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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新年庆祝活动的记录最早出现在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文献中，最早是庆祝春季和秋季丰收的节日，时间在每年的春分和秋分前后。在之后的两千余年时间里，新年庆祝活动融合了宗教、社会、政治等各种礼俗传统，逐渐发展成为国之重典，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宗教乃至外交交往的重要事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同时，新年庆祝活动的演变过程也反映出鲜明的古代两河流域节庆文化特色和节庆观念。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早、中、晚三个时期，即早王朝时期、苏美尔时代晚期和新巴比伦王朝时期的新年礼俗各有其演变历程，与之相对应的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及其所承载的政治功能亦有变化。 关 键 词：古代两河流域/新年观念/政治功能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创新项目“多元视野下的古代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亚古代史、赫梯学、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史。 节日或节庆活动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存在于所有社会，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民俗传统。在古代社会，节日或者节庆活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全民同庆的节日，也是统治者维持、缓和与自然、与社会、与臣民，甚至与周边国家和区域之间关系的重要时刻。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作为文明起源早、文化影响大的区域，自然也通过各种节庆活动维持着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各种节日和节庆活动冗繁多样，不可胜数，大多围绕着某种农事活动或者某位神祇展开，因此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中，新年活动最具影响力，其流传时间、活动内容、参与者范围反映出鲜明的古代两河流域节庆文化的特色、节庆观念及其政治和社会功能。①本文将着重阐述新年及新年节庆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其流变过程，旨在勾勒出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节庆活动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变迁及其特征。 一、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 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建立在对于自然，特别是对于日月变化和农时转化的认识的基础上。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很早就认识到日月变化代表着时间周期的变化。根据文献记载，古代两河流域居民比较认同月神[苏美尔文献中称南纳(Nanna)，阿卡德文献称辛(  )]的周期。在苏美尔神话中，月神南纳被认为是太阳神乌图(Utu)[阿卡德文献中称沙马什( })]的父亲，但是地位高于太阳神。文献中说“南纳确定月份和新月(的时间)，[确定]了一年的周期” 。根据月神的活动，即月的盈亏，确立的月份和年份，即阴历，应该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主要遵守的时间周期。阴历也被邻近地区的居民采用，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瑞文献中也发现了相似的记载：“南纳确定了月份，完成了年份”(d Nannaitige-en-gen-en mu-silim-ma)。但是，事实上，阳历似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古代两河流域社会主要节庆活动的时间似乎依照阳历安排，通过置闰月调整时间，因此，有学者认为古代两河流域的历法实际上是“将阳历年挤进阴历的瘦小躯壳中”。