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结语与讨论 第一，德国、芬兰、日本的民俗学史显示，当一个民族/国家感受到外来压力时，本民族/国家的知识精英便由外而内，由今及古，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现维系民族认同的民间文化资源，寻求民族振兴的力量源泉，因而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化成为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德国知识精英反对法国的政治统治与文化霸权，以狂飙突进精神反对理性主义，张扬个人主义，进而崇拜集体的民族个性，从中世纪的歌谣、民间故事等传统中寻找未被污染的民族个性。赫尔德的自然诗理论以《莪相之歌》为范本，发掘德意志民族自己的“自然之诗”，其目的是为了追溯民族的历史，重拾德意志民族自中世纪以来就已失落的文化，建构民族本真的形象。摆脱瑞典长期统治的芬兰人，继而又附属于俄罗斯成为自治大公国之后，开始寻找维系自己民族独立的情感认同符号。隆洛特编撰的史诗《卡勒瓦拉》，既集芬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之大成，也体现了隆洛特个人的美学建构能力。隆洛特运用美学手段，将众多的民间口头传统统一起来，整体呈现了芬兰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民族传统，塑造了区别于瑞典人、俄罗斯人的芬兰民族形象。《卡勒瓦拉》的出版极大地激发了芬兰人民的民族自信，他们骄傲于拥有民族自我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成为芬兰人民争取民族文化与政治独立的精神力量源泉。在日本建构现代政治意义的“国民国家”以及实现民族与国家一体化的过程中，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构想，通过历史的探究表明日本民族统一的文化与国民性，无论其学问的目的、取向，还是方法论的实际操作，都显示出对于建构日本人的本质、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的执着探索与追求。 第二，民族主义将民族、文化、国家、国民等现代性理念赋予民间文化，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固有本质的公共文化，而这些超越地方的公共文化，由于其生成过程的建构性特征，促使人们反思其本真性。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的奥秘在于，社会产生了一种遍及整个社会并且界定着整个社会的高级文化，而且该文化得到了政体的支持。民族主义通过以文字传播为主要手段的现代教育制度，培育了国家的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文化将原有松散的、由许多不同族群构成的地方共同体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毫无个性特征的非个人化社会，从而取代了以多样的民间文化为基础构成的地方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然而，盖尔纳发现，吊诡的是，民族主义通常是以某种假定存在的民间文化的名义进行征服的。民族主义的象征来自农民、民众那种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生活。[35]民族主义通过复兴本土文化传统，以抵御外来高级文化的侵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由本土知识分子创造的、通过文字传播的高级文化。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捍卫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的神话：它声称捍卫民间文化，而事实上，却在建构一种高层次文化;它声称保护着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而事实上，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大众社会推波助澜。[36]受赫尔德的影响，格林兄弟采录整理出版了《儿童与家庭故事集》(《格林童话》)。在由众多细小的王国和公国形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格林童话》成为民众的一个重要偶像，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指引，有教养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将本真的民俗转变成为高贵的过去。为了使本土语言的历史和独特性合法化，由本土语言传承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被同样是语言学家的格林兄弟认为是建构德意志民族语言与文学本真性的主要材料。[37]然而，经后人考察发现，故事集中许多故事的口述材料经过被重写、被修饰、被详尽描述之后，最终以纯粹真实的口头传说的身份示人;[38]格林兄弟甚至伪造故事提供者的材料，将一个母语是法语的具有文学修养的中产阶级妇女，转换为凭记忆讲述古老黑森林故事的德国妇女。[39]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本真的德意志民族民间文化特质。隆洛特在编创《卡勒瓦拉》的过程中，运用美学的手法，对民间口头传统进行了再创造，因传播媒介的转换，其民俗本真性虽然遭到人们的质疑，但它作为芬兰民族认同之象征符号的文化和政治本真性，却得到了芬兰民众的广泛认同，并成为芬兰民族国家的立国之基。在战后的日本，研究者们认为，柳田民俗学以“重出立证法”为方法进行的全国性的地方民俗调查，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民俗在全国范围内的变迁过程，其意义便在于提供分类比较的资料，而这样的资料在被纳入与地域相割裂的某种类型的过程中，失去了其生长的根基，“乡土”也随之消失。地域社会被完全抹消，最终解答的是所谓日本人的变迁过程，并且这一解答再也不会还原到保持并传承着民俗现象的传承母体即地域社会之中。[40]他们认为，这种割裂传承母体的历史探究，其研究成果其实是一种“虚构的历史”。[41] 第三，从德国、芬兰、日本三国的民俗学发展过程看，虽然有其各自不同的语境，但民族主义催生了民俗学的产生与发展，现代民俗学的生成对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壮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相互间的关系，却是共同的。上述三国的民俗学发展史表明，民族主义正是从本民族的地方文化、民间文化中选取符合民族主义需求的文化要素，将它们提升为民族/国家的公共文化，将这些地方文化、民间文化塑造成为民族/国家具有悠久历史的、本真的文化象征符号，以区别乃至抵御、抗衡外来的文化。而民俗学，正是在民族主义呼声高涨的时期，通过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的梳理，从对于民间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研究中，生成了一系列民俗研究的基本范畴与理论方法，这一客观化、科学化的过程，使民俗学逐渐从“在野的学问”发展成为符合现代学术体系的规范学科。 第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民俗学在民族主义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样，德国民俗学在德国纳粹时期曾经是纳粹主义表现其思想意识最为强有力的阵地，柳田在“一国民俗学”的理念下进行的研究，高扬日本民族主义的旗帜，将与标准的日本国民相对的少数族群排除在外，是一门不承认差别和多元性的学问。因此，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民俗学界，都致力于打破民俗学以往建构同一性的静态研究。以汉斯·莫泽尔(Hans Moser)和卡尔西·吉斯蒙德·克拉莫尔(Karl Sigismund Kramer)为代表的“慕尼黑学派”，以及海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为代表的倡导关注“技术世界的民俗学”，提倡历史民俗学，将民俗地方化和历史化，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关注具有传承性的民俗。日本民俗学则以福田亚细男为代表，指出民俗是活的材料，民俗学应该在传承母体中分析相互关联而传承着的民俗现象，并提出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假设。(1) （原文载于《学术研究》2014年08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