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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传统实证主义到新实证主义 传统实证主义——这里指的广义的历史学实证主义而非特指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所遭受的诟病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些切中其主体要害，有一些揭示出某些服膺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者自己学术实践中的弊病，也有一些是夸张或吹毛求疵的。如前所述，对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早期反省从欧洲思想界兴起，其对象也以兰克学派的历史研究方式为主。晚近对实证主义批评的主要声音来自美国学者，其对象针对整个西方的历史学传统。也就是说，西方思想界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评，从来没有切实关照中国历史学的实践，而是沿着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交叉演变的路径思考下来的。那么，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者在思考同一方向问题的时候，应该适当注意中西历史学实践的异同，以便区分关于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反思，哪些是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哪些是狭义实证主义哲学的问题，哪些是个人具体实践方式中的特殊问题。然而，中国当下的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理论与实践脱节，或者至少没有形成常态化的密切关联。由此产生的局面是，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学者大量介绍西方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却很少对中国史学的具体实践方式做出评论；中国史研究者则分化为新潮流与旧规范两途，奉新潮流者模仿晚近西方的史学流派，持旧规范者全不理会史学理论界的那些新说法，如前埋头实证。即使研究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者与研究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者，也很少交叉，各有语境(29)。要梳理传统实证主义应该扬弃的瑕疵，做出必要的修正，至少需要兼顾中西两大史学实践传统，同时还要区分根本问题与特殊问题。 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在强调历史学家求取历史真实的目标时，没有同时对于历史学达到其目标的过程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深入考究，因而在哲学家的审视下，显示出对历史学家能够达成其求真目标之信心的夸大和对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割裂。传统实证主义并非不具备史料批判的意识，无论中西史学，都有辨析伪书的能力和成就，都有考据的手段，都有疑古的流派。这种史料批判的精神和方法，都以求真的宗旨为基础。因为求真，所以对文本可能含有编写者主观局限、意图产生警觉并做出查核的努力。实证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因求真而做史料之批判，通过史料批判而求真；后者为证明史家求真之不可能而做史料批判，通过史料批判而论证史家与其求真不如求自我思想之艺术呈现。实证主义者的史料批判主要通过文献学意义上的考辨，因而结论总是具体的或信或疑；后现代主义者的史料批判则在语言本质和人类对未曾亲历往事的认知能力层面，结论却多是统一的无法确知。前者保持着对认识人类以往经验的追求；后者则把历史学转化为思想者的行为艺术。故如欲对两者进行中和，根基还在实证主义方面，后现代主义只能为针砭实证主义弊病的药石而非替代的方案。经过反思的新实证主义，需在认识论层面承认，即使文本为真，所记往事中依然经常渗透记述者的观念、意图，其迹象可在所记内容层面，也可在话语选择与建构层面。 传统实证主义所受诟病的另一问题是碎化而无思想。这种批评主要来自分析的历史哲学，而不是后现代主义。传统实证主义以类似自然界的概念理解历史，认定累积的片段最终可以组成整体的或完备的历史，与碎片化的研究之间存在一条通路，也实际上推演出了“剪刀加糨糊”式的琐细考察，不问整体，缺乏思想统摄的习惯。史家普遍如此，自然不可。但这一问题的弊端不需过分夸大。原因是，现代历史学是一种社会性的事业，即是有分工的。在此视角下，某些史家偏重具体问题，某些史家偏重以思想统摄，专家与通家互补，未必不可。柯林武德等批评者的心中，其实是以撰著鸿篇巨制的史家，类似爱德华·吉本者，作为正宗史家的，海登·怀特甚至把黑格尔等历史哲学家的构思与历史学家的构思置于同一平面看待。然而在现代历史学中，史著通家与考据家、文献家皆有必要和空间。如果仅言史著通家，非如柯林武德所说有独到思想和洞察力及高超的语言艺术水平不能成其功；如言史学考据家、文献家，则文献素养与逻辑分析能力最为根本。至于晚近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碎片化的担忧，虽与实证主义传统也有关系，但更多是由于史学界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和中国史家对理论问题的规避，其实与欧洲学界所谈原委有别。 时或被与实证主义捆绑批评的“宏大叙事”渊源比实证主义更早，是被欧洲启蒙主义和思辨历史哲学推向顶峰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因为对于历史知识的客观主义理解，对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没有批判的能力，并与之联姻。但历史学宏大叙事取向的弊端，其实不在历史学的实证取向方面，而在实证主义与启蒙主义和思辨历史哲学之间的复杂纠结。