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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来在四川宣汉发掘的罗家坝墓地,是近年来川东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罗家坝墓地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东周及西汉时期川东地区的文化,而且由于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与楚文化和成都平原东周墓葬中的铜器相同,因此,罗家坝墓地对于深入理解成都平原东周时期文化与社会变革、探究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及中原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罗家坝的东周墓葬 在罗家坝共发掘东周时期的墓葬65座。[1]墓葬沿河分布,排列较为整齐。从地层关系和随葬品看,各墓时代虽有差异,但都为同一个时期的墓葬。发掘报告定墓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随葬陶器最主要的器类为釜、豆和圜底罐。釜的腹或扁或深。豆一种为高柄,盘较浅;另一种为矮柄,盘近钵状。圜底罐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口沿和颈部。以这三种器类为基础,各墓的陶器有增有减,或仅出其中一两种,或另有瓮、盂、釜甑、尖底盏、高领罐、盘口罐、喇叭口罐等。这些陶器基本为当地墓葬中常见的器形。 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比较丰富,其特点在于有数量较多的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每类器物又有多种类型,大体包括了四川地区东周墓葬中常见的器形。如青铜容器有18类,工具和兵器各有7类,兵器中的戈又包括了从三角援戈到长胡戈在内的各种形制。由此可见,罗家坝是川东地区的一个中心遗址,墓地也比较稳定地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图一 罗家坝墓葬出土第一类铜器 1.鍪(M61-1∶14)2.釜(M33∶21)3.釜(M50∶19)4.鍪(M13∶1)5.尖底盒(M33∶127)6.釜甑(M24∶18) 罗家坝墓地出土铜器与面貌较为单纯的陶器不同,它们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铜釜、甑、鍪、尖底盒(图一),柳叶形剑、钺、三角援戈和凿等兵器和工具,以及印章、小型饰件等杂器。这类器物在四川地区的东周墓葬中常见,除个别器类外在其他地区却很少见,因而可以认为是四川地区特有的器类。另一类铜器包括鼎、敦、壶、豆、缶、簠、甗、鉴等(图二),这部分器物虽然同样见于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四川其他地区,但它们与楚地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较为一致,应当来源于长江中游和中原。正如此,学者们都指出了罗家坝墓葬出土青铜器与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出土青铜器的相似性,以及罗家坝墓葬所揭示出的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2] 图二 罗家坝墓葬出土第二类铜器 1.鼎(M33∶197)2.高柄豆(M33∶26)3.簠(M33∶19)4.矮柄豆(M33∶26)5.敦(M2∶1)6.壶(M2∶2)7.罍(M33∶201)8.缶(M33∶200)9.甗(M33∶199) 罗家坝墓葬及出土青铜器固然体现了成都平原、川东和长江中游各地间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移,但如果从罗家坝看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再从成都平原看罗家坝,通过这种互看,罗家坝墓葬可能是认识和理解成都平原东周时期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关键,而这正是罗家坝墓地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与文化 成都平原已发掘的最早的墓葬主要见于宝墩文化的几座城址和成都地区。新津宝墩城、[3]大邑高山古城、[4]郫县古城[5]和温江鱼凫城[6]发现的墓葬,基本上没有随葬品。在成都南郊十街坊、[7]西郊化成村、[8]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9]高新西区“格威药业一期”地点[10]和“航空港”地点、[11]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12]等,也都发现宝墩文化时期的墓葬,除十街坊墓葬出土较多小件骨器外,其他大多无随葬品,或仅有为数不多的陶器和玉石器。