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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朱砂奠基葬”，是指在墓室底部专门铺撒一层朱砂来安葬死者的一种特殊丧葬仪式。由于这一丧葬仪式与考古所见城墙、夯土建筑、大型广场等建筑所进行的奠基活动在形式及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再加上墓葬本身就是一类特殊的建筑，故本文提出“朱砂奠基葬”之概念，旨在突出其葬礼特性及“奠基”内涵。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若发现在棺椁、随葬品、头骨或肢骨、墓底、填土中有使用朱砂的现象，学界一般将其归属于“朱砂墓”或“朱砂葬”[1]的范畴；把墓底铺撒朱砂现象归结为朱砂墓的一种形式，未能从丧葬礼仪层面对朱砂奠基葬充分认识，更没有深入探索这种丧葬仪式是如何起源与发展演变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夏商时期朱砂奠基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及这种丧葬仪式推行的原因、含义进行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夏商墓葬和社会生活有所裨益。 一、朱砂奠基葬的形成与兴盛 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二里冈文化为商代前期文化、殷墟文化为商代后期文化，这基本已成为夏商考古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分析发现，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遗存以及王湾三期文化不见朱砂奠基葬；但到了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朱砂奠基葬骤然大量出现，直至二里冈文化时期皆为其兴盛期。考古发现属于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的朱砂奠基葬数量最多，占朱砂墓总数量的比例较大，尤其以贵族墓葬和都邑墓葬最为常见。 据早年考古材料统计，二里头文化的墓葬数量为430余座（其中材料较为详尽者115座）[2]，近年又有新发现，故墓葬总数当超过450座。其中，二里头文化朱砂墓的数量，郑若葵先生统计有37座[3]，方辉先生统计有61座[4]。笔者分析甄别原有材料，加上新公布的二里头遗址材料[5]，统计出二里头文化朱砂墓有64座，约占已发现墓葬总数的14.2%。墓葬使用朱砂的方式较为复杂，主要有随葬器物涂朱、人骨涂朱、棺内铺朱、墓底铺朱等类别（共68例），个别墓葬兼有人骨涂朱和墓底铺朱。在这64座朱砂墓中，属于朱砂奠基葬的墓葬至少有51座，约占朱砂墓总数的79.7%（表一）。长2米以上的大中型墓几乎都使用朱砂，且朱砂遍布墓底，铺撒较厚，如二里头遗址82ⅨM15、75ⅥK3墓底朱砂厚5～6厘米，81ⅤM4墓底朱砂厚达8厘米。由此可见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中盛行之程度。 表一 二里头文化朱砂墓统计表 从表一还可以发现，二里头文化朱砂奠基葬有两个特点。一是朱砂奠基葬大多集中于二里头遗址等大型都邑性聚落，共44座，占86.3%；其他一般性聚落发现数量较少，仅7座，占13.7%。这说明这种丧葬仪式主要在都邑贵族阶层或统治阶层中推行。二是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三期发现最多，分别为20、24座；四期也有，统计出7座；但一期尚未见到。 二里头文化一期不见朱砂奠基葬，其原因值得探究。对此，方辉先生认为可能与陶寺文化晚期衰落之后丹江通道不畅有关[6]。这种解释虽然部分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但并不全面。在二里头文化分布中心的豫西地区，使用朱砂见于仰韶文化时期的洛阳王湾遗址第一期文化以及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的第二期文化，墓葬中人头骨涂朱现象较为普遍[7]；但到属于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阶段，豫西地区却罕见使用朱砂现象，更不见朱砂墓，说明二里头文化的朱砂奠基葬并非直接来源于豫西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之后的新砦期也不见朱砂墓，仅发现个别使用朱砂的现象，如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发现一对朱砂绘陶瓮，但被认为是来自东方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8]。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但其并非全部的夏文化，应存在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属于夏王朝早期的文化遗存，即“早期夏文化”，这在学界已几乎成为共识。新砦期遗存与早期夏文化关系密切，王湾三期文化为先夏文化遗存[9]，或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遗存属于早期夏文化[1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所谓的早期夏文化、先夏文化遗存中皆少见朱砂墓，更不流行朱砂奠基葬，这就充分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及其之前的整个“夏族群系统”遗存皆不流行朱砂墓。因此，二里头文化一期不见朱砂墓和朱砂奠基葬与陶寺文化晚期的衰落似乎没有根本性的关系，当另有其他原因。 二里头文化一期不见朱砂奠基葬的原因牵涉到该文化朱砂墓的来源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朱砂墓的流行区域实际上是从龙山时代的晋南地区转移到二里头时代的豫西地区，二者之间无疑应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与豫西相邻区域中，朱砂墓早在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中就已流行。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葬中使用朱砂的现象较多。该墓地在2003年秋至2004年初冬发掘的262座墓葬中，部分死者骨骼上有涂朱现象，且有的墓室底部均铺撒一层朱砂[11]。