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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编者按：“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与西方式的近代民族主义所促生的，其实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只不过，这两种共同体有着极为不同的想象方式，因而，其所关怀的主要问题与产生的实际效应，自亦有所轩轾。”本文论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以及晚清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内涵的理解。本文出自《族群、文化与国家：晚清的国族想象》，出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作者沈松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曾在近代中国发挥过无可比拟的重大作用。余英时便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殆非民族主义莫属，“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罗志田也强调，晚清以来一个多世纪里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背后都隐伏着一条民族主义的潜流，都可以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然而，长久以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性质始终是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对象。 毫无疑问，中文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一词，乃是译自英文nationalism的翻译名词。不幸的是，即使在其原有的西方语境中，“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极其含混的复杂概念，其具体意涵之难以界定，早已恶名昭彰。西方学者也曾提出许多不同的定义，试图确切把握民族主义的本质。然而，这些定义大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而每项定义通常又都蕴含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目的，甚至有着极为强烈的价值立场，益发增添民族主义概念的复杂性。 然而，不同于西方由中世纪分崩离析的封建制度发展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路径，中国既有长达两千年的统一国家组织，复有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因而，中国所独具的历史经验，自不免引发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本土历史渊源的尖锐争议；对于前近代中国是否有过堪称“民族主义”的政治 / 文化概念，学界长期以来也是各持一端，相争不下。 一般说来，主张中国民族主义自发论的学者往往根据《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一类的话语，认为中国人的族群与文化之自我辨识确立甚早。王尔敏认为，晚清以降的民族主义思想，并非直接由西方贩卖得来，而是“一种时代的醒觉与反应”，从而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而已。冯天瑜也认为，这种古老的族类意识乃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源头。“华夷之辨”和“内华夏，外夷狄”等观念，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现成的表达形式和基本的文化内涵”。 相对于强调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其独特历史渊源的观点，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并非“原发的”，而是一套借自西方的“衍生的”论述。许纪霖便认为，传统中国并无民族主义的观念，有的只是对王朝与文化的认同。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 从本文所采取的论述建构立场观察，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与西方式的近代民族主义所促生的，其实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只不过，这两种共同体有着极为不同的想象方式，因而，其所关怀的主要问题与产生的实际效应，自亦有所轩轾。 1934年，政治学者张佛泉便指出，民族主义(他称之为“邦国主义”)并不只是纯粹对外，亦即并不只是像传统族类观念那样，根据族群或文化的标准，严格区划我族与异己族群的界限。真正的“民族主义”，乃是一种政治概念，“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民族求达到主权国的理论或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束缚联系国民成为一体的情力”，是达成大规模的“自治”所必可少的条件。从这样一种政治性的标准衡量，中国几千年来始终不曾出现过真正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近代产物，也是与传统“族类”观念的重大断裂。 然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构成，却又绝无可能完全摆脱长期积累之文化习性的束缚，更不免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强大制约。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透过传统“族类”观念所设定的框架，来认识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范式。翁贺凯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种族)竞争的世界格局观念，与垫底的中国本土族性/文化意识相互化合而催生的”，实不失为深中肯綮的适切之论。就此而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乃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这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当然也形塑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格，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限制。 另一方面，近代民族主义与传统族类观念的另外一项重大差异，则在于前者预设了一套世界性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虽然认为前近代中国是一个“总体化的、自觉的政治共同体”，已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却也承认，民族主义的独特与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其认同形式或意识形态，而端在于其所镶嵌于其间的全球性体制革命。在这套新的政治体系下，民族国家被视为政治主权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这种民族国家是一套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代表”民族或人民的主权国家便是在这样的体制中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因而，近代中国在外力交逼下，被迫纳入这套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实为中国民族主义所由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历史条件。只有在真正有了“世界”后，“中国”才真正有了自己。 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并无接受这套“普世性”政治规范的丝毫准备。如同许多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长久以来，在支撑帝国体制的意识形态与象征系统上，中国始终维持着以“华夷之辨”为核心观念的族类思想。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所认识的世界，也还是一个以华夏为中心，由朝贡制度的怀柔羁縻手段所构成的差序性“天下”秩序。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因朝觐礼仪问题引发尖锐争议，便明白反映了中华帝国体制与现代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扞格不入的困境。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大压力下，中国迭遭挫败，终于逼使朝野官民俯首下心，亟思应变之道。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有识之士慢慢接受了西洋传教士所传入的现代地理知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想象，逐渐取代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在这个崭新的“世界”空间中，中国只是同时并立的列国之一，并非世界的全部。非但如此，中国既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是唯一的文明。徐继畬在道光末年编纂《瀛环志略》一书，便已指出：中国并不在世界的中央，而是位于亚洲的东南部。