗学史上，与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启蒙的法国式文明概念并存的，还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德国式文化概念。[3]正是这一德国式的文化概念，催生了德国浪漫的民族主义民俗学传统。 17—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启蒙运动信仰理性的统一性与不变性，但是，对启蒙运动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动本身一样古老。早在18世纪70年代，特别是在德国，针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聚集了一批狂飙突进的反叛力量。狂飙突进运动的年轻人谴责古典主义的理性化规则压制了人的感情、个性以及天才的灵感。同时，由于法国对德意志的占领，狂飙突进运动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的思想武器，浪漫主义者把理性主义的主张看作是法国的文化霸权。他们不仅强调热情与情感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转变为对有机社会的崇拜，从对自由人的赞颂转变为承认只有在集体的民族个性中才能有真正的个性，而民族的个性可以在中世纪找到最纯粹的、未受外来影响污染的民族传统，普通人民是民族创造力的健全核心和储藏地。因此，浪漫主义者崇拜人民，重视民众创造的民间故事和民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正是这些观念及实践的先驱人物，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开启了德国民俗学的传统，推动了18—19世纪德国民俗的复兴。 首先，赫尔德在其论著中，充分阐释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表达了他对启蒙理性进步史观之霸权的反叛精神，认为历史发展是多样的统一，强调“传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机力量。 赫尔德在承认各民族存在人性普遍法则———小异而大同———的前提下，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否弃了启蒙哲学家依理想而渐臻完美的、直线有序的进步史观，而代之以多样之中的总体历史观，即历史是“一个有着千万种变化，却充满唯一之大义的寓言”。[4]他指出，传统、有机力是历史哲学的原则。所有的教育，都是依靠模仿和训练的手段，从模范者传递到效仿者，这就是传统;同时，效仿者必须有能力接受传递的东西，经过消化吸收，转化为自身的本性，这就是有机力。他特别强调，只有注重“传统之链”(kette der tradition)的历史哲学，才是人类真实的历史。[5] 其次，在现实社会的思考与实践方面，赫尔德致力于使德意志文学和思想摆脱对法国亦步亦趋的模仿，进而创造一种以民间传统和民间灵感为基础的、有独创性的本国文化，强调民间诗歌对于重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赫尔德深刻地认识到，健康、持久的德意志文化必须建立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而在德国，从中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丧失其民族精神。为了重建失落的民族精神，德国人必须回到中世纪，恢复从中世纪开始的文化发展。1765年，英国出版了珀西主教的(Bishop Thomas Percy，1729—1811)的《英诗辑古》(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和麦克菲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的《莪相之歌》(Poems of Ossian)。1771年，赫尔德从歌德那里看到英文版的《莪相之歌》，深受刺激。在他看来，正是《英诗辑古》、《莪相之歌》以及莎士比亚等伟大的文学作品，造就了伟大的英格兰民族，[6]而反观德意志民族，自我文化消失殆尽，民族精神失落。因而他指出，民间诗歌是重拾民族精神，弥补历史与现在裂缝的唯一途径。赫尔德认为，搜集自然诗(Naturpoesie)，重建关于自然诗的记忆，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基础。记忆过去，不仅意味着忧郁的怀乡情结，也是一个民族从自我的生活资源中积聚力量，是充满活力的新行为的开始。(1)自然诗提供了一个民族孩童时代的线索，在这个时代，民众的自然天才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中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歌声，正是这种凝聚了民族共同体经验传统的个人天才创造，保持了民众创造灵感的活力。 复次，赫尔德认为《莪相之歌》以及其他民间传统蕴含了深厚的德意志民族精神，是拯救失落的德国文化、建构日耳曼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亟需搜集记录整理，加以保护。 在赫尔德看来，《莪相之歌》不仅仅表现了古代自然诗的特点，其独特的语言特征与古代北欧日耳曼民族性格亦非常契合，这种言语特性排除了《莪相之歌》与苏格兰传统的认同。他还撰写了系列论文，论证《莪相之歌》的语言与古代北欧日耳曼语言的一致性，尽管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站不脚的。他批评德国诗人长期以来模仿古罗马的贺拉斯，而忽略寻找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要将德国诗歌从其厄运中拯救出来，必须寻求德国诗歌的自我认同，而《莪相之歌》以及其他民间歌谣即蕴含了强大的、坚定的日耳曼民族精神。[7]他认为，德国也有类似于《莪相之歌》那样的伟大作品，只是不受重视，未被发现，“无疑地，它们曾经存在，或许仍然存在，但是它们淹没在泥沼之中，不为人识，并为人所蔑视”。这些作品必须引起重视，因为它们蕴含了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我的兄弟们，伸出你的手，看看我们的民族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的民族过去是如何思考和感觉，今天又是如何思考和感觉的”。[8]赫尔德身体力行，开始搜集民歌。1778—1779年，在其著名的《民歌集》(Volksliede)中，出版了其中的部分民歌。赫尔德不断地呼吁人们应该保护民族古老的文学，并且付诸实践，最终使反对者们不再鄙视民歌以及民歌搜集工作。 赫尔德的自然诗理论及实践影响了德国的浪漫主义，人们开始强烈地关注农民、关注风景、关注来自过去的传统遗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格林兄弟。他们来到乡村记录农民的故事与歌谣，希望从历史传统中吸取文化创新的滋养。在赫尔德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芬兰等国，通过搜集记录古代的民间歌谣、故事，赋予其真实的历史价值，最终重建民族曾经的黄金时代以及民族精神，建构民族的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