[1]4 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时间规划与今人没有差别，包括年、月、日、季节的划分。“年”，苏美尔文写作MU，阿卡德文写作  ；“月”，苏美尔文写作ITI，阿卡德文写作arhu。一个月的长度根据月亮的盈亏确定，一般在29天或30天，一年有12次月亮的盈亏变化，因此有12个月，一年有354-360天。为了弥补盈亏变化的差距，古代两河流域人每隔若干年会置闰月，该月名与前月名相同，用苏美尔语词汇diri代表多出的一个月，即闰月。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季节变化大致可以划分出四季，但大多表现为干季和湿季、种植季和收获季的变化。月名的命名也经过了漫长的变化，在早期，月名以当月的节日名命名，更直接地表明了节庆活动在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融合农业生长规律，古代两河流域人制定了历法。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主要是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多种历法。在有些发展时期，特别是政治统治并不稳定的时期，多种历法系统并存；在政治局势走向稳定，特别是新朝建立的时刻，统一历法也是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存在过四类主要历法系统：第一种是限于某个城市或者某个特定区域的历法，比如公元前3千纪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的埃勃拉(Ebla)历；在主要的苏美尔城市，比如尼普尔、乌尔、阿达布、拉伽什、乌玛等，也存在过城市自身的历法系统，相应的月名也具有某个特定区域宗教和经济生活特点。第二类历法系统是某个特定民族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制定的历法，不局限于某个城市或国家，具有跨越边境的特征，比如公元前3千纪末期—前2千纪的阿摩利(Amorite)历，它广泛用于位于两河流域周边区域的沙杜普(  )、埃什努纳( )、内瑞伯图(Nērebtum)等地；另外，胡里历是集中居住在两河流域平原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胡里人使用的历法系统，在努兹(Nuzi)和部分西部城市中通行。第三类是某个国家推行使用的历法，包括使用地区历和民族历的地区，这种历法用于档案保存，也标志着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种是伊新王伊什比埃拉(Ishbi-Erra)颁布的通行于两河流域南部平原的国家历法，另外还有拉尔萨的瑞姆辛历(可能是在国家创立时颁布的标准历法)和中亚述时期的阿舒尔历法。②最后，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历法系统是公元前3千纪在西起埃勃拉和马瑞，东达埃什努纳的广阔区域内使用的早期塞姆历，另外还有从公元前2千纪末开始使用的标准两河流域历。二者的主要特点是月名不具有地方特色。早期塞姆历的月名主要与气候和农时有关，标准两河流域历的月名则综合了各地月名和历法系统。[1]1-3 多数历法以春天作为一年的开始，这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庄稼开始生长，牲畜开始繁衍。苏美尔人称一年的开始为sag-mu(岁首)或zag-mu(年关)，阿卡德语“一年的开始”写作zagmukku，也是源自岁首一词的苏美尔语形式。③岁首是一年的第一天，因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文献记载，国王将在一年的第一天至第七天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统治稳定。这也是新年庆祝活动的主要内容。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不同区域、城市，在不同民族区域，在不同时期，新年开始的时间是不同的，比如在阿卡德王朝时期的乌玛，一年之始在夏至；在古巴比伦时期之前的西帕尔，岁首为秋分之日；根据阿舒尔历，一年开始的时间在冬至。[2]14这样的混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历史发展的不稳定性和分裂性特征。 这种不确定性也反映在新年的名称上。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关于新年名称的表述五花八门。