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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思想理论家，孙中山全面建构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还在一系列的演说中，论述了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包括宣传三民主义的原因、对三民主主义宣传者的要求、宣传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对农民宣传三民主义等。学界重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较少关注。本文拟就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作初步探讨。 一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富强，他系统地阐释了三民主义思想。从现有资料看，只是到晚年，如他在1923年12月的一次演说中，才认识到奋斗屡屡失败的原因，“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1]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个原因单简的说，便是在全国大多数人民，还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人民不明白革命道理的原因，便是在没有普遍的宣传。”[2]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愈挫愈奋，发动“二次革命”，推动护国运动，掀起护法运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他切身体会到革命没有彻底成功的原因，开始注重三民主义的宣传，认识到宣传三民主义的重要性：“满清政府虽然是已经铲除了十三年，说到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没有得什么结果。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缺乏宣传奋斗的工夫”。[3]言下之意，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没有深入民众，国民党的政纲也就难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孙中山以国民党改组为契机，开始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就是建国的后一半工夫。……这一半功夫，如果没有人担任，革命事业便不能彻底成功。本党自改组之后，知道要想革命彻底成功，便要注重宣传。”[4]孙中山阐释了系统的宣传三民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 对于宣传的内涵，孙中山以通俗的语言表述为“感化就是宣传”，[5]“宣传就是劝人。”[6]宣传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的“阐我党纲”[7]，这是中国国民党自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来所奉行的路线、方针，是国民党发动革命的总纲领。 在孙中山的论述中，他认为国民党党员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干部是宣传三民主义依靠的主要力量。孙中山殷切希望国民党党员，“凡属党员，皆负有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中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以主义征服’”。[8]孙中山设计了壮大国民党党员队伍的理想方案：介绍国人加入国民党，感化全国人民。他在国民党恳亲大会上恳切要求国民党党员，“诸君从今以后，便要尽力去宣传，介绍国人加入本党。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只要一个人感化十个人，介绍十个人入党。我想一个人介绍十个人，不是难事。再过一年两年以后，便是以十传百，百传千，推广到全国，那就是全国的人心完全被本党所感化。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9]孙中山认为，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多了，国民党的影响自然就大了。从上述材料可知，在孙中山的论述中，他首先赋予国民党党员宣传三民主义的重任。 为什么要国民党党员担当宣传三民主义的重任呢，孙中山解释说，“我们党员已为先知先觉，应以我的先觉去觉后觉，以先知去教后知，大家负宣传责任。”[10]把宣传三民主义的任务主要托付给国民党，并相信国民党是先知先觉者，预先划定三民主义宣传者，也就难以壮大宣传三民主义的队伍，客观上排除了优秀人才宣传三民主义的任务，自然影响三民主义宣传的效果。 孙中山还把宣传三民主义的重任交给国民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培养的干部，“诸君在这地学了几个月，知道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11] 总之，孙中山切身体会到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在从事武装斗争的同时，投入主要精力去宣传国民党的理论、方针，致使民众不知国民党的理论为何物，因而开始注重宣传工作，并把国民党党员及其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干部作为宣传三民主义的得力干部。 二 认识到国民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充分宣传三民主义，又找到宣传三民主义的骨干力量，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宣传者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认为，只有“知道怎么样去宣传”的人，才是宣传人才。[12]孙中山认为宣传人才要做好宣传三民主义的工作，还要搜集足够的三民主义材料、认真研读三民主义理论、持之以恒地宣传三民主义。其一，宣传者要经常搜集材料，孙中山以军队打仗为例解释搜集材料的重要性，“搜集材料，如军队打仗然，打过后须补充子弹，今党员出外宣传，亦当如之。每两星期到此（指广州大本营—引者注）补充材料，则宣传事业自易着手。”[13]在孙中山看来，宣传者只有经常搜集三民主义的宣传材料，才能为宣传工作做好第一步工作。 其二，宣传者必须对三民主义有精深的研究：“我们担任宣传的，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14]，这是因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便要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义”[15]。如果对三民主义没有深切地了解，“便是以盲道盲，都不知道是从哪一条路走。”[16]因此“更望党员对于革命主义，时时详细考究”[17]。孙中山深知这样的道理，宣传三民主义者自身的素质十分重要，如果自身没有较高的三民主义理论素养，就难以用这一理论去影响感化别人。 其三，宣传者要时时训练，讲求宣传的方法。孙中山要求宣传者，“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纯熟，然后能战胜一切。”[18]他要求宣传者对受众要“拿他们心理上极欢迎的话去演讲，便可感动许多人，不必费很大的力量，便可收很大的效果”。