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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百家争鸣的今天，提出不易之论是几近艰难的。因此，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体系、言前人之所未言的著作，就显得弥足珍贵。《瘟疫与人》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被翻译成各种文字，1998年引进中国，最近，第三个中译版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时至今日，相似的研究不断出现，并循着学术进步的规律，变得越来越成熟；但一个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很难被遗忘。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被称为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与斯宾格勒、汤因比一起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让他声名鹊起的，是其另一本代表作《西方的兴起》，而《瘟疫与人》常被看作是对《西方的兴起》搭建起的历史框架的补充，拾起了此前研究的沧海遗珠。不过，《瘟疫与人》在普通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更高。大概大多数读者都有着关于传染病的个人体验，恐惧又好奇，所以读来更觉有所感触。 以往学者对历史的书写无外乎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你来我往、沉浮荣衰。麦克尼尔却独辟蹊径，把传染病放在了视野中心，去探讨人与病菌的关系。如此“奇诡”的视角，在当时的学术界自然免不了引起一片哗然，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出版社甚至一度拒绝出版这部著作。然而，如今，从疫病角度考察历史与人类社会，早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方法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大概要数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其公众知名度、理论的成熟度和接受度，都比《瘟疫与人》要高得多，然而，正是有了麦克尼尔的开拓，后来者才有机会站上巨人的肩膀眺望得更远。 《瘟疫与人》从疫病缘何成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谈起。麦克尼尔认为，历史学家素来偏爱可预计的因素，流行病属于不可控因素，过分强调它的作用无疑会弱化业已通行的历史著作的说服力。另外，即使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也往往难逃经验主义的窠臼，遗漏某些关键的细节——比如，关于普法战争中的天花肆虐。当时，两万法军一蹶不振，而普鲁士军人却因预防接种毫发无损，同样的疾病在不同人群中暴发的后果有着天壤之别。 麦克尼尔提纲挈领的史料摘取功力与独具匠心的理论让人印象深刻。从第一章《狩猎者》到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他对疫病的踪迹抽丝剥茧，重新审视了从原始社会到1700年这段时间里，大规模的传染病如何左右人类迁徙的脚步和战争胜败，又是如何影响了宗教和政体的更迭、民族和文化的盛衰、产业的转型及科技的进步。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与以往的解释大异其趣，比如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阿兹特克帝国的崩溃、非洲文明的落后、大英帝国的崛起等历史现象，麦克尼尔总能通过因果溯源，证明疫病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赞扬大放异彩的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认为许多传染病在人类的智慧面前已成衰退之势。人类持续攻坚，用接种牛痘的方法对抗天花，为防治霍乱发明了新的下水道系统，发现了对抗伤寒、疟疾等疾病的治疗方法。但他笔锋忽转，认为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急性脊髓灰质炎就是因清洁过度引发的新疾病，流行性感冒凭着多变的遗传细节可以绕开人们注射的疫苗抗体，传播致命病原体的生物学研究也可能酿成灾难。人类仍然处于这个星球最大规模和最不寻常的生态动荡之中，传染病将一如既往与人类共生共存。 书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巨寄生”和“微寄生”两个概念的提出。“巨寄生”是指征服者或大型动物对人类展开的战斗、抢劫等活动，而“微寄生”是指细菌等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这两个概念令人倍感人类社会生存之多艰。好在麦克尼尔又指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将失去宿主难以为继，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或者是儿童病，就是为了确保在人类中的永续寄生，不论是微寄生物还是巨寄生物，与宿主保持平衡关系才是长久之计。 麦氏在中文版前言中坦陈，因为语言的问题，对中国瘟疫史料的挖掘不够准确，并勉励中国的读者做出更为细致的探讨。不过，译者在注释中添加了大量关于中国瘟疫史料的校注以及相关延伸阅读推荐，可以说形成了完美的补充。译者余新忠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史和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翻译中时而对麦氏的证据校订增补，时而援引自己的著作，功力可见一斑。事实上，史料不够精准也许是本书最受人诟病之处。但瑕不掩瑜，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发掘了多少历史细节、呈现出多少历史真相，而是开辟了新颖的世界史研究视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