墓葬少有随葬品的特点延续到了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时期。 三星堆遗址的仁胜村出土一批土坑墓,[13]多数墓有随葬品,包括陶豆、豆形器、尊形器、器盖,玉蜗旋状器、泡形器、璧形器、锥形器、凿、矛、斧、斧形器,以及黑曜石珠和石弹丸。这批时代被推定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后段至第二期前段的墓葬有较多的随葬品,墓葬坑壁和坑底经夯打、人骨似乎被砸击的现象也较为特别,可能是成都平原这一时期墓葬的特例。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其他墓葬只个别墓出土有限的陶器。[14]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少见随葬品的特点显而易见,尤其是墓葬中既没有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出土的那些遗物,也没有发现更多的青铜器。可见,当时大量的青铜制品、玉器、金器、象牙等贵重物品主要用于祭祀活动而非随葬。 十二桥文化的墓葬在成都平原发现很多,仅金沙遗址就有大量分布,但大多数墓葬未见随葬品,仅少数墓出土陶器,个别墓有少量铜器、玉器和石器。以发掘墓葬较多的墓地为例,2001年在“兰苑”地点发掘100余座墓,[15]墓葬未见葬具,大多无随葬品,所见随葬品也以陶器居多,仅有少量铜器和玉石器。如M61随葬陶高领罐、小平底罐、器盖、盏、壶,铜斤,玉锛。M33随葬陶壶,铜钺、斧、戈,玉凿、璋。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制作粗糙,锈蚀严重;玉器磨制精细但形体较小。2002~2003年在“万博”地点发现60座墓,[16]大部分墓没有随葬品,仅少数墓出土陶器,多为一墓随葬一两件陶器,所举墓例至多有5件陶器。2003~2004年在“阳光地带”地点发掘290座墓,[17]出土少量青铜器、陶罐类器和尖底器,以及石器和磨石。2008年在“星河路”地点发掘24座墓,[18]仅有少数墓出土少量的陶尖底盏和小平底罐,个别墓出磨石和残铜片。十二桥文化墓葬与三星堆文化墓葬的特点相近,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那些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物品同样不见于墓葬中。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墓葬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以青铜器为主的贵重物品开始出自墓葬而非遗址。青铜器除精美的礼器外,还有大量兵器。第二是墓葬中青铜器的种类和风格完全不同于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的铜器,墓葬中也没有后两种文化中非常突出的玉器、金器和象牙等,可见早期的文化传统在春秋晚期左右有所中断。第三是从春秋晚期开始,墓葬明显受楚地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以青铜器所受影响最为突出。墓葬的这种变化,反映出春秋晚期以后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发生的变革。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于年代约相当于春秋后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中。[19]该墓保存有17具独木棺,棺内出土陶器、漆器和铜器。陶器有瓮、尖底盏、平底罐、圜底釜、豆和器盖;铜器有矛、戈、钺、斤、削刀、印章、带钩和饰件;漆器种类和数量众多,有各种家具、生活用器、乐器和兵器附件,前所未见。这座墓因被毁坏而不能获知随葬品的全貌,但其中至少有1、2、8、9、10、11号棺保存相对完好,且葬人的8号棺和放置随葬品的9号棺未被盗扰。由此推知,商业街这处规模宏大的墓葬中仍然缺失青铜容器,兵器也多为明器,这与此前墓葬的特点相同。但另一方面,墓葬中的随葬品已明显增多,包括用大量的漆器甚至食物随葬。更重要的是,墓葬中始见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这主要体现为墓葬中突然出土大量的漆器,而且漆器纹饰模仿了春秋至战国早期楚国、三晋、燕国、中山等地青铜器的纹饰。[20] 与商业街船棺墓处于同一时期的其他规模较小的墓葬也出现了变化。比如2004年在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发掘62座墓葬,[21]其中14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的船棺墓,除使用独木葬具外均有随葬品,包括铜戈、剑、饰件,陶罐、瓮、圆陶片、纺轮,磨石及少量的小型玉器等。虽然每墓的随葬品不多,但这已不同于同一墓地的十二桥文化墓葬,后者共计47座土坑墓,有39座墓不出随葬品。