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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会主办的青年宗教和社会服务团体，以“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宗旨，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敬重老成和经验的国家里，创造了一个以青年为主题的运动，给一部分准备脱离旧势力束缚的青年人提供了“在基督的名义下共同谋社会的利益”[1]的机会。20世纪初期，其增长率超过任何一个基督教团体[2]。余日章是近代中国基督教著名活动家和领袖，任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长达20年（1916－1936）。这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变化纷杂的年代，中国基督教会开始本土化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年代，青年会活动最频繁、影响日渐扩大、开始本土化探索的年代。 本文以余日章为对象，从其神学思想、社会抱负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角度，在基督教本土化最为高涨的20年代，根据“中国青年的特殊需要”，重新定位青年会的事业与方向，将青年会事工与中国现实更加紧密结合，完成了以社会化和世俗化为特征的青年会最初本土化及其影响这一过程的社会与宗教因素。 一 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GeorgeWilliam）创立基督教青年会于伦敦。1851年介绍到美国，逐渐从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机构。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和河北通州潞河书院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青年会。1912年6月，中华民国内务部正式批准青年会全国协会立案[3]，这时全国有市会25处，会员11300人；校会105处，会员3876人[4]。 余日章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曾被中外各界誉为“先知、爱国者、和平主义者”[5]，1882年生于湖北武昌的圣公会牧师家庭。先后就读于圣公会开办的文华书院和圣约翰大学，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曾任黎元洪英文秘书及军政府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帮助孙中山撰写英文《实业计划》。1913年1月到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1916年为总干事，开辟了“余日章时代的青年会”[6]时期。根据“中国青年的特殊需要”，以社会福音神学思想为基础，开创了“别国青年会所没有的”公民教育和平民教育运动，使青年会事工范围从青年和学生中扩大到社会各界，“使青年会有充实光辉的工作程序”成为他的“最大业绩”[7]。 社会福音是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直接产物，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基督教会。资本主义产生了传统社会没有的新问题，使教会逐渐将神学的基础放在社会关心层面上来。社会福音从传统神学所关心的渎神、酗酒、淫乱等个人伦理问题，转而研究社会伦理，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上失业、童工、福利、城市贫民等社会问题，探讨基督教福音的社会意义。认为应该重建“基督世界失去的社会理想”，把上帝之国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第一和最根本的教条”。上帝之国观念被社会福音者等同于地上之国，等同于一种社会秩序[8]，“使罪和救赎的教义从传统个人主义观念的束缚中释放出来。”[9]所谓社会福音，不仅包括宗教生活，亦包括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他们关心的“很少是属于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关心整个社会或整个民族的得救问题。”[10]在他们看来，个人福音工作的确使许多人得救，但对社会环境的忽视致使它仍然如故，许多得救的人因受不良环境和制度的影响，重新堕落，再次跌倒。因此，离开了社会，个人得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社会福音是对20世纪中国基督教会影响最大的神学思想，“教会到中国来的时候，欧美教会的神学，是个人福音的立场。．．．．．．然而来了之后，每日所接触的，每日所相遇的，都是需要社会福音的工作。”[11]社会福音强调国家救赎、社会救赎、群体救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只有帮助中国才能见证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社会服务的表达方式，中国人才能最好地理解基督教的精神[12]。如果中国基督徒只是简单地接受西方基督教思想，他们实际上就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无意识的工具，“在要求解放的民众眼里，”“不过是鸦片而已”[13]。社会福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基督徒如何将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的思想压力，成为基督徒完善道德的手段和培养“改造社会的责任”的“性灵”之源[14]，成为“凡是有志于改造社会的人都不能否认”[15]的应付时局的需要，给基督徒提供了忠于国家和宗教的理论基础和有效办法。 