洋务运动期间，冯桂芬也说：“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戊戌时期，康有为更明确指出：“我中国地大物博，今亦仅为六十国中之一国，以地论仅居第三，非复一统之世，为万国并立矣”。 随着华夏中心观念的动摇，传统“夷夏之辨”所预设的阶序性文化秩序也逐渐遭到日益深刻的批判。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已认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复是王朝历史中“未受王化”的蛮夷戎狄。他甚至认为西洋诸夷亦自有其礼义节度，且其坚船利炮之术更远胜中国，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其后，冯桂芬也坦率承认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若再不虚心向西方各国学习，“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诸如此类的认识，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不断深化与普及，最终便逼出“华夷易位”的颠覆性概念。戊戌变法前夕，王韬于《华夷辨》一文中对“内华外夷”的传统说法大加抨击。他认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如今中国既有许多地方不如外国，正应及时更易陈旧的“夷夏之辨”观念，学习西方长技；苟不此之图，一味空言“徙戎攘夷”，是“真腐朽不通事变者矣”。 在从文化层面重新诠释“夷夏之辨”的同时，晚清知识界也慢慢接受了主权国家地位平等的现代国际政治观念。1864年西洋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等人翻译出版《万国公法》一书，将主权国家的概念正式介绍入中国。少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随之陆续提出维护国家自立与主权的主张。王韬便将不平等条约中各项有损中国权益的条款称作“额外权利”，呼吁清廷通过外交手段，“执持西律”，与缔约各国反复辩论，以争回“国家之权”。郑观应也强调在与外国协定税率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盖外交交涉中，“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发展至此，“族类”典范的全盘崩解，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应运而生，似乎也只是指顾间事。 不过，甲午之前，上述变化依然局限于极为狭隘的范围，大多数官绅士大夫仍未摆脱文化中心意识的樊篱。同治年间，志刚随同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出使欧洲期间，有人询及“中国”一词的含义，他的解释虽已舍弃“华夏中心”的地理框架，却仍然坚守着“夷夏之辨”的文化阶序，一再强调：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固由列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矣”。一直到甲午战争带来沉重打击，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才终于获得滋长茁壮的机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遭败绩，继之而东西列强争相攘夺，瓜分风潮日益剧烈，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心之震撼危疑达于极点，传统族类观念所蕴含的文化优越感也在此时彻底破灭。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光绪帝，便明白指出：“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其中所流露出的屈辱、挫折与妒恨(ressentiment)之情溢乎言表。从刺激民族主义兴起之感情动力而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殆已略具雏形，呼之欲出。果然，不旋踵而有1300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打破“士人干政”的传统禁令，开了中国国民集体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之先河。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便在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声中揭开序幕。 1898年，康有为号召同志，组织“保国会”，在章程中明确提出国权与国民的概念，并以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为号召。张灏认为，康有为所谓的“国”，其指称已不再是大清王朝，而是“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王尔敏更认为此一章程，充分显示出康有为“是把中国认作一个有明确主权界限的国家，同于当时西方的nation-state”。这大概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初试啼声了。 但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戊戌时期毕竟还是局限于极少数人的一种模糊意识，其真正兴起，蔚为风潮，则要等到稍后的20世纪初年。推动这股热潮的行动主体，也不再是传统的官绅阶层，而是另外一批快速崛起的新式知识分子。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流亡日本，紧接着，又有大批青年学生为探索“富强之道”，相继赴日留学。据调查，1896年时，中国留日学生只有寥寥13人，1901年增至274人，1903年再增为1300人；日俄战后，受到日本战胜的鼓舞，中国留日学生急遽增加，在1906年达到12000人的巅峰。另据估计，1901年至1910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共达32428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这一个新兴群体，乃是中国新旧教育体制过渡时期的产物，也是第一批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新式知识分子。然而，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中国文化与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值此重大历史关头，民族主义在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都为他们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凭借与支撑。就前一层面而言，张灏指出，1895年之后，中国急遽陷于深巨的政治与文化危机，传统政治秩序开始由动摇而崩溃，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价值也渐形解钮。在此彷徨无依、惑乱晦暗的时刻，一般知识分子亟须为自身的政治认同、群体的归属感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寻得一种新的凝聚力量与认同标志，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好提供了这项精神核心。许多知识分子便是在解决精神与思想危机的迫切需求下，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初期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中国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四民社会快速解体，由士转化而成的知识分子不复垄断文化霸权与论述霸权，也无法继续掌握庞大的社会与象征资本，因而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处境。基于权力角逐和资源竞争的需要，这些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也就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吸引。罗志田便认为，民族主义运动为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出路。他们在其中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从不值一文的白丁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 就是在这种种错综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民族主义的情绪与信念迅速弥漫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类论述，也成为他们争相探究、聚讼纷纭的热门议题。 当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更为密切相关的，还是这群新式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透过明治日本的中介，直接、间接受到19世纪末期盛行于欧美之各类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濡后，又利用翻译、著述的手段，大力散播这些新观念，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获得日益丰富的内涵，并由一股含混朦胧的意识，快速转变成一套可以明确叙说的理念。鼓吹种族革命，排满最力的章太炎自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次第，便坦陈其少年时期，因读郑思肖、王夫之等人著作，“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不过，郑、王“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一直要到甲午以后，浏览东西各国新书，“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像章太炎这样，借助于西方民族主义的“学理”，来重新诠释或改造传统的族类思想，可说是晚清知识分子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普遍现象。 