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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论李鸿章与“洋务”实践 作者：齐国华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不仅时间长，前前后后占了30多年，而且又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嚆矢。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如果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那么李鸿章便是实施“洋务”计划的关键人物。虽然，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齐名，但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却只有李鸿章一个。正是李鸿章以实际行动创办了不少近代化工矿企业，才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一、“驷马高车”的抉择 李鸿章（1823～1901）生活的年代正是满清封建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交相侵逼的危难时刻，清朝统治者亟欲搜觅人才，以挽救濒临倾覆的大厦，李鸿章承应了时势的潮流，成为一名“中兴重臣”。他的家庭本是安徽“庐郡望族”，父亲李文安是一个“进士”出身的正统儒家官僚，在清廷刑部任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等职，但为官“庭诤面拆”、“倔强不苟合”，故而仕途蹭蹬，不甚显达，家庭经济亦时遭拮据。不过，对子女的教育却要求颇严，他的治学信条是：“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李文安：《寄玉坪六弟书》。见《李光禄公遗集》第7卷，第17页。)也即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李鸿章正是遵循这个“父训”，本着“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李鸿章：《致三弟》，见《李鸿章尺牍》第1页。)的原则处世行事的。家学渊源与社会要求铸就了李鸿章的人生观与事业心，还在20岁那年，他在第一次去北京准备参加顺天乡试时，即赋诗言志：“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李鸿章：《入都》诗。见《李文忠公遗集》第6卷，第1～2页。)可见在他涉世未深时，就已经显露出誓死搏取功名，以荣宗耀祖的迫切心愿，不加掩饰地道出了立志一展政治抱负的勃勃雄心。 李鸿章的一生，受曾国藩的影响颇大。曾国藩是他父亲李文安的同年，关系很好，1845年李鸿章师事曾国藩后即受到曾国藩的器重。二年后李鸿章考中进士，此后即秉承曾国藩潜心“洋务”的意旨，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人。曾国藩在疲于奔命，心力交瘁地与太平军作战时，命李鸿章赴安徽原籍编练淮军，以扩大军营，增强兵力。李鸿章不孚所望，当太平军进军上海，对清军构成了重大威胁时，他老成持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廷旨既迫，沪上官绅合谋雇定轮舟，劫我以行。凡办大事，要顺人心，成否利钝，任敢计较。沪为中外杂处之区，通省兵饷吏事之枢纽，应先从彼处布置，稍有端绪，再出京口，据形势接应上游为进兵张本。……即日潜师暗度，望前计可抵沪。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沪为中外杂处之区”这个特点，因此应该“顺人心”，也就是要把握上海的形势，根据“华夷混一局势已成”这个现实，作出“我辈岂能强分界画”的决断。简短一句话，便是他要依靠洋人去共同对付太平军。由此可见，李鸿章重视“外洋”的初衷与曾国藩一样，完全是出于镇压国内反清势力的需要。 李鸿章重视“洋人”不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上，他是决意要把西方的先进技术，迅速具体地应用到巩固清朝统治的实际事务中去的，因此在筹划如何阻挡太平军进军时，他非常重视由美国流氓华尔组成的“洋枪队”，赞赏洋枪队“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李鸿章：《驾驭西兵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卷。)所以他到上海后就利用洋人的洋枪洋炮实地与太平军作战。但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李鸿章却也是胸有成竹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如在清政府与李泰国交涉购买英国船炮时，李鸿章便致函总理衙门首领奕说：“近与若辈交涉军务，悉心体会，微有阅历，又深知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人专权，即将来不愿中国人接手。愚虑所及，不敢不为殿下切实陈之。”（《李鸿章致总署函》。见《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189页。)说明他与洋人“联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来“中国人接手”，其立足点还是在于巩固清朝的政权。所以，操办洋务、增强武备、巩固统治，这也就是激励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的原动力。 李鸿章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9～10页。)可见传统的中国封建“文武制度”在李鸿章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他之所以要提倡学习西方，那是因为“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数以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这是说大清王朝现在是身处“积弱患贫”的境地，所以必须首先使国家富裕起来，否则在那种“以弱敌强”的国际环境中，必然会“终受其敝”的。 李鸿章的大办洋务，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又加以发展和创造。曾国藩办洋务，尚处于初始阶段，有好些不完善的方面，而且为时未久他便去世了。真正办成各项洋务实绩的是李鸿章。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改变，李鸿章对办洋务的认识与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他曾言简意赅地概括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0页。)这里，他把中国自强、制造利器、培养人才这三个根本问题都包揽在“办洋务”的统盘计划之中，就是说不仅要购买外国的“利器”，还要自己能够制造这些“利器”的工作母机，以及能够制造这些工作母机的人才，可以看出，他的兴办“洋务”是想尽快解决实际问题的，而且办事态度也很认真，当他统率淮军到上海去镇压太平军时，曾国藩曾“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李鸿章：《复吴仲仙漕帅》。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卷。)可是李鸿章到上海后，并没有遵照曾国藩的嘱咐去做，却把“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并驾齐驱，同时进行，他在上海“抚用客将，改练洋枪，并自制开花炮弹。”