余日章是中国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的中坚人物，强调教会不应将活动限定在教堂里和礼拜上，“而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6]。他出生于特别突出地接受社会福音的圣公会[17]家庭，作为基督教领袖人物，“其目光所及”，从来没有“以会界划地自限”[18]。面对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作为经济上宗教上都受北美协会制约的中国青年会的总干事，余日章既要缓解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普世教义之间引起的思想矛盾，又要面对世俗生活中国家权力逐渐加强和传教条约废除而引起的中国基督教会生存空间的狭窄；既要在急速转变中的中国社会求生存，处理青年会重新定位的问题，又要在洗刷“洋教”名声的同时，不得不依赖“洋教”的扶持保持其宗教团体的现实生存和属灵生命，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产生发展与19世纪以来美国宗教复兴运动和海外扩张密切相关。19世纪80年代，以各学校青年会为基础，形成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rForeignMission），鼓动青年学生到海外传教，中国是他们海外传教的重点，青年会北美协会是最主要的宣传和实践机构。1886至1918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派往外国的传教士达8140人，其中三分之一，即2524人被派到中国[19]。中国青年会是在北美协会的宗教思想和经济支援下创建和成长起来的，也是工作重点。被称为有青年会的50多个国家中4个办得最发达的国家之一[20]，与北美协会保持联系也是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基本任务[21]。在外国干事中，北美协会派遣的始终占绝大多数，且处于主要位置。一切会议记录和事工报告、旅行报告，都要制成复本寄往北美协会总部，一切重要决定都要向北美协会请示，客观上形成了北美协会对中国青年会的控制。 海外传教运动最著名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的提出者皮尔逊（ArthurT.Pierson）这样解释道：使福音传遍全世界并不是使世界完全基督教化，而是使所有人都听到福音[22]。要使基督为普世的人们所认识，所寄托，所敬爱，不但在个人生活中，而且在人类所有关系中都要体现基督。它增加了传教方式，扩大了传教范围，把目标对准了整个社会。海外传教运动不但加强了传教队伍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教队伍的成份，他们不仅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传教士，更多的是受过技术专业训练的大学生，使教会将神学的基础放在社会关心层面上来成为可能。他们把美国基督教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的强烈现世性和社会使命感，那种以基督教的伦理精神，而不是信仰本身来论证教义的特点表现得十分充分。北美协会任青年会10多年的副总干事鲍乃德（EugeneE.Barnett）就力主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基督化[23]。9次代表北美协会来华布道的艾迪（SherwoodEddy）也认为“拯救少数奴隶的灵魂，同时却有千百万人被奴隶制的社会邪恶所压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传教模式[24]。与北美协会在神学观念和行动一致是青年会实现在世俗化和社会化为特征的本土化转型的重要原因。 新文化运动在对传统儒家文化发起冲击的同时，营造了研究西方思想的风气，来自西方的非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支配下，逐渐形成向基督教发出挑战的社会思潮。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1922年作为国民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余日章，对民族主义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时代基石的民族主义，使不同信仰的人走到反对基督教的旗帜下来，将基督教当作反科学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迷信的东西加以公开批判。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教会本土化无疑是佳径，也是捷径，反映出本土化提出者的神学倾向和接近中国现实的渴望和实际操作的可能性。20世纪初期是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规定公民信教自由，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1900年全国教徒8万人，1906年增加到17万，1914年达25万，1920年达36万，增加了4.5倍[25]。1922年青年会已有市会40处，校会200处，会员77947人；由城市青年和学生组成的青年会，受到北洋政府和孙中山革命势力重视利用和发展支持[26]。这时的中国基督徒在世俗地位与神学修养上，均远超过19世纪的基督徒，他们一面自我检查，一面披挂应战，这在晚清以及后来的基督徒身上都是绝少看到的，使中国基督教界有了本土化要求和实现本土化的基本力量。基督教信仰必须表达出来，但必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它并不能也不应该脱离文化而独立[27]。本土化就是“如何使基督教在东方适合东方人之需要？”“融洽东方之习俗环境历史思想”[28]，这种新诠释的基督教思想可以被总结为“由神学而趋于伦理，由武断而入实证，由来世而注重今生，由个人私利而注重社会服务”[29]。