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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立异与竞争，一向构成学人检讨“学分南北”的重要指标。本文分析了20世纪20—30年代北伐、迁都等政局变动对这两所大学的影响，指出北大派与南高派的立异，既显示出现代学人借助大学平台传播其文化观念的种种努力，也体现出复杂的人事纠葛，其实质在于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话语权”之争。节录自《近代史学刊》第16辑，作者许小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引言 1954年，在美国作寓公的胡适得知南京高师出身的张其昀出任台湾“教育部长”，就对南高老校长郭秉文戏言“南高征服了北大”，郭秉文却严正地回应：“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胡、郭二氏一谐一庄，语及“南高”、“北大”及“门户”等语，实牵涉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即民国时期“北大”与“南高——东大——中大”学风的歧异与竞争。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两所地位特殊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在民初由清季京师大学堂改组而来，向为中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源头为1902年张之洞在南京所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改组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在南高师的基础上成立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入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成为“首都最高学府”，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它们之间的学术文化立异，随着政治中心的变动而变得更为复杂。 …… 一 、五四时期北大派与南高派的指认 1 “北大人”与“北大派”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一跃而成为中国新思想的先锋大本营，引发了南北不同大学的学人关于历史、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讨论，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学术地缘与派分的先河。 ……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北京大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北大”二字作为北京大学的简称，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北大教授马寅初在北伐后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北大二字，乃名满中外，故五四运动之精神，不断在校中不可丧失，就在社会服务，仍须保存，随时运用出来，那时的精神，就是为国牺牲，是为牺牲精神。” “北大人”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并不是外界对北京大学知识界精英的指认，而是北大新文化派的自我体认。 …… 如果说“北大人”一词的出现是北京大学教授寻求内部团结与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那么后来出现的“北大派”一词，则多是社会上对北大新势力的一种认知和概括，包含的意义则超越了群体自我认同，而具有地盘、门户、势力等多种贬义了。 …… 20年代中期，就有人观察到“今日在北京学界中要批评蔡元培或北京大学，那人家客气一点，不骂你是非圣无道，大概学界蠹贼，某系走狗等罪外，和‘反革命’、‘开倒车’等徽号，总不免是要加在你头上的。因此，这个问题日久也就无形中变成一种太怖（Taboo），不能随便提及了。今人只知军阀势力之下言论不能自由，而不知学阀势力之下言论更不能自由了。”这足以想见当年世人眼中“北大”的威力与影响。 …… 可以说，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明确而固定的所谓“北大派”的概念。但时人的观察与评论中的“北大派”，对今天的研究仍然有意义，可以从其前后左右的评说中，把握北大各种复杂人事，可以从其他各派言说中把握相关史实与脉络。如前所论“北大派”不过是后五四时期外界对于北大内部新派的统称。如同桑兵指出，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授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一样，也不能将北大教授都视为“北大派”。根据当事人的观察，不同时期，北大内部则又可分为若干不同派系。这种人事上的派中有系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后来发展与学术的走向。进入20年代中期后，北大内部的派系之争由原来的太炎门生与桐城文士之间的新旧之争，演变为留学生中的英美派与法日系之争。1924年，刚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翰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久就发现“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由于奉系张作霖在北京实施高压政策，北大教授纷纷南下，特别是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学人另谋他就，留下来的北大两派人员到1927年则“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而胡适一派对于校政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了。