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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保守主义是当代中国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流派。它具有影响范围广、实践性强、流派复杂等特点。这一思潮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既有积极价值，也有不良影响。我们应历史、全面、客观地看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多元文化建设中的一支有益力量。 关键词：文化保守主义；“儒化”；大陆新儒家；当代中国 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隐没数十年后重新兴起。近年来，它更以异军突起之势，成为文化思想界一个引人瞩目的思潮和文化流派。国学热、读经热使人们在重温、感叹传统文化魅力之时，也在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在这个泱泱大国走向现代化的漫长征程中，历史悠久而又背负沉重、博大精深而又精糟并存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的羁绊与累赘，还是纠现代化之偏的救世良方？在应对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中，传统文化已是明日黄花，还是会梅开二度，指引我们从现代化的迷失中回归精神家园？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对上述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以儒学革新政治，甚至提出“儒化”中国的主张，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这种极端取向在社会上引起了某些思想混乱，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也有害无益。因此，正确认识与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引导其健康发展，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拟在分析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特征与价值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予以探讨。 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特征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文化保守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指服膺传统文化价值，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或思想倾向；后者则单指当代新儒家而言。本文所论是广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研究与出版热、传统文化复兴热、读经热、祭祀热（祭孔、祭轩辕等），以及大陆新儒家的崛起，《学人》、《东方》、《原道》、中国儒教网、儒家中国网等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刊物与网站的创办，文史领域“告别革命”的言说、对农业文明的颂赞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等等，无不显示出一批文化界人士的自觉表达和文化保守主义对一般公众的、响。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即传播迅速、影响力巨大。 据统计，以倡导“儒家情怀、儒学理念、儒教事业”为宗旨的《原道》网站（http://www.yuandao.com/）最高在线人数达到54，046人（2008-4-19 6:00），平时的访问量也在千人左右。与此同时，文化保守主义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影响也正在显露。2006年3月“两会”期间，一部分政协委员建议重树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主张将四书五经列入中小学教育和公务员考试的范围。特别是“建议以孔诞为教师节”的提案，得到40多位政协委员的联名签署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成为一个“挤破头的提案”。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课堂、书籍、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介。电视、电脑网络、光盘等电子传媒方式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由书斋走向大众、走向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使文化保守主义与社会的接触更为广泛、互动更为有力。据笔者有限的统计，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网站与论坛至少有三十多个，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原道、中国儒教、孔子2000、当代儒学、儒家中国、儒教复兴论坛、乌有之乡、中国儒学、中国国学等。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倡导者不仅在理论上反复阐明和宣传文化保守主义，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将其灌注到教育实践、社会实践中去，为民众践行提供途径。文化保守主义者除在文化观的探讨中标明自己的主张外，还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极予以落实。在政治哲学领域，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儒学的主张；在社会生活中，规模宏大的祭拜大典、绵延不绝的国学热无不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教育领域，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展了从儿童读经、书院讲学到推动建立大学国学班、国学院、国学专业等多种教育活动。“这一向下的开展，立基于现实生活的开展，使得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直接切入到中国人当下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人生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与社会生活、与广大民众有了直接的联系，从而促成和推动了时下的读经热、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产生了比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要大得多的影响”[1]。可以说，包括大陆新儒家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再不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一介书生，而是既坐而论道，又起而救世的行动者。 这种积极践行的特点在读经热中更被推向极致。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中指出，怀胎母亲有选择地诵读或反复聆听《诵本》，可以使胎儿“对圣贤及经典产生亲和力与仰慕心，出生后诵读圣贤经典无难矣”。他还强调：“从经典发出的声音本身就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其感人化人至巨至深，所以在生命形成的初期尤其需要经典的熏习与护持”。[2](p7)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还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流派的复杂性。凡是以某种形式认同、欣赏和肯定传统文化者，都可能被指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肯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主张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构建新文化者固然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埋头国学研究和整理的学者也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称号；维护民族文化，对抗西方话语霸权者是文化保守主义；肯定“中国价值”、“亚洲价值”，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者也是文化保守主义；批判激进主义和启蒙理性3，要求“话语转换”、“告别革命”者是文化保守主义；要求以儒教为国教或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文化保守主义。因此，这一思潮所包容的群体极广，其中的思想流派、思想主张也极复杂。这就提醒我们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笼统地否定或肯定。 二、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 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对现代化过程所出现的人的异化、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意义迷失、传统文化式微等现象的历史性反应。在西方，它并不被视为一种守旧反动的思潮，而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文化纲领。文化保守主义既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优长，也认识到它的流弊，既熟知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也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有其设想。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时代性的改造转换，以为建设新文化的根基。