余日章参与起草的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自养、自治、自传”，要用基督教的教义使“社会重生”[30]。 在余日章看来，基督福音只有通过把上帝的爱，化为具体的社会服务和改造才可以显示它在中国现实的价值和可能，不但向同胞证明基督徒对国家的认同和忠心，也坚持了他们的宗教信念。基督福音应该是个人与社会并重的，青年会的工作就是要“弥补”中国教会素来偏重个人福音的“这种缺陷”，如果没有青年会“从傍推广社会的福音”，基督教会决不能造成入世的“天国模范”[31]。余日章和青年会的干事们将神学基础和工作重点放在社会关心层面上，“连社会服务这个名词也是青年会制造出来的。”[32]基督教与社会服务交汇是实现民族新生的实用方法，而且“只有社会服务才能生长出基督教精神”[33]，宗教性灵与社会实践终于在“社会福音”的层面上达成了高度统一。“作为美国奇迹的社会福音”，对中国青年会产生的影响，也被美国学者认为是“源于不同文明中的两个国度之间跨文化碰撞历史中的独一无二的画卷”[34]，“20世纪美中文化交流碰撞中最精彩的篇章”[35]。也是对19世纪以来重视个人福音的中国教会[36]的极大修正。 余日章以“人格救国之主张，号召全国”[37]，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国民道德退化，青年会有“维护培养人格之能力”[38]，人格运动“是拯救垂危的中国青年唯一的途径”。1923年，青年会主办的《青年进步》表示青年会的宗旨就是提倡四育，建造青年人格，所有言论都是为了建造青年人格而撰写，这是刊物的唯一使命[39]。《青年进步》随后发表了许多关于人格建立方面的文章[40]。1923年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总题定为“人格救国”。余日章1924年将这种观念定名为“Character，China’sHope（人格，中国的希望）”[41]。他还将青年会的口号翻译成“Character，theSalvationofChina（人格，拯救中国）”[42]。1925年第十次全国大会时，他特别为大会报告首页题写了“人格立国”[43]。1947年青年会第九届全国干事大会上，甚至将“人格救国”与青年会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并列于大会报告首页上。“人格救国”逐渐成为“青年会运动唯一之宗旨”，“一切努力的集中点”[44]。无论社会时代怎样变化，“而青年会本基督之道以造就人格，改善社会之根本旨趣，则始终不变。”[45] 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基督教徒如何面对宗教和国家的问题达到了最严峻的时刻。1920年前后，逐渐出现了反对基督教的言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认为中国“是反基督教运动斗争的重要地点”[46]，有意识地决定1922年4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大会主题“基督教与世界改造”，成为长达6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线。民国政府甚至派军警维持大会会场，可见气氛紧张。各界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47]。青年会是非基运动中最早受到批评的基督教团体之一，上海非基学生同盟的宣言即有“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是要养成资本家底良善走狗。”[48]雅礼学校罢课向校方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关闭学校青年会。许多学校青年会随着教会学校的关闭而关闭。 1925年的五卅运动加剧了帝国主义侵华面目，中国基督徒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更加直接和公开。余日章在非基运动中的态度与行动，使其成为被攻击与争议的人物。 余日章认为非基运动引起了各界对基督教的兴趣，同时也是学生心智觉醒的证据，但报纸和舆论界认为“余日章支持反基督教运动”[49]。五卅后一周，时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的余日章代表协进会致函上海工部局，提出“沪案调查”建议；一个半月后余日章起草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致全国基督徒书》[50]，说明基督教与爱国主义和良好公民之间无抵触之处，以及进行基督教本土化的必要性。这在教内教外、国内国外引起了可以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些人认为这是企图帮助帝国主义推卸责任和故意拖延时日冷却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阴谋；一些人认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超越了宗教权力而企图干涉政治，要用中国人的理由来对抗外国人，要求教会在政治上表态，呼应中国基督徒去进行“政治活动”[51]；英国政府则怀疑他另有所图[52]。虽然一些传教士同情甚至支持中国民众，但在上海的美国圣公会主教郭斐蔚（FrederickR.Graves）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L.HawksPott）支持上海警方并阻止圣约翰学生的爱国活动。余日章对学生活动的支持[53]，被十分欣赏他的卜舫济当面指责为“圣约翰最不忠心的孩子”，这对出身圣公会家庭、由圣公会培养多年、死后还要葬在圣公会墓地以表达对差会忠心的余日章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和压力，局面十分尴尬。 非基运动是青年会由盛转衰的标志，1927年非基运动结束时，青年会市会会员为19767人，比1922年减少63％。1927年市会收入527121元比1922年的976041元，减少46％。这些表明青年会在中国“确有动摇而渐就衰颓的倾向”[54]，余日章也不得不承认“自去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基督教运动的前途，不免显出一种颓废可虑的状态。”