（盛宣怀：《上海奏建专祠疏》。见《李文忠公全书》卷首，第49页。)甚至重用办洋务的人才，将有才能的人员提到要职上去使用，向朝廷建议“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界食其业，世袭其职。”（《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9页。)这就是说，应该把精通“西学”的人才与传统的科举人才一视同仁，使学习“西学”之人同样可以身负重任，发挥所长，国家亦能够依靠这些人走上富强之路。正是他的这种想法，才培养和延揽了一大批“办洋务”的人才。 看来，李鸿章从弱冠立志到“驷马高车”的抉择，是通过“办洋务”而得以一步一步实现的；他是以“洋务”实绩而崭露头角，并得以显宦仕途的。因此也可以说是“洋务”的时代潮流成全了李鸿章的宿愿。 二、效法西方“变法自强” 李鸿章的效法西方，固然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西学”的认识是在不断提高的。出于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基础这个根本目的，把学习西方与“变法自强”的意图联结了起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末他的提倡效法西方，也可以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师夷制夷”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大势正在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要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不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弦更张是决不可能办到的。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抵御外来威胁便成了中国的当务之急，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6卷。)这就向清廷最高当局敲响了警钟，如果对外国的侵略掉以轻心，那末中国的“自立”就要成问题了，他沉重告诫说：“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3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几句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客观的真实。他反对“徒恃笔舌与人争”，就是要下决心实干，并且殚精竭虑筹画具体措施，促成“稍变成法”以自救。然而，要想“稍变成法”亦非易事，朝廷内部便是阻力重重，顽固守旧的官僚首先是变法的绊脚石，他深知要想变法就必须首先扫除这些保守落后的思想障碍，故而多次争取同道的支持，对顽固守旧势力进行批驳：“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9卷。)可以看出，李鸿章这时的思路已完全跳出了“闭关自守”的框框，把中国的前途放到整个世界发展大势的全局中去考察，应该承认这是他的卓识远见，他曾不止一次上奏皇帝：“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说明他意识到中国已经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被推进了世界剧变的潮流之中，如果不自觉地去顺应这股潮流，那是要遭到外国欺侮的。因而多次提醒朝廷中那些达官贵人：“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李鸿章：《复王补帆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0卷。)还联系到中国闭目塞听的现状，不无忧虑地指出：“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9卷。)这样看来，从“办洋务”入手，增强国力，使中国“变法自强”，这便是李鸿章为中国摆脱困境所拟就的一种方案，因而所谓“同治中兴”是以“大办洋务”为契机也就可以理喻了。 那末，应该怎样变法呢？便是下决心学习西方。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已深感西方兵器的厉害，此后，他更从理性上悟出了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的道理，所以竭力建议清廷当局从速学习外洋的先进技术。他在奏折中说道：“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具体地讲述了轮船、电报、机器、炮弹的功效和社会作用，它不仅表明了李鸿章本人对这些先进的“洋务”事业有了实在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他极力想把这些实在的信息传递给当权者，能使中国也尽快拥有这些东西以自强御敌。并指出一成不变、抱残守阙那是落伍于时代的愚蠢表现：“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9～10页。)这种公开批判视外国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保守落后思想，而颂扬掌握这些“利器”便“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的人，在当时的清廷高级官员中，李鸿章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 李鸿章的提倡“变法”，崇尚“西学”是有其思想根底可寻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然地说过：“俗人谈西学，惊为河汉，不知其精微独到处，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同文馆初设，中外哗然。近人艺科一疏，朝士争指为异端，时学之锢人如此其深也。”（李鸿章：《复莲池书院山长吴挚甫》。见《李文忠公尺牍》第12册。)他说西学的“精微独到处，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仔细推敲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是说西学的“精微独到处”，即是指西学的某些科学原理，而某些科学原理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典籍中也是有所阐发的。而且他说的只是“往往合于”，也就是指往往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的某些论述相符。这个说法与当时有些人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硬附会成儒家经典中“早比其先进”的说法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应该承认，李鸿章经过观察实践后肯定“西学”的先进性是有他独特见地的。并且，他还根据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向作了预测，认为；“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利益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9卷。)像这样的预测，如果缺乏对“西学”的客观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办到的。 