这一北大内部派系力量的分化与走向，为北伐成功后以北大为焦点的北平教育改革，埋下了人事派系纷争的伏笔，亦是30年代初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派”重返北大的一大因素。 2 东南学风与“东大派” …… 何谓“东南学风”？30代中期，南高学人回忆南高——东大这段历史，对其思想、学术风格进行总结时，将这种学风称为“南高精神”，具体指的是：（1）保持学者的人格；（2）尊重本国文化；（3）认识西方文化；（4）切实研究科学。北大与东大表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世人或以为民国以来学风有南北两派，北以燕都为中心，南以金陵为大宗，北派趋于细针密缕，南派趋于崇楼杰阁。” 大体而言，南高学风的形成多少有直接针对北大学风的深意。北大新文化派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全国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以群体运动的方法提倡文化，并在全国的青年中引起巨大共鸣。 …… 由胡适推及整个新文化派，这一现象均有表现。事实上，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即对北大新文化派提倡新文化（尤其是新学术）的动机与方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就动机而论，梅光迪称新文化派“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就方法而言，学衡派尤其反感北大新文化派用所谓群众运动的方式，鼓动青年学生传播伪学，认为这种学术平民化的趋势只会导致学术文化倒退。 …… 针对北大新文化派的活动，梅光迪提出真正学者的标准：“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其后柳诒徵专门撰文，批评当时学者多专营“术”而忽视“学”，并对当时学者产生之法进行分类：“学者产生地有两种，实验室、图书馆一也，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二也。前者有学而无术，后者有术而无学。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故在今日号称不为官吏，不为政客，不为武人，不为商贾，而自居于最高尚最纯洁之地位之学者，其实乃一变相之官吏，特殊之政客，无枪炮之武人，无资本之商贾，而绝非真正之学者……” 根据有学无术与有术无学，他将学者区分为二类，前者难而不显，后者易而实惠，批评锋芒所向，尤指北大新文化派胡适一系有术无学。学衡派诸人对北大新文化派学风的批判，得到东南大学史地系学生的极大响应，他们批评说：“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浮浮在信，稀为专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诸学，亦仅及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故他们决定组织中国史学会，以“促进实学之研究”。 …… 其实，学术风格（尤其是学派）的形成，多是在与其他派系的立异纷争中逐步为世人所知，其边界与内涵也逐步明晰起来，20年代北大、东大学术文化之争亦不能外。 二 、北伐、迁都与北大派和南高派的重聚 1 北大派重返北大与北大“中兴”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即有舆论称“北大派”势力大盛，“迨至国民革命成功，国府奠都金陵，曩时北大师生因缘时会，学优则仕。上自首都教育行政机关，下至大学专门校务，并及各种国立学会图书馆等事业，靡不兼容并包，极一时之盛”。 …… 北大派因北伐成功，无论是蔡元培、蒋梦麟等老师辈（包括胡适，胡亦被蔡延引为大学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学生辈的罗家伦、傅斯年等，纷纷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术机构的要职。 与北大派“极一时之盛”比，此时的北京大学却极度衰落。经历北伐、迁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动，30年代初北京大学“最高学府”的地位遭到极大挑战，除了奉系张作霖时代的改组和北伐统一初期北平大学区试验的折腾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南北统一后首都南迁，北京大学失去了作为首都最高学府的这一巨大政治光环。五四时期的老北大人此时仍星散各地，北京大学的经费等极度短缺，受经费与人才短缺的困扰，北大已严重衰落。 …… 30年代初，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等北大派重返北大，在北大中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主要办法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通过胡适等运作，成功促成了中基会与北大的合作计划，解决了北大中兴的经费难题。 …… 二是通过老校长蔡元培的关系，打通北大与中央研究院的人事网络，得到了后者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从而解决了人才的困扰。 …… 正是凭借“北大派”和中基会与中央研究院合作这两大关键因素，北大实现了中兴。当代有研究者称：“在民国教育史上，隐然存在一个‘北大派’。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以及傅斯年等人打通北大和中央研究院，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实力部门，其影响非同寻常。” …… 2 南高派重树南高学风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文化派逐步在北大取得领导地位。