[55]对他们来说，面对的最大问题已不是“基督教如何拯救中国”，而是“如何在中国拯救基督教”。30年代后，无论是时代、环境与人心都已不再适合基督教的发展，向西方学习以建立新中国的热情与方法，都与基督教无关。1928年世界经济危机，国外差会不得不撤回大批干事，经费支持力度大大减少，中国基督徒已没有时间、资源来推动他们原来的计划。 二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以“德智体群”为方向[56]，以“服务”相号召，内部分市会（城市青年会）和校会（学校青年会）两个部分。市会一般都设德、智、体、群四部，德育部常年举办中英文查经班、安排国内外“布道家”宗教演讲、祈祷会、圣歌团等。智育部举办数理化英补习班、科学政治学术演讲、展览会、图书室、卫生大会等。体育部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和运动会，开办健身房、网球场、篮球场、象棋比赛等，条件好的城市还有游泳池。群育部从事群众性教育活动，提倡公众游戏，举办社会调查，办宿舍食堂，招待国内外来宾等。校会常见事工为师生同乐会，在教员家中开学生交际会，提倡植树节，禁止烟赌色情等事，组织巡回书库，文字布道，新思潮研究，帮助教会作社会服务，扑灭鼠蚊蝇等害虫，旅行医车，暑假布道队，举行公益会展览，组织工厂童子补习学校，提倡国货，辅助地方戒烟禁赌事等[57]。这些延续至今的事工是青年会宣传基督教思想内容和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但也使得青年会一直局限在学校和青年当中。 青年会工作从“青年服务”扩大到了“社会服务”、从基督教界和青年界扩大到了社会各界并“最得社会之欢迎者”[58]，是余日章提出并力倡的公民教育运动，也是青年会至今仍引以自豪的事工。公民教育是传统社会中没有的内容，虽然有梁启超等提出公民教育倡议，真正实施直到民国初年才开始[59]。积极推行公民教育，使之成为全国社会性运动，则始于青年会。 1920年青年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余日章以总干事的身份发表演讲，将青年会宗旨与富国救国联系在一起[60]，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最完美之公民，最高尚之爱国者。”[61]1922年第四次全国干事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以公民教育为青年会重大事工，得到大会赞同[62]。1923年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正式决议开展公民教育运动，由余日章和刘湛恩负责。 公民教育运动是让国人觉悟自己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承担起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对内应“提倡广义的、建设的、纯正的爱国心，讨论立国大道，诠释共和真谛，研究各重大问题”；对外“研究各不平等条约之要点，以及缔结平等的互惠的新条约之准备，”“以谋世界友谊之进步”。 青年会利用五四运动和五九国耻纪念日两个节日，在5月4日到5月10日之间举行为期一周的公民教育活动。主要形式为演讲，题目是“何为基督化公民？”、“公民与市政”、“公民与立法”、“公民与财政问题”、“公民与国内和平”、“公民与国耻”、“公民的责任”等。协会编制了公民图表12种，公民测验表1种，写成《运动计划》、《公民纲要》、《国际问题讨论大纲》等书；向各界人士发书信1000多封，调查什么是真正的公民品行[63]；配合新剧表演和幻灯演讲；举行会议或演讲时要求全体唱国歌；举办国货展览会；在会场挂国旗及各种公民教育图表。经过1周活动后，将当地教育团体和热心人士组成“公民教育研究社”或“公民教育研究所”，选当地有影响人物为“模范公民”，如民族工业家卢作孚就被重庆青年会选为模范公民[64]。到1925年，已举行241次演讲，听讲达72424人次，有2791人参加97处的公民研究社，另有295人组成64队公民宣讲队，有3660人参加了“怎样做一个中华民国的良好公民”为题的征文比赛，有46800人参观了有关图表展览，有1352人参加公民选举测验[65]。到1927年6月，出版公民演讲20种，公民测验1种，公民教育丛刊20种，公民教育唱本16种，公民教育15种，公民教育小丛书20种，公民教育运动宣传品5种[66]。据协会书局销售书籍报告，1925年为9288本，1926年为32724本，1927年上半年已销售129476本[67]。 公民教育运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青年会决定将它列为重点工作，将其作为唤醒人民道德的觉悟，实现“人格救国”，“研究对内对外的时局问题而谋应付”[68]主要手段。每年10月5日进行“公民演讲”、“公民研究团”、“公民宣讲队”活动，10月10日为“国庆节公民教育运动周”。 余日章还支持发起了更加轰动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起源于一次大战期间的华工教育，当时中国派20余万劳工到欧洲，青年会为解决劳工的精神和生活不便组织了“华工青年会”，募集巨款并招募约50多名留美学生作为干事赴法工作[69]，晏阳初和傅若愚即是其中2人。他们发现华工最需要的是教育，开展了各种方式的教育活动，办夜校、演讲会、编周刊、写家信等，揭开了平民教育的序幕。 在人们对平民教育“还是怀疑而不是关心”的时候，余日章在青年会智育部下面为刚刚回国的晏、傅增设了“平民教育科”[70]。他认为中国文盲太多，不具备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无法体现和体会公民的权利与责任[71]，对公民的教育必须从基本的识字入手。他们在教授华工的经验上，重新编辑了《平民千字课》4册，让受教育者在4个月内熟悉最基本的1000个字。1922年由长沙、烟台和杭州青年会出面举办试点，共有1400、1800和2000名学生经过4个月的学习，分别达到69％、69.4％和71.7％毕业率。 试点成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1923年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晏阳初被聘为总干事，但青年会并没有停止平民教育的理想和活动。