其中M100是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平坦的底部全部铺撒朱砂[12]，当为朱砂奠基葬。襄汾陶寺遗址大中型墓葬使用朱砂现象较为普遍，并且这一现象贯穿陶寺文化的整个存续时间[13]。据笔者初步统计，朱砂墓在陶寺遗址中至少有65座[14]，其中能确定朱砂使用方式者有42座（表二）。从表二来看，陶寺遗址墓葬内朱砂使用方式已较为复杂，主要有随葬器物涂朱、葬具涂朱、人骨涂朱或者在尸身上下撒朱、棺内铺撒朱砂、墓底铺撒朱砂等（共45例），也存在朱砂奠基葬现象。一般认为，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所代表的族群主要是陶唐氏尧和有虞氏舜，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15]；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族群文化。准此，则朱砂奠基葬在两族群所形成的考古学文化中先后存在，这必然与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密切联系。在龙山文化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与陶寺文化曾发生一定的文化交流[16]，文献记载夏族群禹还曾到达晋南地区活动[17]，但夏族群文化并未取代当地文化，陶寺晚期文化整体上仍是当地文化体系的自然延续，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对豫西地区的夏族群文化体系影响也不大。至二里头二期前后，二里头文化北向晋南地区扩展，导致陶寺文化的中断与东下冯类型在晋南地区的形成[18]；同时，晋南地区当地文化对豫西二里头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吸收或继承了晋南地区部分固有的文化因素，从而为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因此，二里头文化一期及其以前夏族群文化体系不见朱砂墓、二期朱砂奠基葬始才流行的原因，当与二里头文化所属的夏族群北上晋南、吸收当地文化因素并传入到豫西地区夏王朝腹地的夏都及周边夏文化区有直接关系。 表二 陶寺遗址朱砂墓统计表 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推行伊始，夏族群即对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致使这一丧葬仪式迅速发展，并延续到该文化第四期。这一发展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二里头文化居民尤其是贵族阶层偏爱朱砂奠基葬等因素，也应与夏王朝实力的强大、朱砂的稳定输入有关。在我国，朱砂的主要产地集中在南方的贵州、湖南、广西、重庆等地[19]。《尚书·禹贡》对朱砂（丹）的输入有明确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厥贡羽、毛、齿、革……丹……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从这里可知，朱砂等物品的进贡路线是先从长江流域的水路到汉水，再由陆路到洛河，最后通达于黄河沿岸地带。相关研究明确指出丹水是南方重要资源北上中原的重要通道[20]。从发展态势上看，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进入稳健发展期，主要表现在具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面积扩大至300万平方米并开始向周边地区文化扩张等方面。夏文化向豫西南扩张的直接结果就是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形成。该类型主要分布在南阳盆地、丹江口库区西部等地，年代上限不超过二里头文化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前后[21]。下王岗类型的存在以及夏族群对豫西南的控制，为朱砂资源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豫西地区提供了保障。 “殷因于夏礼”[22]。正是因为如此，代夏而立的商王朝继承了诸多夏文化因素，其中包括朱砂奠基葬这种丧葬仪式。在属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朱砂奠基葬仍有较多发现。据统计，在发现的二里冈文化420座以上墓葬[23]中，朱砂墓的数量至少有55座（表三）。商代前期朱砂墓延续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方式，如随葬器物涂朱、人骨涂朱（或撒在尸身上下）、葬具内铺朱、墓底铺朱等（共57例）。其中朱砂奠基葬共计34座，占朱砂墓的比例高达61.8%。由此可见，商代前期朱砂奠基葬仍然较为盛行。 表三 二里冈文化朱砂墓统计表 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商代前期的朱砂奠基葬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分布范围增大，设置有腰坑等。朱砂奠基葬除了在郑州商城[24]最为集中外，在偃师商城[25]、辉县孟庄[26]、黄陂盘龙城[27]、济南大辛庄[28]等周边中心聚落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现，这种情况应是商文化向四边扩张所致。部分朱砂奠基葬在墓室底部还设置有腰坑，如郑州商城BQM1、BQM2、C8M3、CNM5、C11M146、C11M148、C11M150，黄陂盘龙城PL2M2、PLWM4、PLWM3、PLWM5，济南大辛庄11M1等。腰坑通常被认为是殷商葬俗的一种。关于腰坑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墓中设置腰坑与商人的奠基行为相关[29]，笔者也持此种看法。因此，与朱砂奠基葬相似，设置腰坑也是一种丧葬活动中的奠基形式，可称作“腰坑奠基葬”。商代前期开始出现朱砂奠基葬与腰坑奠基葬的配合使用。据统计，在甄别出的商代前期34座朱砂奠基葬中，兼而使用朱砂奠基和腰坑奠基的墓葬共12座，占朱砂奠基葬总数的35.3%左右。这一变化表明，商人在继承夏人朱砂奠基葬葬俗的基础上，在丧葬仪式方面开始出现革新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到商代后期才最终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