这一基本的趋向决定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于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4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在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文化都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的标识。亨廷顿曾指出，对于人类和民族来说，文化的差异是最本质的差异。如果说政治、经济回答了“你是怎样的人”，而文化回答的则是“你是谁”。因此，一个抛却自身传统文化的民族就像一个迷失自我的人，不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文化的扩张也日益强劲，西方文化软实力销蚀非西方文化的现象正日益彰显。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承继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秉持民族立场和中国文化本位，以世界眼光思考与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时代性与多元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曾一度泛起，文化保守主义对此进行了有力的纠偏和制衡，并努力消解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构建民族历史记忆的主体，而历史记忆是民族凝聚和生存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历经王朝更替、国家兴衰和内忧外患仍然团结一体、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文化保守主义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转换，对潜在的文化存续危机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这有利于强化国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有助于凝聚华夏子孙、凝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5]，从而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在需求。 其次，文化保守主义所带动的国学研究与传播热潮，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大众文化的流行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削弱了主流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人们往往以个人利益为准绳衡量现实问题，较多地关注个人，忽视集体和社会。一部分民众生活目标物欲化，道德理想空虚，享乐主义、唯利是图、重利轻义等倾向滋长。这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信仰迷失的表现。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有助于重塑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理念。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人伦文化，它从人的社会性出发高度重视个人素质、道德修养及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慎独”、“知耻”、“仁孝信”、“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个人修养命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对救治前述社会问题，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保守主义“体现着人们在一定历史进步观念基础上的一种成熟欲望和守衡要求；它是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人文危机的一种必要方式；也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在现实条件下重新建构新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可以弥补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缺失”。[6] 再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现代化诸问题，特别是其负面影响，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和工具理性的猖獗，也使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凸显。人面临价值失落、精神迷失和信仰迷茫等困局。在对现代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中，形成了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固然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但也有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这种自觉意识的产物，它通过纠现代化之偏，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思想制衡，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文化保守主义不是反对发展和进步，而是反对盲目发展和意义迷失”。[7] 最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推崇改良，秉持稳进的改革策略。这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急躁冒进、不注意变革有序性的倾向是一种平衡和纠正。它对反思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清理“左”的思想根源、克服急性病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积极意义。 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应该警惕的倾向。其一，在国学热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固然得到弘扬，但是其中的糟粕也沉滓泛起。如一些人利用《易经》、“气功”等宣扬封建迷信和神秘主义；一批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实为宣扬封建迷信、厚黑之学、风水算命之类的书籍也纷纷出版流传，贻害社会。在读经活动中，一些倡导者将儒家经典的价值绝对化，误导人们以迷信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典籍。如蒋庆除倡导从小读经、全民读经外，还要求人们“无条件”接受经典的教化。“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8] 这就要求人们在阅读“经典”时，要摒弃理性判断，毫无保留、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教化。蒋庆先验地认为，所谓“经典”具有普适性价值，它的教化不仅在当时、过往，而且在当代，都具有指导人生和社会建设的价值。这实际上是在鼓吹文化蒙昧主义和愚忠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精糟并存。某些伦理道德和尊卑等级观念等曾严重扼制人的个性发展和理性判断。“无条件”接受它，只能使人思想僵化麻木。正如有学者所说：“复兴国学不是热炒国学，更不是盲目地拜在古人脚下，吸取陈死人的血。如果我们要复兴国学，那就应该理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角度出发，切切实实地整理传统文化，恢复国学地位，将国学作为一门文化学科进行发展。”[9] 其二，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对“传统”、“现代化”、“革命”这三个价值客体进行评价时，明显表现出“回归传统”、“反现代化”和“否定革命”的特征。[10]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给予正价值的评价，而对“现代化”和“革命”则总体上给予了负价值的评价。一些论者一味反对激进，笼统否定革命，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走向声讨政治激进主义，锋芒直指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在文化传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在强调文化转型的连续性（继承传统）时，却把现代化的基点全盘移到传统文化中，在看待文化的世界性和现代性方面失之片面，最终可能导致对现代化的反动。 其三，某些大陆新儒家的言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现实针对性，甚至提出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这是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最需要警惕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大陆新儒家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理论观点、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所谓“儒化”中国，就是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11]倡言“儒化”最力者有蒋庆、陈明、康晓光等。蒋庆是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在学界有“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之称。近年来，蒋庆连续撰文对“公羊儒学”、“政治儒学”、“王道政治”三个问题进行阐释。他认为，中国近一百多年来，以至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一直走着一条“以夷变夏”的“文化歧路”，导致今天的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12]。