余日章请傅若愚继续担任平民教育科主任，或由青年会独办，或与平教会合办，继续进行平民教育事业，并与公民教育结合起来扩大影响和工作，当时21个城市青年会和200多个学校青年会都一致提倡实践平民教育[72]。内容也从千字课扩大到继续教育，举办了平民高级学校、平民图书馆、平民同学会、平民讲习会，编辑撰写平教书籍[73]。1920至1935年，估计“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左右，青年会编辑的千字课文就销售100万册”[74]，甚至连班禅喇嘛都表示愿意提倡平教事业[75]，可见当时之影响。 1927年北伐结束，国民政府日趋稳定。非基运动之后的余日章和青年会，面对的是基督教界的失败，国民政府的建立、健全和步骤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有地控制。随着传教条约的废除、政府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进行，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逐渐击破了基督教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多年的有形壁垒，扩大了国家在世俗领域甚至宗教领域的力量，不允许任何宗教在社会上发展出国家控制之外，或足以和国家政治力量相抗衡的独立性力量。曾经在不平等条约下产生的超出此范围的宗教力量，现在也必须重新逐渐纳入。让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只能是对儒家的结构和价值认可的前提下，成为它的一项工具[76]。任何基督教组织都必须面对与国家政府和世俗社会相协调的问题。 面对世界基督教会支持力度的下降、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的认识和实践进一步深入，包括余日章和晏阳初在内的基督教各派人士都对国家和社会强大的压力和暗示有着颇为积极的回应。这时的余日章通过为蒋介石和宋美龄证婚[77]、女婿黄仁霖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等多种途径与国民政府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认为青年会之所以能有一定的成绩，就是因为“富有中国色彩”，有“当量为变通改革”决心和适应社会的能力[78]，青年会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服务国家的一种机构”[79]。青年会的各种制度，不过是“地图上的经纬线，是不足以阻碍我们合一和平精神的。”[80]晏阳初也说“中国幅员广大，决不能事事都倚靠政府进行，”提出教会应作政府的先驱的观点[81]。 1927年4月国民党定都南京，急需市政建设。1929年青年会十一次全国大会上，余日章提出针对训政时期的开展而应在公民教育上予以调整[82]。1929年青年会承政府之意，协助政府向公民介绍市政知识，青年会事工与国家政府权力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扩大了青年会的“服务”范围和对象。为了使市民了解市政建设意义，及市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青年会编印各种市政知识图表、书籍，组织市政训练班，开展议员选举试验[83]，成为青年会公民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对全年公民教育的具体工作也有新安排[84]，举办为期6至8个月的公民训练所，讲授课程[85]。青年会终于完成了以世俗化和社会化为特征的最初本土化过程。 结论 1936年1月22日，余日章在上海逝世。青年会通过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部纪念余日章博士决议案》，社会名流黄炎培撰写了《余日章君纪念碑》[86]。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教会多难的时代，他不是逃避现实，把神学当作象牙塔，遁世独善其身，而是探求如何把基督教的信仰与爱国救亡、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青年会活动频繁，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组织机构日渐完备，会员稳步上升并达历史最高峰。活动范围也从青年界和知识界扩大到社会各界，举办了影响全国的公民教育、平民教育运动，“使中国青年会蔚然成一伟大的运动”[87]。 20年代是中国基督教会本土化最为高涨的时期，其理论和实践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余日章在“社会福音”神学思想指导下，“随时势国情而推进”，引导青年会重新定位，将普世化的基督教教义演绎为地域性拯救社会的思想工具，完成了承载过多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使命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青年会本土化最初生存过程。“由于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影响，结果基督教将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福音”[88]。青年会也成为“社会福音”神学思想的主要宣传和实践机构，在中国基要派神学占上风[89]、教会“经历着一片属灵复兴”[90]的时代背景下，是有利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影响至今可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的冲击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巨大时代问题。对于通过宗教为手段达到西方扩张目的的传教士来说，海外传教是与他们用西方的价值、宗教观念改造其它地区的文明传统和社会结构分不开的。