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前述的“星河路”地点,此阶段的24座墓与同墓地的十二桥文化墓葬相比,不仅有更多的墓葬出随葬品,而且每墓的陶器和铜兵器等明显增多。2002年在“黄河”地点发掘16座墓,有7座有船棺,[22]均有随葬品,少者1件,多者20余件,有陶器和铜兵器、工具、饰件等。 至战国时期,墓葬的变化已完成。如成都文庙西街1号墓、[23]成都百花潭10号墓、[24]绵竹船棺墓、[25]新都大墓,[26]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27]金沙巷战国墓、[28]石人小区战国墓、[29]西郊战国墓,[30]以及成都平原边缘的峨眉符溪乡战国墓[31]等,这些墓不仅随葬品丰富,而且有大量具域外风格的青铜器。战国时期的墓葬已完全不同于三星堆、十二桥文化的墓葬。 对于战国墓葬的变化和特点,可举成都文庙西街墓葬、新都马家大墓和镶嵌纹铜器三个例证进一步说明。 2003年在成都文庙西街发掘2座战国墓。其中M1出土铜壶、簠、敦、盘、釜、尖底盒、构件各1件,勺、匕、饰件、器座、牌饰各2件,但未见兵器。这些铜器的器类、形制和纹饰大多与楚文化的铜器相同,M1显然是一座以楚文化因素为主的墓葬。距M1仅12米的M2疑为二次葬,出土圜底釜、平底罐、尖底盏、圈足豆、器盖等38件陶器,釜、鍪、甑、矛、柳叶形剑、钺、戈、削刀等10件铜器,M2明显不同于M1而是一座以当地文化因素为主的墓葬。简报判定M1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M2为战国中期早段。不论两墓的相对年代如何,两座墓葬同出一地,都清晰地表明当地存在两类文化。 新都马家大墓则是将两类文化因素融入到一座墓中的例证。该墓填青膏泥,有复杂的棺椁结构,出土大批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为成都平原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战国时期的墓葬。早有研究指出,大墓中的列鼎、甗、缶、钟等接近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铜器,敦、盖豆、两式壶、盘、匜、勺等近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铜器,而釜、甑、鍪则是当地出现的器物。[32] 最能体现成都平原与其他地区长距离交流的确凿证据可举镶嵌纹铜器。百花潭10号墓出土1件镶嵌纹铜壶(图三),其镶嵌技术,采桑、习射、宴饮、乐舞、狩猎和水陆攻战等内容的图案等,显然都不是当地产生的。绵竹船棺墓出土1件方壶和1件盖豆,也有镶嵌的写实的动物纹(图四)。 图三 成都百花潭10号墓出土铜壶 图四 绵竹船棺墓出土铜器 1.壶(M1∶4)2.豆(M1∶2) 铜器镶嵌技术在春秋时期已出现,镶嵌纹铜器在中原和长江流域都有很多发现。与百花潭壶最接近的是故宫收藏的1件战国前期的铜壶,自上而下也有采桑、习射、宴享、乐舞、射猎、水陆攻战图案(图五∶1)。[33]类似者又如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战国墓出土的1件镶嵌狩猎纹壶,[34]1977年陕西凤翔高王寺出土的2件战国早期的镶嵌射宴纹壶等(图五∶2)。[35]与百花潭铜壶纹饰相近的铜器还有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2件铜鉴,有镶嵌的攻城图和水战图。[36]镶嵌写实动物纹的壶和豆,又如河北平山和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期的狩猎纹盖豆(图五∶3、4),[37]河南固始侯古堆出土的时代约为春秋末年的镶嵌兽纹的方盖豆和壶等。[38]在长江流域集中出土镶嵌纹铜器的则有随县曾侯乙墓,该墓共有镶嵌纹铜器65件,占铜器数量的55.6%。这些铜器多嵌绿松石,有龙凤纹、蟠龙纹、鸟首龙纹等,也有几何纹。其中也有壶和盖豆。[39]除发掘品外,《商周彝器通考》、[40]《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41]《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42]等文献也收录有多件镶嵌水陆攻战图、狩猎图、乐舞图的壶、豆和鉴等。 图五 春秋战国时期镶嵌纹铜器 1.故宫收藏铜壶2.凤翔高王庄出土铜壶3.平山出土铜豆4.浑源李峪村出土铜豆 镶嵌风格较为写实的纹饰的铜器多出自中原和长江中游,特征鲜明,器类有壶、豆和鉴等,时代也以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较多。成都平原的此类铜壶和豆,从形制、图案内容到镶嵌技术,无疑都源自中原。 以上例证可以表明成都平原的墓葬自春秋晚期所发生的变化,由墓葬材料又揭示出,从春秋晚期开始,成都平原三星堆、十二桥文化的传统出现了断裂,中原和楚地的文化因素传入,改变了成都平原原有的文化面貌。如此,中原和楚地的文化因素是如何进入成都平原的,这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