上文所说sag-mu或zag-mu是比较常见的表述方式，意为“新的一年”，这一天会有相应的庆祝活动。尼普尔文献记载在新年那个月举行庆祝活动，并且记载尼普尔主神“恩利尔的常规新年供奉是1200‘斗’圆葱”。有的城市的新年节日以该城市主神命名，比如乌玛的新年被称作“沙拉(  )神的新年节”。[2]16-17庆祝活动围绕各自城市主神举行，大多以庆祝丰收，品尝新收获物为主要内容。比如，乌鲁克新年活动以天神安努和金星神伊南娜为主，在尼尼微以阿舒尔神为主，巴比伦城的核心是马杜克神。另外，在有些地方，新年并非一个专门的节日名称，新年祭祀是一种常规的祭祀仪式，或者一系列节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在不同时期和地方，新年也有其他的名称。在早王朝时期拉伽什，新年活动以品尝新收获物为主要内容，名为布鲁玛斯节( )，或者称南塞女神的布鲁玛斯节，意为“品尝大麦的节日”。在乌尔，月神南纳是城市的保护神，因此主要节日活动围绕月神展开，其一月，也即新年月活动以塞金古( )命名，大意是“食鸭仔月”，[1]72-73寓意是南纳神在月生月落，与太阳争夺天空主宰的斗争中，通过食用初生的小鸭获取新生的力量。日月的交替表达季节的变化转换以及农业生产的相应变化，从一月到七月，昼长夜短，日神占上风，是收获的季节；七月至次年一月，昼短夜长，月神占上风，是播种生长的季节。因此，除一月外，七月也是新年庆祝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阿基图(akītu)这个名词开始出现在节日名称和月名中。阿基图是一类建筑的名称，源自苏美尔语，意思大概是“神在人间的临时居所”，可能位于城墙之外。最早的关于阿基图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3千纪，文献中也记录过乌鲁克、尼尼微和巴比伦的阿基图庙，分别属于安努神、阿舒尔神和马杜克神；在尼普尔还出土了疑似阿基图庙的宗教建筑。阿基图庙的作用应该是将城市主神神像从位于城市中心的神庙内殿中临时请出，待主神庙修复一新之后再重新入住，象征一切重新开始。[3]古代两河流域早期众多节日庆祝活动从阿基图庙开始，分布在多个城市，也分布在一年的多个月份。在乌尔，阿基图节日除在每年一月举行外，也在七月举行，主要活动是庆祝丰收，祈求国泰民安。后来，由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逐步确立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霸权地位，在巴比伦和阿舒尔两个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都城举行的阿基图节日活动逐步占据重要地位，这样，在每年一月举行的新年庆祝活动也被开始称为阿基图节。 庆祝农业的丰收同时也是纪念新一轮的农事开始，神像的移除和迁回也象征着新一轮的权力和神圣力量得到确认，除旧布新从一开始就是古代两河流域新年活动的核心内容。 二、古代两河流域新年庆祝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流变过程 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发展过程中，新年庆祝活动的内容不断扩展，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概括而言，主要活动内容经历了早期的庆祝丰收、品尝收获物，到后期的万象更新、重申统治的过程。这里以早王朝时期拉伽什、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即苏美尔人统治的晚期)以及新巴比伦时期的新年活动为例，梳理古代两河流域新年庆祝活动的内容和流变过程。 以庆祝丰收、品尝收获物为主的新年庆祝活动内容在早王朝时期的拉伽什文献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拉伽什城邦是古代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的一个重要城邦，位于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南部。根据文献记载，拉伽什城邦的主要节日庆祝活动有：吉尔苏举办的宁吉尔苏神大麦和麦芽酒品尝节；尼纳举办的南塞神大麦和麦芽酒品尝节；拉伽什的芭芭女神节。④拉伽什的丰收庆祝活动( )是全民参与的活动，保证每个人都能够享受丰收的喜悦。收获物由神庙负责准备，在祭祀神祇之后，丰收的礼物被分送给各级各类人士，包括高级神庙官员、普通祭司、世俗官员、地方官员，在一篇文献中，牧羊人、渔夫、王室仆从、士兵、信使、农民、巡夜人等普通群众也获得了面包礼物。除了面包之外，用新收获的大麦酿造的啤酒也用于分享。啤酒和面包被统称为“丰收仪典()之玛什达瑞亚( )礼”。在庆祝丰收的节日中，每年一月举行的南塞的大麦品尝节具有新年庆祝活动的主要特征。