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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概念 个别的就是普遍的，是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概念。它规定了个别性处于历史认识的核心位置，并由于主张事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将事件定义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概念，是兰克在批判当时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历史进步观念的过程中形成的。兰克的批判展现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主导概念的内涵。 迈纳克曾指出，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西方人的政治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深刻冲突的红线，即一方面，是关于一个普遍支配全部思想的自然法体系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是历史和政治生活的不可规避的事实，两者彼此碰撞。理性主义历史观即是自然法体系观念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体现，它将一部人类历史视为理性发展的历史，用“理性”这样一个哲学概念来概述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兰克指出：“黑格尔学派提出过一些理念，根据这些理念，人类历史如同一个充满定律、矛盾、调和、积极事物和消极事物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6](P8)兰克举例道，如费希特用理性发展的五个阶段划分一部世界史：即理性作为本能的统治阶段；理性作为外部权威的阶段；从理性的外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阶段；理性作为科学的阶段；理性作为艺术的阶段。兰克认为，这种做法把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精神或原则都看作是同一的，是不对的。它无视历史事件的个别性，故不能说明各个历史时代的特殊性。兰克强调，人类的各个时代都是特殊的，都有自身的独特价值。他说：“每个时代或谓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有其特有的原则和效能，而且都有资格受到尊重。”[6](P7)他举例道，西欧中世纪僧侣等级制度统治时代之后出现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可以把罗马—日耳曼民族看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按照预先确定的哲学规则而是顺应持续变化的时代趋势生机勃勃地发展着。”[6](P81) 和兰克齐名的另一历史主义史学标志性人物布克哈特，亦从上述兰克思想的角度，针对当时的历史观念对“幸运”与“不幸”两个概念的运用，谈到理性主义历史观忽视个别性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习惯于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用幸运和不幸两个概念来加以区分，并且想当然地把这种划分法强加到以往的时代上。”[7](P239)这样做，“似乎整个世界以及世界历史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才存在。每个人都以为他所处的时代实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不愿意承认他的时代不过是时间长河中转瞬即逝的一个波浪而已”。[7](P247) 兰克还批评当时的历史进步观念把历史看作直线上升的运动是错误的。他反驳道：“有关进步的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事物，也无法用这种概念来解释世纪之间的关系。”[6](P10-11)“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呈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更像是一条按其自身的方式奔腾不息的长河。”[6](P8)每一个世纪中都有占统治地位的趋势，我们不能说，这一个世纪是服从另一个世纪的。他举例说，13世纪时，西方正在教会力量的支持下将社会统一起来，而此时，东方国家却正衰退为彻底的野蛮状态。同时蒙古人向西方不断进犯，这证实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进步十分罕见。对此，布克哈特亦补充论述道，有些人“喜欢对以前时代的道德作一个概括性的臆测。在这些人看来，人在本质上是好的，不过，人的优点一直未能得到宣扬，而一旦有了把这些长处张扬出去的能力，那么他就应当不遗余力地让世界了解这些优点”。[7](P60) 出于纠正上述历史观念偏差的目的，历史主义史学提出：历史研究不能从观念出发，以观念为归宿；只能从事实出发，并以事实为归宿。它主张，事实都是个别的，事实构成历史，因而每一时代也是个别的。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是其他时代无法混同的。但时代的个别性并不排除普遍性，而是和普遍性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历史是延续的，个别时代的影响会延伸进其他时代之中，而一旦它对其他时代产生了作用，其个别性就不再是个别的了，而是具有了普遍性。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普遍性存在于事实之中，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的就是普遍的”这一历史主义史学的主导概念由此发端和形成。 兰克曾在说明他撰写世界史的方法时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论证道：“世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著作：在这著作中，乍一看，人类事务的一般联系是很模糊晦涩的，而实际上这些联系在事务发展演变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确认这种联系，追踪那些伟大事件的后续发展及结果——这些伟大事件将所有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左右着这些国家的命运——就是‘世界历史’这一科学的任务。”[8](P114)这里，兰克十分明确地说明了阐释历史的普遍性是撰写世界史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他从未用堆砌国别史的方法撰写过世界史，在他看来，那样无法实现阐释历史普遍性的目的。布克哈特也有类似论述，曾说：我们对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认识，它除了作为专门的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个特殊的领域之外，它还可以作为普遍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处于变化状态的人类精神；此外，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分散的知识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系，那么我们就掌握了这种永恒的人类精神的连续性”。[7](P14-15)对历史主义史学所持有的上述主导概念立场，美国著名西方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曾一语道破，指出：“兰克相信历史学也要探寻普遍真理，但这一真理只能通过个别来理解。通过使自己专注于个别，他就试图‘直截了当地’表述一般。”[9](P87) 作为一代宗师，兰克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运用了历史主义研究范式，这可以通过兰克的著述《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得到最初印象。《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是一部世界史著作，被公认为是展现兰克史学方法论最基本的书。在该书中，兰克恰当地贯穿了个别的就是普遍的思想，论述了什么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他强调，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指的是：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中的历史意义。它从某一时代开始显现，但不限于自身，在其他时代或其他国家也有体现。他在论述基督教为什么成为罗马帝国国教时谈到了这一问题。他特别指出：犹太教开始只是犹太人特殊的宗教，但其教义中人类只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却产生了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从历史事实看，基督教传入罗马后，又从罗马传向了全世界，这使基督教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上述转变是个别的就是普遍的精神的体现。兰克还论述道，虽然罗马帝国向世界推行了基督教，但直到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才真正成为世界性宗教，这一过程也体现出个别的就是普遍的精神。基督教传到日耳曼人那里后，日耳曼人依据自身自下而上的民主传统，改良了原有的罗马帝国教会会议程序，逐渐在教会内部形成了自治和自决的体制，补充和完善了罗马帝国在国家权力层面建立的基督教统一性，最终使基督教实现了普及化。兰克认为，日耳曼人的历史特殊性，为基督教的世界普遍性提供了帮助。 兰克在论述近代西方君主、共和政体的历史时，也充分贯彻了个别的就是普遍的思想。他指出君主政体首先在法国产生，以后逐渐在西欧其他国家实现了，尽管各个国家的君主政体有不一样的形式，但其特征却有同一性。在论述人民主权与共和政体的产生时，也指出由于共和精神的普遍性，美洲革命才在欧洲产生了影响，并促成了欧洲的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