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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书籍史研究需要探索本土化之路 如果我们承认所谓“书籍史”研究是一个源自欧美学术界的舶来品，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书籍史研究大致走过了从撰文引介该学术动向，翻译出版代表性学术著作，借鉴其视角与方法展开相关领域的研究，运用相关概念、理论对特定历史时期书籍史实进行分析阐释的过程，最终将西方理论概念引入到中国史学研究的场域之中。这一吸收、接受与运用的过程，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看到了原先未能注意到的很多学术问题，突破了传统文献学、目录学、印刷出版史的研究领域和著述体系，加快了书籍史与社会文化史相互融合的趋势，这有助于从新的角度对一些重要史学问题做出解释。可以说，书籍史研究已然成为当今中国史学实践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④。 我们在肯定这种学术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包含的缺陷与不足，最主要者就是书籍史研究在借重西方理论方法而开拓了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后，多数研究成果还不具备十足的原创性。实际上，此当是无法提出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问题使然。笔者认为这是新世纪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台湾传播学者关绍箕在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当时传播理论研究西化严重的倾向，曾与部分学者发起了“传播研究的中国化”运动，并具体表述了“传播研究中国化”的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方向，运用西方现代传播理论及其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传播活动。第二个方向，运用西方现代传播理论及其方法，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传播问题。第三个方向，传播理论中国化，包括：(1)整理并分析中国古代的传播思想，(2)建构概念清晰、体系井然的中国传播理论，(3)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验证或适用性”[49]65。 若以上述方向来看，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目前，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已开始了第一和第二方向的探索，亦即，中国研究者已经基本跨过了对西方书籍史研究信息进行介绍和经典文本的引介阶段，进入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实相结合的阶段。将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是理论方法本土化的必经阶段，也是初级阶段[58]。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我们所借鉴的西方诸种理论方法，各自有其形成的社会语境和谱系渊源。而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一般都包含有独特的问题意识[52]。所以，我们若对其相关背景所知有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做辨析地将其运用在中国书籍史实中，就很容易发生误用或错用，出现生搬硬套某些理论、概念的现象，从而造成理论与史实相脱节的局面。而由此得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也会造成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误解和曲解。其次，我们对于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即特定历史时期的书籍——的客观属性还认识得不够完整准确。中国书籍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具有诸多复杂性和独特性。我们的很多研究只满足于对既有资料的反复运用，而没有下大力气开拓第一手资料，并结合中国文化特性做符合中国书籍特点的研究，这样就失去了深入了解中国书籍史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并提出真问题的机会。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研究条件下，中国的书籍史研究者确实需要尝试向上述第三个方向进发，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书籍史研究之路。这里所强调的“本土化特点”，并不是排斥一切西方理论方法，关起门来搞研究，而是要立足于中国书籍发展的具体史实，在与西方理论方法的对话中，做出真正具有独创性而又能为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成果。 笔者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须将问题意识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而所谓“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就书籍史研究而言，它需要中国世界史研究者与中国史研究者的通力协作。具体来说，世界史研究者在引介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时，不能仅满足于对其著述内容原封不动的搬运和就事论事的描述，而是要深入到著述的背后，从社会语境和学术谱系的角度，深入挖掘某些理论方法的特性，并要在西方学术史的脉络中对其学术价值和局限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西方理论方法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后的准确性，一方面或可从西方学术界自身的研究历程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问题意识。与此同时，中国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从搜集原始文献资料着手，挖掘蕴含其中的历史复杂性与独特性，找准具有中国特质的研究问题，并在与西方理论方法的对话中总结提炼出符合中国书籍与社会实际演变情形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逐步树立起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从而将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推向一个真正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