太炎学派在北大失势后，影响力转入北平其他高校和江南等处，其中东南大学一直是其重要阵地。研究者多注意学衡派与北大新文化派的对抗，而相对忽略了太炎学派在东大——中大一系的影响力。《学衡》杂志在一开始与北大新文化派的论战中，文化精神上继承了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念，就人脉关系而论，可谓承其余绪，不仅“国粹派”的成员如王国维、黄节等直接为《学衡》撰稿，而且当时与《国粹学报》关系密切的南社成员，后来也成为《学衡》旧体诗词作者群的一大主体。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论战之初，前者就得到章太炎的支持，章曾致信柳诒徵，肯定其行为。 …… 从20年代的《华国》到30年代的《制言》，太炎学派抨击新文化派胡适等的文章不在少数。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派亦刊登过许多从中西文化渊源角度批评新文化派的文章。20年代后期，北大的太炎门生中反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纷纷离开北大，星散四处讲学，仅北平一地的清华、燕京、师大就多有其身影。特别是首都迁移后，因文化学术观念南北差异，大批太炎门人集中于南京、苏州一带，南京中央大学成立后，更是成为太炎门生的一个重要聚集地，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长期由太炎门生汪东掌控，则成为一种象征。此时，虽然学衡派主将在20年代中期（准确地说是1925年发生东大易长风潮后）纷纷离开了大本营东南大学，北上清华、东北大学等地。但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有不少重回中央大学。南高学人与太炎一系此时的结合更是成为这一时期南方学派的突出特点，除了历史渊源之外，恐怕更多与这两大派别共同反对北大新文化运动有关。 …… 经历20年代后期的政治动荡后，“南高派”在30年代初重新集结，以中央大学为根据地，以清华的吴宓为北方的主要联络人，以《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国风半月刊》为主要宣传阵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足够的尊重，倡导孔子的人文思想，发起“新孔学运动”。 …… 正是由于30年代发起的“新孔学运动”，中央大学继续以保守主义“旧”的形象留在世人心目中。与30年代北大由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领导的“中兴”相比，后者力求以“新”为主，南北学风又大异其趣。王汎森曾指出，新旧转换的时候，“新”与“旧”的微妙渗透到每一领域。他认为此时至少还有一批主张维护中国之礼教，对旧文化抱有相当敬意，并悲悯传统文化被“五四”人物铲弃殆尽的留学生。他们形成一个圈子，中央大学是他们的一个根据地，而清华的吴宓是他们的灵魂人物。 三 、结语 新文化运动使北京大学一跃而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对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文化主张不满也促使一批学人聚结于东南大学。双方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与学术等多方面的论争，开启了现代学术文化地缘与派分的先河。 随着北伐、迁都等重大政治变动和时势转移，南北两所大学地位的升降与北大派、南高派的势力增长之间，形成一种悖论。北京大学“最高学府”的地位被改组后的中央大学取而代之，北大的衰落成为事实。与北大的衰落形成吊诡的是，北大派因缘际会，其重要成员得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北大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增。而东南大学因首都南迁，被改造升格为“首都最高学府”，地位日益抬升，但是当年东南大学的重要成员因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很多人被定义为“反动学伐”。在这一大的情势之下，北大派以胡适、蒋梦麟、傅斯年为首，重返北大，并借助北大派掌控中基会董事会这一重要资源，提出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的“妙计”，从而实现北大在30年代的复兴。而南高派经历政治变动后，亦重新聚集于中央大学，并且日益与太炎门生接近，在30年代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重树南高学风，提倡“新孔学运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20—30年代北大派与南高派所呈现的所谓“学分南北”，并不纯然属于二分式的地缘与派分的问题，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就学派而论，北大派与南高派的出现，是时人、他人及自我不断指认、自认与强化的结果，其内涵与外延从一开始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就学术场域而论，两派之间既有相互支持的一面（如对新教育运动的倡导），亦有争夺话语权的一面。如果单纯以南北新旧之论来概括，不仅失之于笼统，而且也与事实的复杂性相去甚远。 20世纪20—30年代北大派与南高派的出现与竞争，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亦是时人与后人不断指认“学分南北”的重要指标。北大派与南高派的演进与表现，背后掺杂了复杂的人事纠葛，两派努力传播各自不同文化学术观念，其实质是现代大学学人在建构“学术社会”中的“话语权势”之争。北大派与南高派之间的历史昭示：西方现代大学进入中国后，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难题。北大派与南高派之间所呈现的文化难题,更为今人重新理解民国文化史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