[19]通过广泛的宣传，“未知者使知之，已知者使详知之，人人皆知此主义，人人皆为革命党……望大家……努力宣传三民主义，使人皆知此主义为天经地义，结合团体，实行自治；……我们大家都有亲戚朋友，将此主义宣传，由一人传诸几百人，由几百人传至几千人，由几千人传至几万人”[20]，孙中山希望通过人人相传的办法，使人人理解并相信三民主义。对宣传三民主义的效果抱乐观态度的同时，孙中山一直在探求一个好的宣传三民主义的方法，他希望“吾等应当固结团体，讨论一种好方法，努力去宣传，于最短时间，使广州百万余人民皆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又费若干时间，努力去宣传，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党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国民党党员之战胜。我党从今日起努力做去，务要达到党员战胜，方得谓之成功”[21]。孙中山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宣传，使人民在思想上相信三民主义，在行动上成为国民党的一分子，至少从组织队伍队伍衡量，就为国民革命成功奠定了条件。 其四，宣传者服务要勤劳，要有至诚之心。孙中山要求承担宣传三民主义重任的人，“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22]宣传者有了至诚之心，才能使宣传工作收到好的效果。孙中山认为，“要担负这个责任，须拿‘至诚’做基本，有了‘至诚’做基本，便是有了宣传材料，便是得到宣传的能力。……能有诚心，便容易感人；能感化人，才可以把我们的主义宣传到民众，令民众心悦诚服。民众受了我们的感化，才能够同我们合作；到了民众都同我们合作，革命自然可以成功。”[23]孙中山要求宣传者既要有诚心，又不能有懈怠，才能感化民众，实现民众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 其五，宣传者要注重宣传三民主义的效果。孙中山认为，仅仅让人民知道三民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人民心悦诚服地信仰三民主义。他一连追问了几个问题：“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呢？你们将来出去宣传，只要给民众知道三民主义的意思，这就算是宣传有了结果吗？这可算是宣传的目的吗？专就平常的宣传而论，自然是要令人知、令人晓。但是这不能算是我们的目的，不能算是我们的结果。我们目的和结果，究竟是在那里呢？”他就上述问题论证说，“我们宣传主义，不特是要人知，并且要感化民众，要他们心悦诚服。我们若果能感化民众，民众能够心悦诚服，那才算是我们宣传的结果，那才算是达到了我们宣传的目的。若是徒然知，而毫不被感化，便是毫无结果。没有结果，便不是我们的目的。要感化人，那才算是宣传的目的。”[24]以至诚之心去宣传民众，去感化民众，让人民心悦诚服地在思想上信仰三民主义理论，也就容易在行动上同国民党通力合作。这是孙中山所盼望的宣传三民主义的理想结果。 孙中山相信，语言上的宣传效力可以收到同军事事业一样重要的效果，他向国民党讲习所学员阐述军事事业的重要性，“讲起效力来，宣传事业同军人事业一样，实在是一样的大，和一样的重要。向民众宣传，就是同向敌人猛烈的进攻一样。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心，就要用宣传的办法。从前专注意攻城，忽略了攻心，所以我们以后便应该注意攻心，把本党的主义宣传到民众。诸位同志到这个讲习所来学习，讲习所自然要把本党的三民主义教授到各位同志，俾同志知道了以后，用这种道理去宣传”[25] 其六，三民主义宣传者要持之以恒。孙中山鼓励宣传者，“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我们要能够收到这种效果，便非请诸君对于宣传做继续的工夫不可。”[26]这就是说，宣传三民主义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必须坚持不懈，才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孙中山热望宣传三民主义的工作，从局部做起，最终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三民主义的目标。他以广东为例论证说，“现在广东的人民号称三千万，本党党员有三十万，如果一个人能够宣传十个人，在一年之后便可以得三百万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后，便可以得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有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规划本党；到了广东的人心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粤。再用一千五百万做基本，推广到各省去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传到四万万。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利用这三千万人做基本，到处去宣传，还是很有效力，前途还是很有希望。……革命的发起人不怕少，只要大家负起责任来，到各处去宣传，前途总是很有希望的。”[27]阅读这些材料，可知，孙中山在论证三民主义宣传时，是讲求策略的，这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积少成多，先从三民主义有影响的广东做起，推而广之，最后使全国民众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进而就达到了以党治国的目的即以国民党的党义即三民主义主义治理国家的国家的目的。 综上讨论，孙中山要求三民主义宣传者重视自身的理论学习，从搜集宣传三民主义材料、研读三民主义、坚持不懈宣传三民主义等方面努力，做到这些，就为实现宣传三民主义的满意效果创造条件。 三 从孙中山关于宣传三民主义的论述看，他设想通过广泛的宣传三民主义，实现的目标是：第一，赢得人心，使全国人民赞成革命。“得人心的方法……是要注重宣传，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他以辛亥革命前的成功宣传为例论述宣传的重要性：“本党在辛亥革命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一般先烈自己能够牺牲，为主义去奋斗，并且把本党的主义宣传到全国人民，令全国人心都赞成革命，所以武昌起义一经发动，便全国响应。当时武昌的革命军，没有离开武昌一步，没有打到各省，各省便同时响应来革命，就是由于各省人民受了本党主义的宣传。”反思辛亥革命后忽视甚至放弃宣传的做法，孙中山对宣传工作有了清醒的认识，“现在本党放弃宣传，这是一个大错误！”[28] 第二，实行国民党党义，即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殷切勉励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国民党党员，“现在本党底最大目的，要把‘民族’、‘民权’、‘民生’三种功夫同时做完，这就是本党底主义，这才是国利民福，人民才可享真正的幸福。实行党义，还要希望诸君努力的，更要希望诸君宣传的。”[29]可以说，宣传三民主义的目的，最终是实现三民主义，造福国家，嘉惠人民，他要求国民党党员向着这一目标努力。 第三，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孙中山认为宣传三民主义对巩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革命主义不能于此数月内的大好时机宣传出去，以主义感化他们，以道德、真理征服他们，广西的革命地盘，虽有兵力，终算不得巩固。”[30]孙中山明白这样的道理，仅仅依靠军事行动获得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靠宣传三民主义来巩固军事上的胜利。 