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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长城不要只站在长城里边看长城,也不要只站在长城外边看长城,还要站在长城上边看,才能看全面。”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这段话,对于研究长城特别是北方长城,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修筑长城是为了化解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 我国古代的北方长城最早修筑于战国秦汉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富有活力和变革精神的时期。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及,农业生产力有了革命性提高。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中原各诸侯国纷纷进行政治改革,以君主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秦汉时期更是建立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国家,中原农耕民族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整体的力量向北方地区开拓。与此同时,以匈奴、东胡为代表的北方地区草原民族也发展到专业化的游牧生产方式阶段,匈奴统一了北方草原,依靠全民皆兵和马上骑射的优势,不断对农耕地区发起进攻和掠夺。中原政权为了守卫向北方地区开拓的成果,保护农耕文明,修筑长城阻止游牧骑兵的南下。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筑的。 战国秦汉时期与北方接壤的中原政权无一例外地修筑长城,就是为了化解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游牧民族“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全民皆兵,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发动战争的成本远低于农耕民族。游牧骑兵行军速度快,机动灵活,随时可以对农耕地区发起长途奔袭。对于中原政权来说,以步兵对付骑兵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是战线过长,防御不易;二是速度过慢,无法追赶骑兵的步伐;三是战争成本过高,后勤供应困难。游牧骑兵的致命缺陷是长于快速奔袭却短于攻城略地。通过修筑长城,中原政权将“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草原骑兵阻挡于高墙之下,并利用长城居高临下、预警调兵的优势,将流动战变为阵地战,迫使游牧骑兵攻坚步战,弃长就短;中原政权则以长应短,以守为攻,将游牧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抵消于无形之中。 长城是保卫开拓进取的成果 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不仅具有防御功能,而且具有开拓功能,从总体上看,开拓功能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从长城的修筑过程可见一斑。秦昭王打败了义渠戎,在新夺取的土地上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并“筑长城以拒胡”。曾在东胡做过人质的燕国大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在东胡退却的地区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为了保护这些新夺取的土地,“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将战国时期的秦、燕、赵长城连接起来,并继续将长城向北拓展。汉武帝时期的北方长城则越过了阴山山脉,将大漠以南、河西走廊以东的土地都纳入长城保护的范围。 总体上看,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向北方地区开拓进取,长城就是为保卫这些开拓的成果修筑的。随着农耕民族的实力扩大,长城不断向北方地区延伸。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开拓功能是毋庸置疑的。除了防御功能、开拓功能外,中原王朝修筑长城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将游牧民族阻隔在长城以北,但客观上,长城的修筑使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与游牧文明进一步密切接触,促使两种文明在长城地带碰撞冲突、交汇融合,相互学习,相互吸收。 长城不是古代中原政权的边界。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国家机制已经非常完备,但缺乏现代的国家与边界观念。当时对于民族区分的标准更侧重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居住地是中原还是周边、生产方式是农耕还是游牧等。农耕民族以“华夏”自居 ,将非农耕民族视为“夷狄”。华夏民族通过各种方式对夷狄加以改造,使其步入华夏民族的行列,也就是所说的“用夏变夷”。从“华夷一统”,“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角度,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外国”,长城也就不具备中国古代中原政权国境线的意义。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各政权没有被长城束缚住手脚,他们一有能力,就将长城继续向北方地区扩展。中国一统,四方来朝,几乎总是各中原政权的政治目标,所谓:“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荒,咸来贡职。” 长城不是华夏民族封闭、保守的象征。长城产生的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蓬勃向上、除旧布新的时代。经济上生产力快速发展,铁器牛耕代替石器、骨器,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政治上变法改革,打破了贵族分封制度,实现了天下一统,造就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文化上前期百家争鸣,后期独尊儒术,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长城是工具和桥头堡 一个蓬勃发展的民族,在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时代修筑的长城,不可能体现出与时代精神相反的封闭、保守、退缩、懦弱的特质。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农耕民族将长城修筑与农业经济区的扩展结合起来,以长城为工具和桥头堡,使自己的开拓步伐扎实而稳健。张金光先生指出:“农民的前进,更多的是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们最终的利器并不是攻战之具,而是锄头犁耙。每前进一步便在那里发展农业……只要那里长出了庄稼,就是对游牧者的彻底胜利,也便是中华农民的天下。”可以说,长城的修筑,既体现了华夏民族守护文明、爱好和平的特点,也体现了开拓有为、进取向上的精神。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是适应中原政权向北方地区的开拓与对付游牧民族南下的需要而修筑的。长城不仅影响了中原政权,同样影响了北方民族。长城的修筑将北方民族阻挡在了寒冷干旱的草原地区,原来生活在长城过渡带的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部落人群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开始向“逐水草而迁徙”的专业化游牧生产方式过渡,使游牧生产方式成为北方民族主要的生产方式。由于北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存资源匮乏,游牧民族必须大范围迁徙,才能保持牲畜与草场的动态平衡。为了分配草场资源,确立各个部落的迁徙转移路线,需要北方民族建立统一的游牧政权。游牧生产方式本身具有产品单一和不宜保存的特点,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经济上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产品交换或得到农耕民族的产品援助。 长城的修筑,使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流的通道被中原政权控制,产品交换的难度增大。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能否获得农耕民族的产品,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存。游牧民族为了突破长城的限制,南下获取丰厚的生存资源,需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草原帝国政权。原来“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的状态,很难适应与中原政权对抗的需要,所以在秦汉时期,与中原地区大一统政权的建立相适应,北方草原出现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匈奴草原帝国。可以说,长城的修筑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北方民族游牧化生产方式的发展,加速了草原游牧帝国的形成。 长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丰碑,它修筑时代长,修筑情况复杂。从多维视角进行研究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准确、理性地认识长城,认识长城两边的民族和文化,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维视角下内蒙古地区战国秦汉长城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