1910年美国政府为北美协会特别举行的“青年会世界扩张计划会议”上，在总统塔夫脱的通过在被传教国家“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的青年会会员，“我们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最后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91]的言论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余日章也承认传教士“存在尊已卑人的心理态度，事事主张控制人、指挥人，”“不问中国需要与否，意将西方基督教运动中的习惯与经验，移植于中国”[92]的确是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在欧洲中心论以及对中国文化排斥的文化氛围下，中国基督徒在精神和思想上所受束缚是极为深刻的，他们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也具有某种悲壮的无力和无奈。 [1]刘廷芳：《青年会对中国教会的贡献》（下），《同工》148期，1936年1月，第15页。[2]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年11月，第43页。[3]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青年协会书局1927年，第45页。[4]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以下简称《五十周年纪念册》），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96页。[5]鲍乃德：《青年会与国际合作》，《五十周年纪念册》，第84、85页。[6]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61年，第11页。[7]袁访赉：《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初版，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再版，第46、50、52页。[8]麦奎利：《20世纪宗教思潮：1900－1980年的哲学与神学之边缘》，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第212－215页。[9]赵真颂译：《饶申布什社会福音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17页。[10]赵真颂译：《饶申布什社会福音集》，第14页。[11]刘廷芳：《青年会对于中国教会的贡献》（上），《同工》147期，1935年12月，第11页。[12]A.R.Kepler,ChristianityasaSocialGospel,原名TheNeedforaChangedApproachtothePeopleinOurMissionaryEnterprise,TheChineseRecorder,1920-1,转引自JessieG.Lutz:ChristianMissionsinChina,Evangelistsofwhat?（D.C.HealthandCompany,1965）,pp16.[13]鲍勃·怀特：《未结束的冲突：中国与基督教》，科林斯1988年，第188页，转引自（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1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3月初版，第361页。 [15]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初版，1948年再版，第147页。[16]JunXing,BaptizedintheFireofRevolution,TheAmericanSocialGospelandtheYMCAinChina,1919-1937,（LehighUniversityPress，1996）,pp33. [17]“社会福音以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为目的，在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以及公理会、圣公会教徒的生活及事业中表现特别突出。”（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50页。[18]诚静怡：《悼亡友余日章先生》，《同工》151期，1936年4月，第27页。[19]CliftonJ.Philips,Th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andItsRoleinChinaMission,1886－1920,inJohnFairbankEdited,TheMissionaryEnterpriseinChinaandAmerica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pp105.[20]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16页。[21]谢扶雅：《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组织及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以下简称《年鉴》）1924年，第45页。[22]ArthurT.Pierson,TheEvangelizationoftheWorldinthisGeneration,TheStudentMissionaryEnterpriseAddressandDiscussionsoftheSecondInternationalConventionofth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rForeignMissions,Bostonin1894,pp105-115.[23]JessieG.Lutz：《宣教士对本土化的态度》，见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本土化》，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第366－369页。