第四，夺取全国政权。这是孙中山孜孜以求的目标。孙中山盼望“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31]孙中山希望通过三民主义的宣传，感化民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五，建设一个超越欧美的中华民国。孙中山毕生追求三民主义的实现，初步目标是实现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如果能把三民主义来详细来读过，详细来了解，那末，诸君就懂得怎么样来立志救中国。既已懂得之后，把三民主义来宣传到大家都知道，令大家都立志来救中国，那末中国就很快的可以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与列强并驾齐驱。这就是我所望于诸君的。”[32]但孙中山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目标是：所要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还要超出英美等国，“诸君把这个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英美之上的真民国。”[33] 孙中山对其事业的成功十分乐观，“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胜无败，天天成功，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宣布到全国的民众。在今年之内，一定可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34] 综上所述，孙中山设想通过宣传三民主义，要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巩固已建立的根据地，夺取政权，初步建立一个与西方欧美国家并驾齐驱的中华民国，最终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35] 四 在孙中山论述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中，他最为关注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要注重宣传策略，讲求宣传办法。 孙中山十分明白中国国情，要获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提高农民觉悟，践行三民主义，“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这是因为“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的工作和革命成功息息相关，“如果这个极大阶级不能觉悟，未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革命在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36] 孙中山认为，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必须讲求方法，“到乡村去宣传，有什么方法可以讲明白三民主义，令一般农民都觉悟呢？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体的利益。讲农民本体的利益，农民才注意。”否则，“如果开口就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起感觉呢？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家。”[37]从农民利益着想去讲三民主义，以引起农民对这一理论问题的关注，才能使农民把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进而关心国家的走向。孙中山所设计的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的路径，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向农民宣传时，还必须把农民的痛苦讲清楚、讲透彻，“对农民去宣传，把农民的痛苦讲得清楚”[38]，农民才能去救自己，“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39] 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的时候，就要牵涉到解决各种矛盾，孙中山以在自己家乡宣传三民主义为例说明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第一，“近来我们在香山举行农民运动，要解除农民的痛苦，便有许多农民向政府说：‘政府既是要解除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政府反向我们加抽沙田捐呢？这岂不是加重我们的痛苦吗？象这个样子，我们农民的痛苦究竟是怎么样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这种问话，一时便不容易答复。”第二，“现在这个革命政府有很多军队，我们要维持目前这样多的军饷，便不能不多抽税。这种税源都是从穷人来的，富人所受的负担很少。如果不讲明白，农民还不知道。若是现在讲明白了，农民都知道很痛苦，他们一定是要求免去这种痛苦。所以你们在宣传的时候，一定生出许多情形，是自相矛盾。对于这种矛盾，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孙中山给出解决的办法是，“就是要农民全体都有觉悟，如果全体农民都能够觉悟，便有方法可以解决。”他认为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过程中，组织农民团体是一个好的形式，“譬如广州一府的农民能够全体觉悟起来，便可以联络成一个团体；广州府的农民都可以联络起来，便可以解除广州府农民的痛苦。推到广东全省农民的情形，也是一样。所以，当宣传的时候，有了以前所讲的茅[矛]盾，发生了那种冲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便是劝农民结团体。”[40]通过这种形式把全国农民联络起来，政府做农民的后盾，“如果由政[一]府一省的农民推到全国的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农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办法，政府便可以靠农民做基础。……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络的方法。先自一乡一县联络起来，然后再到一府一省，以至于全国。”[41] 孙中山重视对农民宣传三民主义，表明他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方向，其所论证的向农民宣传三民主义的方法与步骤也是应予肯定的。 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多是在演讲场合提出的，因而其论证显然不周密、全面。关于三民主义宣传的主力军，孙中山仅仅依靠先知先觉的国民党党员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干部，忽视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对三民主义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宣传队伍，就难以收到宣传真效；至于宣传计划、措施和步骤，孙中山并没有详细制定出来，大多出于孙中山的即兴演说，因而带有理想的成分和乐观的想象，其宣传效果就会是可想而知的。孙中山也仅仅是发表其对农民宣传三民主义的看法，至于向全国各阶层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步骤和措施，孙中山还没有通盘整体的考虑和计划。 