要克服当今中国“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使儒教成为中国的“文化权利中心”，“成为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把整个中国变成“儒教国”[13](p337)。2011年12月，蒋庆推出《政治儒学》的续篇《再论政治儒学》[14]，对其“政治儒学”理论进行增益充实，再次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康晓光也提出“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15]他预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复兴儒教不仅能够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础，还能够为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奠定基础，甚至能够为人类世界提供启示。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16]康晓光主张“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中国演变成为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具体策略就是“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要将“儒化共产党”的“上行路线”和“儒化社会”的“下层路线”“双管齐下”。[9] “儒化中国”论者提出的主张，表明大陆新儒家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的鲜明特点。[17]他们破解了“民主完美迷信”，却又制造着新的“仁政”万能迷信；他们看到了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弊端，却忽视了传统儒学本质上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道统；他们将当前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简单地、直线性地归咎于百年来“西化”的结果，但是他们开出的“再中国化”18却未必是重拾道德人心的不二处方；他们夸大了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忽视了合法性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一朝拥有而万世无虞。 四、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的相关研究，探讨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原则方针、方法策略等。毋庸讳言，文化保守主义是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思潮。要实现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引领，必须正确认识当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绵亘不断的支脉。它肇兴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中经晚清国粹派的“国粹保存主义”，民初东方文化派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本位文化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再到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以致当前的大陆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群体。[19]它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中国都有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厘清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思想理论渊源、内在诉求和影响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同派别和思想，既肯定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又要警惕和批判其负面影响。如前所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流派的复杂性，其主体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即便是其中的一些错误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积极意义。如大陆新儒家的“儒化中国”论。“儒化中国”言论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路径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很大挑战，目标直指政治改造和意识形态转换。虽然“儒化中国”论者尚未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政治构想也显得迂阔难行，但他们所提出的某些理论命题却必须予以重视，如政治合法性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民主化问题、民意表达问题等等。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时间还不太长，还是一个正在发展演变的社会思潮，包括大陆新儒家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内部分歧很大，在不断的分化重组。因此对这一思潮和这一群体，要以宽容、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谨慎定性，不能扣帽子。有学者认为大陆新儒学“在前期发展阶段就表现出了崇儒反马的特点”，而且认为大陆新儒家提倡“崇儒”就必然要“反马”[20]。还有学者指出：“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大陆新儒家，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如何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试金石。如果一个人既抱定儒家的信念不放，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则他是一个大陆新儒家；如果一个人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对儒家有很多同情的理解，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大陆新儒家，只能说他是一个儒学研究者……如果他们想成为大陆新儒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他们不信奉马克思主义。”[21]这就将大陆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至于绝对对立的位置，忽视了大陆新儒学内部的分歧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流对话的可能。上述言论实质上与其所批判的某些大陆新儒家“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的论点在内在思维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错误理解。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重要论题（如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均平思想）相契合。但是，无可讳言，过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儒学中的一些精华（如德治仁政、修己安人、修身立德、宅心于仁、人伦和谐等）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些恰是大陆新儒家所反复阐扬的“政治儒学”的重要方面。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局限，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过一些偏差，以致出现杜维明所说的“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对此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讳言。[22](p19)早在1990年代中期，方克立就提出应以“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19](p19) 当前，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确已受到挑战，社会各界或知识界都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辩难或者非议。这是正常现象：一则这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二则因为人的认识有差距，经历有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或接受也不一样，或认可程度不同，或时间上有先后。一个显见的道理是，人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它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对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有指导作用。要允许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反对。这是人们接受真理、认识真理的自然过程。因而，包括大陆新儒家在内的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削弱或者反对，在某些情形下也是真理发展过程中的反复或认识的差距所致。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平心静气，从中找出马克思主义亟待发展的方向，解决问题，回答他们的责难。 