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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时下流行的多种强调历史认识主观性的言说，皆不能解构历史的可认知性，历史研究者可以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在内的各种遗迹来认识历史。判断历史研究结果的尺度只能是其接近所要澄清的事实之真相与本质的程度。兰克学派和从司马光到乾嘉学派的考异、辨伪、考据、校勘，以及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实证研究传统提供的史料批判方法依然基本有效。实证主义史学所受的批评，主要沿着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交叉演变的路径思考下来，没有切实关照中国历史学的实践，有的切中要害，有的是吹毛求疵。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是在强调历史学家求取历史真实的目标时，没有同时对于历史学达到其目标的过程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深入考究，但后现代主义只能为针砭实证主义弊病的药石而非替代的方案。新实证主义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坚持历史可认知性，以根据证据澄清事实为使命，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不追求语言奇幻、过度诠释，不以理论操控证据和事实，不因现实价值立场而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不以融入其他学科为目标。 关 键 词：历史认识/历史事实/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史学与社会——当代亚洲四国史学演变比较研究”(13JTD770006) 作者简介：赵轶峰，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的快速社会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学术自身的推演，历史研究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资源条件和问题指向与先前时期相比，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现代自然科学因为其先进与落后尺度的可明确衡量性，从来是国际性的，虽有人为对某些前沿成果的信息垄断，并不影响研究者对相关资讯共享的愿望。人文、社会科学则因价值立场和语言表述的文化特质与复杂性，更易于被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区隔成为不同学术共同体单元。即使如此，中国新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时候，颇得力于西方理论、方法乃至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促动。没有这种促动，中国现代历史学难以在那个时代迅速发展起来。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约30年间，中国史学研究与域外史学之间逐渐形成“竹幕”，虽未完全断绝沟通，但沟通交流中有很强的选择性，历时长久，遂使中国史学家了解域外史学研究的语言能力、资讯条件以及直接合作，比20世纪前半期反而弱化。到80年代初期，中国与域外的中国史研究，已经畛域分明，不仅分由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进行，而且话语体系也已撕裂。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开放，历史研究的国际性随之增强。历30余年之后，纯学术层面的中外历史学交流已经很少制度上的限制，观念层面的壁垒也渐模糊。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术领域。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从业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人见人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化历史研究的共同语境，即中国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工作理念与相互评价的共同尺度问题。缺乏共同的尺度，无论借鉴还是争鸣，都缺少深度理解的基础，借鉴易于流为模仿，争鸣则易于不知所以然地陷入僵局。 共同尺度诉求并不抵消差异的合理性，只是要寻求不同历史研究共同体和个人思考历史问题时的观念基础。这种基础不可能在意识形态层面，不可能在文化价值层面，也不大可能在具体工作方法层面，而应该在历史学作为一种普遍学术的基本信念层面。只有多样化和差异而缺乏共同尺度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普遍学术的根基就不坚实，二者同样重要。 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可以是这样的：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更可靠或者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本文的相关回答很明确：因为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并可能留下痕迹，我们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痕迹，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的遗迹，来认识历史，与历史痕迹最吻合的历史认识最可靠并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毋庸讳言，在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这是一种偏向实证主义更多些的回答，但并非旧实证主义的老调重弹，而是一种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诉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