如上所述，孙中山认识到忽视三民主义宣传的重要性，分析了宣传三民主义的原因，对三民主义宣传者提出具体要求，提出了宣传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重视对农民宣传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继系统论述三民主义之后在晚年的又一重要贡献。孙中山要求把宣传三民主义作为改组后国民党的重要任务来抓，这一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对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摆脱因缺乏三民主义宣传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对于推动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不可否认，孙中山上述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是即兴演说式的，其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文章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 《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30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68页。 [2]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1923年10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22页。 [3] 《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29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十卷第349页。 [4] 《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351页。 [5] 《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74页。 [6]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4页。 [7] 《在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训词》（1923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90页。 [8]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31—432页。 [9]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6页。 [10]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1年11月15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五卷第630页。 [11]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5页。 [12]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4页。 [13]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06页。 [14] 《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75页。 [15]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4页。 [16] 《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75页。 [17]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30页。 [18]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06页 [19] 《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75页。 [20]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29—630页。 [21]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35—436页。 [22]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8页。 [23] 《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352页。 [24] 《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350页。 [25] 《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350页。 [26] 《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68页。 [27]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5页。 [28]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3—284页。 [29]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80页。 [30] 《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30页。 [31]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九卷第122页。 [32] 《应上海<中国晚报>所作的留声演说》1924年5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38页。 [33]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4页。 [3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1924年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80页。 [35] 关于孙中山超英赶美思想，见拙文：《孙中山赶超思想论略》，《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 [36]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5页。 [37]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5页。 [38]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7页。 [39]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6页。 [40]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7页。 [41]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7-5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