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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书籍史的经典著述在最近十数年间被中国学术界广泛译介，引起了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对自身书籍传统研究方式的反思。很多书籍史研究者积极将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应用于自身的研究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的书籍史研究视野，加快了书籍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融合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此类研究也存在论述中国书籍史问题时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概念等弊端，造成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实相脱节的局面。而要实现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在全面理解西方书籍史理论形成的社会语境与学术背景，以及深入挖掘中国书籍史研究资料和史实的基础上，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书籍史发展特点的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出解决和阐明问题的概念、方法。 关 键 词：西方书籍史/书籍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意识 作者简介：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方书籍史。 一、引言 书籍史(book history)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樊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1]6。该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学术界，到20世纪80、90年代渐趋成熟和完善，已成为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书籍史研究所采用的一些新颖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在从事与书籍史相关的研究时，都或隐或显地开始运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主题和论述体系。这构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一种颇为典型的由接受西方理论方法而使研究范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虽然有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此种学术现象，并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总结[2]，但是现有的成果一来对此现象的形成过程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二来对隐含其中的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本土化问题还没有触及，而且最近几年学术界的最新动向亦足资予以新的检视。因此，本文拟详细勾勒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影响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的全过程，适切评价此过程的学术意义，并尝试对其中蕴含的书籍史研究本土化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学术界有关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讨论。 二、西方书籍史经典著述的引介及对中国学者的启示 在中国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学者关注到了欧美学术界有关书籍史研究的动向[3]，到90年代又有彭俊玲[4]、夏李南和张明辉[5]、项翔[6]等多位学者先后撰文予以介绍。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7]、王余光、许欢《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8]、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9]、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10]、张炜《印刷媒介史研究新趋势：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11]、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12]等文章的发表，学术界开始愈趋关注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动向及其特点。而台湾学术界也因潘光哲等学者的大力引介①，对此学术动向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以上述论著为先导，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与出版界联手推动了相关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进一步扩大了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在中文学术界的影响力。这些译著既涵盖了西方书籍史研究从初兴、发展到最新进展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的著述，如费夫贺、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13]，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14]和《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15]，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16]《拉莫莱特之吻》[17]《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8]以及《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19]，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20]，安·布莱尔的《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21]；也包括了研究西欧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书籍史(包括古代和近代)的重要著述，如戴维·斯科特·卡斯顿的《莎士比亚与书》[22]，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23]和芮哲非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24]；而且亦对书籍史研究中不同分支领域(如阅读史)的成果有所涉猎，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25]、史蒂文·罗杰·费希尔的《阅读的历史》[26]；不仅有对书籍史学术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也有对书籍与某一社会文化面相的关系的探讨，如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27]和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28]，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主编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29]；同时也不乏对一些西方传播学理论著作，特别是对西方书籍史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学派(如媒介环境学派)的经典著述的关注，譬如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30]、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31]等。应该说上述这些代表性译著为中国学术界呈现出了一幅较为全面、大致准确的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图景。 除了译著之外，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通力合作，举办了数次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笔者认为重要的有如下几次：(一)2005年10月，由法国远东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多位书籍史研究者，他们分别从印刷术的传播、书籍贸易、书籍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多种角度，展现了这一主题的多样性[32]；(二)2009年7月，由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出发，由“版刻与印数、销售市场、成本价格、从业群体”等论题入手，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印刷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33]。(三)2010年10月在日本关西大学召开的主题为“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16世纪以后的东亚”的国际研讨会，重点讨论印刷出版事业在西学东渐这一知识大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相关个案②。这些会议的论题大都受到西方书籍史研究旨趣的影响，而中国学者广泛参与其间，在交流中大大强化了对这一理论方法的体认。 随着中国学者对书籍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逐渐有了具体而深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一些多年从事中国书籍史相关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传统治史方法进行反思，并力图从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中萃取出可资借鉴的学术养分。 首先，有学者指出，西方书籍史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他们在研究中大量引入了“人”的因素。以《书史导论》这样一部比较典型地反映西方书籍史构架体系的论著为例，在其仅仅7章的篇幅中，关于“人”的论述就占了整整3章。从作者、出版商到读者，人的因素几乎贯穿了该书对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研究的始终。而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更是精辟地指出了书籍史的社会意义：“研究书籍史，就是研究我们的人性，研究支撑整个社会的知识搜集与传播的社会交流过程。”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构建起来的书籍史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看来“真是别开生面”[34]。 其次，不少学者注意到，西方书籍史研究者着力通过书籍来观察社会整体的历史，不仅研究书籍的印刷、出版、流传，而且研究书籍的阅读与收藏，并以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去揭示历史深层的一面。这一方式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而使研究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书籍本身内容和形制的研究，克服了原有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局限。譬如，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对西方书籍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视角，综合考察书籍的媒介特征及其文化价值，来探讨中国印刷书籍对知识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影响[35]。 再者，如果说上述第二点是通过扩展研究视野增强了该项研究的共时性特性的话，那么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亦可从新的角度凸显出传统历时性研究中蕴含的以史为鉴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我们要了解电子媒介、网络媒介所带来的变化，就需要以印刷媒介作为对比。只有与非印刷书籍比较，才能显现出原有书籍与印刷术结合后所产生的变化。而像《书籍的历史》等著述就采用了这种比较的方法，该书认为古腾堡改革只有与冲击了13、14世纪以来的手抄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相比较才能被后人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充分借鉴[36]。 此外，很多学者也对传统的文献学、印刷史、出版史著述中长期存在的模式化和均值化的平面写作风格提出批评，希望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者讲究叙事性的优长，注重对文献的综合分析利用，力图将计量和深描等多种方法融入到自身的叙事体系中[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