1936年鲍乃德回美后任北美协会总干事也足以说明北美协会对他工作的肯定。[24]SherwoodEddy,TheSocialGospelinChina,ChineseRecorder,1923-2,pp81.[25]《剑桥中华民国史》（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9－181页。[26]《孙中山欢迎第九届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代表演讲》；C.H.Hopkins,JohnR.Mott,WilliamB.EerdmansPublishingCompany,1979,pp394；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6页。[27]刘廷芳：《为本色教会研究中华民族宗教经验的一个草案》，《真理与生命》1卷7期，1926年，第187页。[28]诚静怡：《本色教会之商榷》，《文社月刊》1卷1期，1926年5月，第9－10页。[29]谢扶雅：《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青年进步》1925年4期。[30]《全国基督教大会报告书》，上海，1922年，转引自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第564－565页。[31]张仕章：《青年会对于教会之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56页。[32]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第112页。[33]HerbertCressy,ThePracticalValueofSocialServiceasPartofaMissionaryProgram,TheChineseRecorder,1916-3,pp207-208.[34]JunXing,TheAmericanSocialGospelandtheYMCAinChina,pp14. [35]CharlesHowardHopkins,TheRiseoftheSocialGospelinAmericanProtestantism,1865-1915,（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40）,pp3.[36]王立新：《19世纪在华基督教的两种传教政策》，《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37]梁小初：《余日章先生对于青年会之贡献》，《同工》151期，1936年4月，第10页。[38]《余日章君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诸同志书》，《青年进步》67册，1923年11月，第84页。[39]皕诲：《建造青年人格的进步》，《青年进步》59册，1923年1月，第1页。[40]任夫：《怎样建立人格》，1923年10月；应元道译：《历史上人格的溯源》，《新生命中的人格观》，1923年10月；张仕章：《青年人格训练之自淑》，1923年10月。[41]DavidZ.T.Yui,CharacterChina’sHope,（NewYork,ForeignDivision,YMCAsoftheUnitedStatesandCanada,1924）.[42]NationalistChina,（NewYork:ForeignPolicyAssociation,1929）,pp16.[43]《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届全国大会报告》，济南1926年，第1页。[44]皕诲：《本杂志十年来之回顾》，《青年进步》100册，1927年2月，第252页。[45]胡任夫：《一年内全国青年会状况》，《年鉴》1928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25页。[46]马泰士著、张仕章译：《穆德传》，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378页。[47]《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48]《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宣言及通电》，见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北京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第188页。[49]见王成勉：《基督教合作运动之困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研究》，第723－726页，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50]此两文见《中华归主》54期，1925年6月7日。[51]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25－327页；王成勉：《基督教合作运动之困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研究》，第723－726页。[52]梁士纯：《悼余日章博士》，《同工》151期，1936年4月，第45页。[53]圣约翰大学许多学生因对学校禁止学生爱国活动而宣布脱离学校，后成立了光华大学，余日章曾任光华大学校董。[54]仲雯：《今后之非基督教运动》，《中国青年》第91、92期，1925年9月。[55]余日章：《中国基督教运动的需要》,《余日章博士言论集》，青年协会书局1927年3月，第92页。[5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请求立案呈文》，1912年。[57]陈钟声：《学校青年会发展之近况》，《年鉴》1921年，第200页。[58]郑维：《中国全国青年会概况》，《年鉴》1927年，第171页。