同时，应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积极应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两个突出矛盾：其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元化之间的矛盾；其二，是社会多数成员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普遍淡化的态度与现实生活中各种意识形态问题愈加凸显的矛盾。[23](p288)在理论研究和思想教育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都呈现出日渐弱化的趋势。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隔膜感和疏离感增加。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应用的庸俗化、教条化。作为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生命正在于永远与新鲜、变化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调整、发展自己。大陆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提醒理论工作者、宣传教育部门，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必须吸收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核，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为大众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新内容，来指导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曾经在2004年预言，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马克思主义者也被康晓光视为西化派——引者注）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殊死的决战”。[9]如今，大陆新儒家的第二梯队已然呈现。24因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尤为紧迫。 此外，应积极消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坚决批驳其错误言论。如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造成的混乱思想，黄楠森、龚书铎、李文海、郭双林等教授及时组织编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等论著，有针对性地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市场问题，批驳文化建设和历史研究中的错误言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思想文化界的现象与本质。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有相当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思潮。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其积极价值，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要警惕其不良影响，正确应对。要在“尊重差异”、“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坚持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原则引导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多元文化建设中的一支有益力量。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China Huo Xiao-ling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a ,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Henna, China） Abstract：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ervatism is an influential social thought and cultural school in China,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ful influence,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complex schools. Cultural conservatis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lso has harmful effects on i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historically, objectively, make it one of the multiple forces in our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onservatism; Confucianization; New confucianists; Contemporary China 参考文献 [1]李维武.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原因与影响[J].学术研究,2008,(3):33-38. [2]蒋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A].胡晓明.读经：启蒙还是蒙昧?[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的角度来考察理性，被称为启蒙理性。这种理性是指与对神的敬畏、对权威的崇拜相对立，与自发的情感、主观的感受相对立的人的明智的判断、独立的思考和自我选择的能力。 [4]“软实力”或“软力量”，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1990年提出的“soft power”的中文译名，指一个国家以其思想和价值观的吸引力、影响别国的能力。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1). [6]杜华.例谈新保守主义与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J].探索与争鸣,2007,(2):105-107. [7]王达三.传统文化的一阳来复——阳明精舍儒学会讲的思想史意义[N].读书时报,2004-07-14(1). [8]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EB/OL].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jqxstetdjmldwt.htm,2011-12-15. [9]何贤桂.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学热[N].中国教育报,2008-05-22(7). [10] 蒋旭东.试论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特征[J].五邑大学学报,2003,(1):1-4. [11]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EB/OL].http://www.chinarujiao.net/w_info.asp?Pid=2936&Page=1,2011-12-15. [12]何三畏.蒋庆：当代大儒的乌托邦实践[J].南方人物周刊,2005(14):42-46. [13]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2003. [14]蒋庆.再论政治儒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J].战略与管理,2003,(2):9-27. [16] 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J].战略与管理,2004,(2):108-117. [17]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J].学术探索,2006,(2):4-10. [18]即“儒化”，见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http://www.chinarujiao.net/w_info.asp?Pid=2936&Page=1，访问时间2011-12-15。 [19]霍晓玲.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流派评析[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1):18-24. [20]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方克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5):17-22. [21]张世保.“大陆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探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6):22-27. [2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3]张志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探析[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24]“大陆新儒家的第二梯队”之语是方克立在《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方克立》（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到的，并没有点明指谁。据分析“大陆新儒家的第二梯队”包括王达三、柯小刚、杨立华、唐文明等人。见[转帖]《大陆新儒家“四少”能否接棒“四老”？》，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790475&page=1&1=1#1790475，原文发表于2007年8月15日，访问时间2011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