启蒙主义空前彻底地反省了人类历史经验中关于社会组织原则的观念，提出了人类社会合理性的原则，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以绝对化的真理观影响了后来人类社会。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绝对理性作为人类历史的目标，并主张历史学家以思想统摄一切，是这种思维倾向的巅峰体现。后来流行各国的各种形态的教条主义也是这种思维取径的表现，其余绪甚至可以在至今尚被很多人视为新思想的“历史终结”论中看到。在纯粹历史学意义上说，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初看是一个反悖，透视下去却在真理观层面合一。在这个层面，二者都构成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缺陷。绝对化真理和绝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观念结合，使得传统实证主义相信具体“客观”事实的一一解释最终可以达成统一宏阔的真理。没有这种信念，琐细事实考证、梳理的意义感就会消失。汲取各种相关反思中的合理要素，新实证主义历史学不避琐碎，即不小觑任何被研究者认定为有意义的具体事实的研究，亦不苛求历史研究当下之“有用”性，同时欣赏符合证据与逻辑基准的通贯研究。在基准以上的层面，新实证主义历史学主张对任何被视为真理的言说保持反省力，不因任何理论否定事实或曲解证据，保持对“公认”“共识”历史知识的开放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新实证主义立足于批判性思维的基点上，而其批判的尺度，以证据为优先。历史研究要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事实，为此而接受证据的不断检验。共识可以因证据而被证伪，忘记的往事可以因证据而被记起；历史学家要不断地思考历史经验提供给人们的启示，但从不将某人、某时、某刻体认的启示视为绝对真理。至于“宏大叙事”中的“宏大”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本身，其实并无大病。历史学是有社会分工，有人钻研琐细，就需要有人综合。篇幅有限而覆盖广大的历史叙述不仅为历史知识普及所需，也是透视历史长时段演变所不能少。 民族国家本位和政治史中心也是评论者对广义实证主义史学批判的要点之一。这种取向在兰克本人的研究中已经充分表现，并成为对他进行反讽式批评的主要破绽之一，在中国现代史学中也曾是不言而喻的基本方式。然而，这与其说是实证主义展开的逻辑结果，不如说是启蒙主义本身多种深远社会影响之一。实证的逻辑并非必然导出民族国家本位来，也并非仅仅指向政治史，主要是实证主义历史学与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同步性为实证主义历史学打上了那种印记。正因为如此，一旦人们对民族国家本位和政治史的局限有所认识，就可以将研究的问题意识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而并不因此必须放弃实证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并不一定会陷入严重的心理纠结之中。民族国家本位的历史研究本身只是特定时代意识的反映。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以民族国家为研究的视域单元，还要研究比民族国家更大范围的历史和更小单元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国家单位必然带来的政治史，还要研究国家单位视野会忽视的下层民众生活、文化心理现象、超国家视域的区域乃至全球史。这种研究，其实也并非在人们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学之后才出现。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已经有超国家的视野，而中国的地方志也是国家单位以下的地方历史，实证主义历史学盛行的时代，也不乏女性史之类研究。所以，非民族国家本位的历史和非政治中心的历史背后，虽有一些理论观念的进步，但并非基于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重大的理论突破。 新实证主义应在传统实证主义坚持历史可认知性、尊重证据、求真务实的基础上，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实现新的整合。历史学家必须承认存在历史事实，且其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包括单一事实、结构性事实、趋势性事实，弥漫状态的事实、心理事实和文化事实，等等。宏观与微观、从上到下及从下而上地审视历史，皆为历史研究应有之义。在无数以人类事务为对象的学术门类中，历史学的特质是依据证据尽量厘清已然之事，由此构成与其他学术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当以晓畅、朴素的语言方式讲述往事，无需追求奇幻。历史学家需凭借思想组织其叙述，但不以牺牲已知的相关重要证据和史实为条件，不以理论操控证据和事实，也不因现实价值立场而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证据与理论冲突时，证据说话；证据不足时，判断存疑。历史学家解释事实也以不违背证据为底线，不崇尚对证据的过度解释。历史学家永远致力于扩充其证据范围，从文本资料到记忆资料，从文字资料到声相资料，从地上资料到地下资料。凡有助于认知事实的学科、学说、技术皆可应用于历史学，但历史学不以融入其他学科为目标；跨学科研究常为历史研究带来新思路，但历史学并不追求在跨学科研究中失去自我。历史学家承认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时代和个人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但并不因此而将历史学视为文学、哲学性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