又见《青年会第十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6年：“所有新增各项事工中，其最能得社会欢迎，而成效最为卓著者，莫如公民教育运动。”第44页。[59]《新学制初级中学课程纲要草案》，《教育杂志》15卷5号；《新学制高级中学必修科课程纲要草案》,《教育杂志》第15卷第7号；舒新城编：《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中华书局1923年。[60]《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周年第八次全国大会纪要》，天津1920年，第25、26页。[61]黄炎培：《余日章君纪念碑》，《人文月刊》7卷9期，1936年，第2页。[62]余日章：《青年会倡办公民教育运动之原起及进行》，《年鉴》1927年，第136页。 [63]陈立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最近之状况及其改进》，《年鉴》1925年，第259页。[64]《重庆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十周年纪念专册》，1931年，第9页。[65]陈立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最近之状况及其改进》，第259页。[66]《公民教育运动计划》、《怎样做中国的良好公民》、《国际问题讨论大纲》、《国庆节与公民教育运动》、《不平等条约讨论大纲》、《关税问题讨论大纲》、《领事裁判权讨论大纲》、《公民研究团办法》、《爱国者应研究的问题》、《公民宣讲队办法》、《公民与民治讨论大纲》、《怎样做公民》、《内国问题》第一辑、《内国问题》第二辑、《和平运动》、《地方自治》、《各国法庭制度》、《公民教育研究》、《增订公民纲要》、《公民诗歌》、《民生主义》、《廉洁问题》、《卫生运动实施计划》等。[67]刘湛恩：《全国青年会公民教育运动报告》，《青年进步》106册，1927年10月，第104页。[68]胡任夫：《十年来吾国青年会之重大变化》，《青年进步》100册，1927年2月，第240页。[69]全绍文：《他是一个真基督徒》，《同工》151期，1936年4月，第33页。[70]晏阳初：《九十自述》，《晏阳初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92页。[71]Yui,Character,China’sHope,pp3,NewYork：ForeignDivision,YMCAsoftheUnitedStatesandCanada,1924.[7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届全国大会报告书》，第40页。[73]《平民历史》、《平民地理》、《平民算法》、《平民书信》、《平民卫生》、《平民常识》、《平民学校简要办法》、《千字课教案举例》、《幻灯教授法》、《假期推行平教计划》、《平民教育实施法》等。[74]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8页。[75]傅若愚：《平民教育运动》，《年鉴》1925年，第120页。[76]杨庆坤：《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段昌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77]《申报》1927年12月2日，第4版。[78]《余日章君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诸同志书》，《青年进步》67册，1923年11月，第85页。[79]鲍乃德：《基督教领袖余日章博士》，《同工》151期，1936年4月，第13页。[80]余日章：《今日之中国青年会》，第69页。[81]《晏阳初博士演讲录》，邵玉铭编：《20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第514页。[82]“我国革命告成，训政开始之时期，．．．．．．重定青年会运动今后之方针，实负有继往开来，树立根本大计之重要使命。”余日章：《为本届全国大会向同人进一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通告》，第1号，第13页。[83]董修甲：《青年会对于公民教育之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4页。 [84]“二月廉俭运动，三月户外活动，四月职业指导，五月公民训练，六月卫生运动，七月‘到民间去’，八月同上，九月识字运动，十月国庆节，十一月齐家运动。而其对象之工区，则为一农民，二已识字之少年，三不识字少年，四学生，五工厂中之职工，六商店中之职工。”见余日章：《两年来之基督教青年会事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9－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83页。[85]如社会问题、农工问题、地方自治、国际问题、殖民问题、不平等条约、怎样做公民、三民主义、公民与民治、生活问题（贫穷地权、财源之支配、粮食之供给、实业及通商贸易）、经济问题（金融、银行、纳税制度、农工运动、及国外贸易）、政治问题（宪法、选举、政党及条约）等。[86]《人文月刊》7卷9期，1936年。[87]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部纪念余日章博士决议案》，袁访赉：《余日章传》，第176页。[88]乐灵生：《20年来西教士在思想与事业上之变迁》，《青年进步》100册，1927年2月，第110页。[89]丁光训：《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505页。[90]林荣洪：《王明道与中国教会》，中国神学研究院1982年，第72页。[91]AddressesandPapersofJohnR.Mott《穆德文集》1947年第3卷，第267－268页，转引自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第5页。[92]余日章：《基督教在中国当前之五大问题》，《余日章博士言论集》，第57－58页。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