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川东地区的东周墓葬 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成都平原受北方秦地的影响还不明显,外来文化只可能从东边传入。过去在川东发现不少东周时期的墓葬,它们大多被认为是巴人墓。其中较为集中且出土较多青铜容器的墓葬见于云阳李家坝、[43]万州大坪、[44]涪陵小田溪[45]和巴县冬笋坝。[46] 李家坝墓地的墓葬数量较多,从葬具和随葬品看有不同等级。据发掘简报,有的墓葬时代或可早到春秋晚期。李家坝墓葬也出土铜鼎、壶、敦、盒,但数量少,形制简单,素面,与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楚式或中原式铜器有所不同。大坪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不多,既有鍪和釜甑,也有鼎、盒、壶。但铜器同样是数量少、形制简单、素面,且出土鼎、盒、壶的几座墓时代都被定为战国中期。小田溪墓地共报道过五批资料,墓葬中的铜容器也明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釜、甑、鍪,一类为制作精致的错银铜壶、嵌绿松石鸟形尊和错金银钟等。一般认为小田溪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或认为是秦灭巴蜀以后的巴人贵族墓。巴县冬笋坝船棺墓的青铜容器主要是釜、甑、鍪,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因素并不明显。相比之下,成都平原与罗家坝的青铜器最为接近。 罗家坝楚式和中原式青铜器的年代主要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为我们探讨成都平原的外来铜器提供了重要线索。罗家坝出土的最能体现与成都平原的联系的铜器,即为镶嵌纹铜器。罗家坝M33的盖豆,盖上镶嵌乐宴、武舞和弋射图,腹部为水陆攻战图,圈足上有采桑和狩猎图。这些内容与百花潭铜壶相同。M2出土1件壶,腹部上、下各镶嵌四组狩猎纹,各组之间用花卉纹和棱形纹相隔,纹饰布局和内容均与唐山贾各庄镶嵌纹铜壶相同。成都文庙西街M1所出铜壶的腹部也用带花卉纹的条带纹分隔出八个单元,只不过八个单元内为铸造的蟠螭纹。除镶嵌纹铜器外,还有一些器形或纹饰在四川地区仅见于罗家坝和成都平原,可比性很强。如罗家坝M33出土1件高柄豆,腹上的兽纹与绵竹墓铜方壶和盖豆上的兽纹相近。M33出土的簠,器表遍饰蟠螭纹,与成都文庙西街M1所出簠相同。M33的镂空器座也与文庙西街M1的器座相近。簠与器座目前在四川地区仅发现这几例。罗家坝墓葬出土的其他楚式或中原式铜器,包括鼎、敦、壶、缶、罍、甗、豆等,在成都平原同时期或稍晚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并基本都见于新都大墓和绵竹船棺墓中(图六)。两地的这些铜器大都可以相对比。 图六 成都平原出土青铜器 1.鼎(新都墓)2.壶(绵竹M∶5)3.簠(文庙西街M1∶2)4.敦(新都墓)5.缶(新都墓)6.甗(新都墓) 无论是在罗家坝、川东还是在成都平原,中原或楚文化风格的铜器只见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它们通常与釜、甑、鍪这套铜容器共出,而规模较小的墓虽然有铜釜、甑、鍪、兵器与工具,但却没有中原或楚式铜器。这一特点见于上述墓例,以及什邡城关47等重要墓地中。显然,源于中原或楚地的青铜器在四川地区的墓葬中具有更多指示等级的意义。 四、结语 由上文的比较和分析可见中原、长江中游、罗家坝和成都平原之间的联系。罗家坝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文化变革有了更多认识,其重要意义也因此得以进一步显现。 不仅如此,罗家坝墓葬的意义还在于它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铜釜、甑、鍪、尖底盒、柳叶形剑、三角援戈、弧刃钺、矛、斧、削刀、凿、印章、饰件等,这些习惯上所称的“巴蜀青铜器”,以及铜兵器、印章等上的“巴蜀符号”,过去以成都平原发现较多,时代也较早。但由于罗家坝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它们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也已出现于川东。如此,这些“巴蜀青铜器”是如何产生和流传开来的?另外,罗家坝北部为大巴山,东面和南面距峡江地区还有一定距离,西与成都平原之间相隔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区,因此,罗家坝如何沟通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中原?这些重要问题,关乎我们对巴蜀文化的深入认识。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2]a.《罗家坝遗址笔谈》,《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第338~342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3]a.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b.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等:《成都新津县宝墩遗址田角林地点2013年的发掘》,《考古》2018年第3期。 [4]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大邑高山古城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4期。 b.周志清等:《四川大邑高山古城遗址2015~2016年发掘收获》,《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38～41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 [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县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40~5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年度发掘纪要》,《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28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化成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27~145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1~41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西区“格威药业一期”新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165~18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高新西区航空港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218~233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55~28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14]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b.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第310~3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1~3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万博地点考古勘探与发掘收获》,《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62~9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博物馆:《金沙遗址———阳光地带二期地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75~140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19]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文物出版社,2009年。 b.宋治民:《成都市商业街墓葬的问题》,《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20]江章华、颜劲松:《成都商业街船棺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2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118~175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2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墓葬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第177~217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2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庙西街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244~26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4]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25]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墓》,《文物》1987年第10期。 [26]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27]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文物》1989年第5期。 [28]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 [2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石人小区战国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30]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考古》1983年第7期。 [31]陈黎清:《四川峨眉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11期。 [32]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33]唐复年:《战国宴乐射猎攻战纹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 [34]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6册,1953年。 [35]韩伟、曹明檀:《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1981年第1期。 [36]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第18～23页,图版19、20,科学出版社,1959年。 [37]a.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3《东周》,图版153,文物出版社,1997年。 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第8期。 [3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第38、42页,大象出版社,2014年。 [39]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17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0]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144(图二三三)、470、471页,下册图八七六,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 [41]a.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1册,图193,科学出版社,1958年; b.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8册,第277～278页。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第565～570页,A271、272,科学出版社,1962年。 [43]a.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44~288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b.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48~388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44]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45]a.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b.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 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第186~19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d.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第1339~137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e.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46]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4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