根据陶绪等人的研究，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诸多的民族主义理论中，主要选择了伯伦知理(J.K. Bluntschli)、洛克与黑格尔等人的相关学说进行介绍。其中尤以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受重视，影响尤大。 民族主义理论而外，晚清知识分子还大量译介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以及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以“天赋人权”为中心的自由、平等思想。而19世纪英国社会学者斯宾塞、甄克思（Edward Jenks）等人著作中所包含的民族学理论，也受到他们的关注与吸纳。这一大批时代不同、流派分殊、类型迥异乃至矛盾扞格的西方观念与理论，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传入中国，相互混杂、彼此纠结，为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强大的助力。不过，晚清知识分子在采择这些思想学说时，往往由于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现实利益与运动策略等各方面的差异，而有极为不同的取舍与偏重。如分别主张君主立宪与革命排满的梁启超与汪精卫两人，虽然都遵奉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对伯氏学说各有诠解，仁智不一，甚至互据一词，角抵甚烈。这种特殊的现象，也使得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论述自诞生伊始便呈现出纷歧多变的复杂面貌。 即便如此，晚清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也并不是没有共通之处。粗略而言，他们大都深受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一书影响，几乎都是透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世界局势与中国处境。从这种特殊的视野出发，晚清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民族主义”，便是在这“天演公例”的支配下，唯一足以“合群保种”、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便明白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如论者所言，这大概便是当时积极从事民族主义之介绍与宣传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了。 最早采取这一套论述策略来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也正是梁启超本人。1901年，梁启超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率先揭橥“民族主义”这个由日本汉语辗转借来的新名词。他在这篇文章中，便是从世界人群生存竞争的角度引入帝国主义理论，来论证打造中国民族主义的迫切性。梁启超认为，西方民族主义萌芽于18世纪末期，而盛行于19世纪，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造成极大影响。所谓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实为“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然而，人间万事之发展，未必能尽合乎“正理”。盖“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因而，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也就是在“优胜劣败”的压力驱迫下，欧美各国于民族主义高度发达后，“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以致“厚集国力扩张属地之政策，不知不觉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一变而走上民族帝国主义的道路。梁启超强调，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途径。就此而论，民族主义实为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 继梁启超之后，许多留日学生也陆续撰文，阐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们反复强调，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势将继非、澳、拉美之后，成为列强侵略攘夺之首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机已迫在眉睫。为谋救亡图存，中国唯一可以倚恃的武器，厥为民族主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如论者所一再指陈者，是在东西帝国主义列强不断进逼、国亡无日的深重危机下，被激荡出来的一种“自卫型民族主义”。这种根源性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性格与关怀目标。自此以后，“反帝救亡”的主题始终盛行不衰，蔚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为明显的基调。 那么，晚清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理解民族主义的内涵，如何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呢？在这一方面，他们同样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他们的认识中，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旨，简单而言，便是要建立一个强固的民族国家，以便有效因应外在情势的严峻挑战，完成救亡图存的最终目标。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开宗明义，首先便对民族主义的概念提出明确的界定：“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梁启超而外，晚清知识分子也都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直截了当地为民族主义下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定义：“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扬，以民族建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风行一时，迅即弥漫扩散于晚清的知识阶层之间，更有力地唤醒了一般知识青年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陈独秀便自陈，他在甲午之前丝毫没有国家的观念，一直要到庚子之后，方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他这种态度、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可说是当时许多人共同经验的写照。 另一方面，这些受过民族主义熏陶，“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了达成打造民族国家的目标，也纷纷将他们注目的范围，向下扩充到一般社会大众。基于动员群众，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他们相继创办各类白话报刊，并大量利用小说、戏曲、弹词等通俗文学形式，辅以宣讲、演说等口语传播，对一般民众进行民族观念及国家意识的灌输。 在这一连串密集而广泛的宣传下，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急速掀起一股热烈的民族主义风潮。各项自发性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亦在此一期间相应兴起。诸如1903年由于俄据东北、拒不撤军引发的拒俄运动，1905年因美国排斥华工激起的抵制美货风潮，1908年因日船二辰丸私运军火点燃的反日运动，乃至20世纪初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皆有大批学生与城市工商居民卷入其间。以规模最为可观的抵制美货风潮而言，据估计，运动期间，全国工商学各界，无视清廷禁令，先后组成之抵制美货运动的社团组织约有40个之多；运动所波及的范围，更广达160余座城镇。各地报刊也都以极大篇幅报道拒约消息，并发表评论，强调抵制运动为国人“爱国心”“保种心”之显现，运动成败实为“国体荣辱、国民休戚之所系”。正如论者所言，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充分反映出中国民众的视野已大为拓展，他们忠诚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地域与家族组织，而扩大到了国家民族。自此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有效而常见的动员手段，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急遽扩散与深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简明有力的口号，也在这一浪潮的大力推动下，不胫而走，喧腾众口，蔚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阶层阐述群体认同时最为常见的修辞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