正因为李鸿章具有信仰“西学”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并不忌讳别人称他为“洋务派”，他毫不隐晦地对友人说：“至谓鄙人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至冒险负谤。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这就把“办洋务”提到了国家“赖以支持”的高度上来观察和思考，既指明了“办洋务”是别无他择，势所必然；又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坚定态度。如果把这一番话放到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中去分析，也不无道理，因为中国当时若要求得富强自立，环顾四周，可以效法的对象只有西方，因为西方最强盛先进。而所谓“学习”西方，大清当朝能够和允许做的也只是“办洋务”而已。因此，他对戊戌变法也是抱同情态度而暗中予以支持的。康有为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提到：“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两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430页。)只是他老谋深算，深知如果公开支持维新派，必然要卷入帝后之争，这对他的官宦仕途风险太大，所以不宜张扬喧嚷，但在思想上却是倾向维新派的，因此就在暗中支持变法。 到了晚年，李鸿章经过在欧洲各国实地考察后，更充实了“变法自强”的感性认识和坚定了信心，他在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庆典后，就在俄国参观访问，明确对人说：“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60页)显然，通过这样的实地考察，使他扩大了视野，增加了不少世界先进生产技术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从而加深了对“西学”的了解和向往，因此下决心回国后一定要效法而“改弦更张之”。另一方面，外来威胁又勾起了他对“变法自强”的紧迫感。当德、俄两国分别强租胶州湾和旅顺、大连后，他立即将这一问题与加速“变法自强”联系起来。在给驻美公使伍庭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德约甫成，俄事又起，群雄环伺，正无了期，当局者真有朽索六马之惧。美邦政教人情，诚如尊旨。论者皆云宜结为援，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彼既不肯为我祸，亦岂肯为我福！子舆氏有言：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恃人终难久也。”（李鸿章：《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见《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明确提出必须依靠“变法自强”来增强国力，才是挽救国家危难的真正出路。应该说，像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 从李鸿章下决心学习西方的思想到他“办洋务”的具体实践，说明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做了一些铺路奠基的工作，他为“办洋务”正了名，给顽固保守派把洋务说成是“以夷变夏”、“大逆不道”的封闭落后思想予以驳斥和否定，使“洋务”在清廷政务中得到“合法”的承认。所以说，通过李鸿章创办“洋务”的具体实践，才使自鸦片战争以来叫喊了近二十年的“师夷长技”得以真正迈开实际的步伐。 三、促成“洋务”实践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即着手创办“洋务”实业，最初他只是认为办洋务“须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5页。)显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熟悉究竟应该如何“办洋务”，因此只热衷于购买外国机器而已。但通过十多年的实践，情况便不同了，1876年他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提出：“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舟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187页。)从“广购机器为第一义”进而认识到必须从“西洋制造之精”的“本源”中去学习，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李鸿章的“办洋务”，已从学西方的皮毛，渐渐地意识到学根本的重要性了。通过实践，李鸿章认为：“外洋军火机器，运售无禁，彼既恃其擅绝之技，不妨炫奇于中土；其中又有独神之用，不畏盗法之有人。且机器之巧，兼备百工之妙，入门有得，自归一贯之中，在我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而向彼开宗明义，当旁参于日用便民。如纺织、印刷、陶埴、代耕、浚河之类，必有机器房可以分往学习，而军火自可类及。”（《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4页。)从发展军用工业开始，又联系到发展“日用便民”的机器生产，而纺织、印刷、陶瓷器皿如果用机器来生产，不仅数量可以大大增加，而且价格也可随之降低，这无疑是既可丰富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又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的有利之举。象这样的“办洋务”，对社会发展也是直接有益的。 1862年李鸿章着手建立他的第一个洋务兵工厂“上海洋炮局”，这是他在“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的构想碰到了问题后的产物，在奏折中他说道：“念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制无具；因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选雇员匠，仿造前膛兵枪，开花钢炮之属。”（《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6卷。)想用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制造枪炮。到1865年他又收买了上海虹口的一家美商机器铁厂，再把原来设在苏州，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都合并在一起，并奏请把曾国藩派容闳到美国去购买回来的机器也予并入，以成立一家大的机器制造厂。这时曾国藩也正好热衷于“办洋务”，便与李鸿章共同策划筹议，于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就开辟草莱初具规模地创办起来了。自此以后，李鸿章的操办洋务一发而不可收拾。1865年他由江苏巡抚升迁两江总督，赴南京就任，又将原来他在松江建立、后来迁到苏州的小炮局全部搬到南京，再加以扩充创办了“金陵制造局”。金陵制造局“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贝斯福：《中国之瓜分》。（CharzesBeresford：《TheBreak—upofChina》）1899年出版，第298页。)其规模虽不及江南制造总局，但却同样有其自身的作用。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便接管了“天津机器局”，当时的《北华捷报》上就有人指出：“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以后，就任命了大批的南方人到机器局里来，……很显然，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机器局则将完全由李鸿章的南方人所把持。其结果一定是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完全依靠李鸿章了。”（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53页。)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能生产军火的几个主要工厂全都是由李鸿章所掌握的。 李鸿章办洋务的目的，除了中国自己制造军工机器以外，还有“求富”这个要求，他是把“自强”与“求富”联在一起考虑的，因此，19世纪70年代以后，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方面了。1872年李鸿章首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他在奏折中这样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9卷。)很清楚，他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发展商务，与外国人争利，使中国自己富裕起来，开辟饷源，求得国家“自强”。这一创举便为中国的近代航运事业开了先河。1877年又兴办了开平矿务局，这是他继军械武器、航运交通等“洋务”事业后，进一步认识到能量资源对发展“洋务”的重要意义，觉察到“新法开采煤矿”也是当务之急。他说：“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此因制造船械而推广及之，其利又不仅在船械也。”（《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开平煤矿，进展顺利，到1881年日产量已达到300吨左右，是李鸿章所办洋务事业中成绩较显著的一家企业。1882年又兴建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在《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产折》中，他详细地奏述了建立机器织布局的重要意义，其要旨是：“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织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纺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3卷。)讲得很明白，创设机器织布局就是为了要与“洋人分利”，不使资金外流。应该说，这种打算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上海机器织布局建立不久，于1893年10月却遭到一场大火，损失惨重，不过李鸿章并不气馁，次年即在旧址重建，改办为“华盛纺织总厂”，仍然经办纺织事业，可见其决心之大。1888年李鸿章在黑龙江又开办了漠河金矿，与沙俄掠夺我国黄金资源作抗争。另外，在近代化通讯事业方面，李鸿章也大力予以举办，1880年倡设了天津电报总局，当初是从加强国防军事需要出发考虑的，他在奏折中说道：“泰西各国……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335—336页。)其实，电报一旦通达，不仅在国防上大有用处，而且同样也大大便利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快速通讯的形式，对促进社会的进步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尤其重要的是修筑铁路，火车是近代社会最便捷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军事、商务、民运等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对开发资源也不可或缺，李鸿章竭力奏请清帝予以批准，并恳切陈词实权派醇亲王奕譞，说铁路“于国家远大之图，驭外固本之术，煞有关系，……尚求殿下加意为幸。”（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函》。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2卷。)还身体力行，于1881年主持修成了中国自造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跨出了中国铁路史上实质性的一步。1887年又成立了天津铁路公司，几经波折，建成了天津至芦台等铁路。兴修铁路，李鸿章遇到的阻力极大，顽固守旧分子以“毁坏田地”、“破坏风水”、“影响生计”等等种种迷信思想及落后风俗习惯为借口，极力反对修筑，他为了驳斥这些愚昧无知之见和说服最高当局，曾写了一道长长的奏折，指出：“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144页。)李鸿章的这些努力，对促进自造铁路、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是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以上所说的李鸿章的洋务业绩其局限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李鸿章创办洋务的最大前提是为了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他所创办的各类洋务企业管理的办法也是封建衙门式的，大大小小的封建把头把企业也看成为官吏衙门，从中贪污贿赂、中饱私囊、挥霍无度、管理混乱，他们“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驰，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忸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周到，以姑息市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郭春畬对问》。见《直隶工艺志初稿》丛录下第15页。)尤其是“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大大地掣肘了企业的自由发展，因而不能使在艰难困苦中创业的近代工矿企业，能够遵循它自身的规律行事，阻碍了它应有的正常发展。 从李鸿章的主观愿望来说，创办近代工业是为了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不是为了使中国走上象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人们的主观愿望与现实的客观存在常常会产生不小的矛盾，一旦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创建以后，就不以李鸿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它们的萌发成长，必然为中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打下物质基础和提供思想准备。从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洋务运动使中国的近代化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李鸿章在其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文章来源：《史林》199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