卢加尔班达(Lugalanda)3年的一篇文献(RTC47)详细记录了活动的主要内容：该庆祝活动持续7天，活动人群从吉尔苏前往拉伽什，再到尼纳，在这里举行最盛大的活动，之后回到拉伽什，最后在第7天回到吉尔苏。其他还有三篇文献分别记录了持续6天、4天和3天的庆祝活动。活动的策划、主持和组织者是城邦统治者的妻子。在尼纳进行的最核心的庆祝活动持续3天，届时来自拉伽什、吉尔苏等各地的民众都聚集到尼纳参与庆祝活动。出发前，他们首先在各自的城市举行敬神供奉仪式，用山羊或绵羊作为牺牲，举行清洁仪式，双粒小麦酒、黑啤酒、大麦、双粒小麦、油、椰枣，各种食物的拼盘等日常供奉的供品也在这一天正常供奉。三地民众聚集后，举行祭祀南塞女神的仪式，并分享、品尝用大麦、小麦、双粒小麦等制作的面包、啤酒以及具有各自城市特色的食品，比如尼纳的鱼等。在活动的最后一天，拉伽什人和吉尔苏人返回自己的城市。[2]44-46从拉伽什城邦的新年庆祝中可以看出，早王朝时期的城邦新年庆祝活动以全体共同参与、庆祝农业丰收为主要特征。城邦各个中心城市的民众陆续聚集，共同参与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中全体共同参与与观看祭祀神祇的仪式，也通过表演活动强化神祇的力量。在乌尔，每年的1月5日午夜，神庙中举行祭祀南纳仪式，同时在田野中举行仪式祭祀日神；节日表演活动中有日月神战斗以及庆祝月神胜利的内容。神庙发放的新收获物也惠及各个阶层，从统治者、高级官员到普通的农民、牧人、渔夫等。另外，庆祝活动持续多天，祭祀神祇是主要内容，这也是后世两河流域新年庆祝活动的主要特征。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乌尔国家的统治者通过政府干预，对宗教祭祀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其中以普兹瑞什达干的设立为最主要标志。在该地[今名德莱海姆(Drehem)]发现的大量泥板文献表明，这是一个贡赋收缴中心，也是宗教礼仪用品集散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贡赋聚集到这里，再分派到乌尔或其他宗教中心城市，这些贡品主要是牛羊等用作牺牲的动物，主要用途是收缴、培育、分发用于宗教仪式的动物牺牲。古巴比伦时期的一篇文献《南塞赞美诗》被认为可能反映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历史事实，其中描绘了新年庆祝活动的主要活动。南塞是拉伽什城邦所辖城市希拉拉(Sirara)的保护神，在当地人心目中也是宇宙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她庇护妇女儿童、保护弱者、掩护逃亡者，还充当月老红娘，为新人牵线。因此南塞的新年庆祝活动以南塞确立宇宙秩序开始，南塞接受各种供奉，拉伽什历代杰出统治者，包括乌尔南塞和古迪亚的圣物也被装饰一新；之后举行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仪式，参与活动者分享供奉给神祇的新鲜水果和肉、奶、鱼、柴等；下一项活动中，另外一位司判官之职的女神亨杜尔萨伽(Hendursaga)出场，她的任务是评判神庙祭司和官员一年的工作业绩及行为规范，惩罚各类犯罪和违规行为，表彰行为符合规范者；最后众神齐聚，赞颂南塞女神建立宇宙秩序的善举。[4]这篇文献证明，苏美尔时代晚期，新年庆祝活动不仅包含庆祝农业丰收的内容，也增加了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除旧布新不仅体现为农事的更新，也体现在神庙的洒扫庭除、人员的甄别更新，同时也已经开始产生宇宙秩序的更新等比较抽象的新年观念。 古代两河流域流域新年庆祝活动最初的主角是各城市主神，后来在巴比伦城，马杜克成为主角。亚述帝国国王辛纳赫里布(Senneherib)将巴比伦新年庆典仪式整体移植到阿舒尔，以阿舒尔神代替马杜克神。新巴比伦后期新年庆典与新亚述文献和宫廷壁雕相互印证可以大致复原古代两河流域晚期阿基图新年庆祝活动的过程，为了叙述方便，这里以巴比伦的马杜克神为祭祀活动的主角。 庆祝活动可能持续12天，来自各自的众神神像提前集结至首都郊外。在庆祝活动的第一天清晨，神庙祭司打开大门，洒扫庭除，之后应该是一系列准备活动及预备仪式；第二天，祭司同样在凌晨开始活动，沐浴之后，他朗诵致马杜克的颂词，打开神庙大门，其他日常祭司马杜克神的活动依序展开；第三天的活动与第二天大致相同，只是祭司开始活动的时间更早，另外有手工匠人被允许进入神庙装饰两尊木像；第四天上午，神庙仍然在准备庆祝活动的各个事项。从第四天下午开始，庆祝活动正式展开，其最重要的内容是祭司全文朗诵《创世史诗》，与此同时，国王进入马杜克之子纳布的神殿，接受象征国王权力的的权标。之后一系列祝祷、祭祀活动展开。巴比伦《创世史诗》描述以马杜克神为代表的新生代神祇战胜传统昏庸的落后神祇集团，建立宇宙秩序，创造人类并赐予人类各种生存技能的故事。亚述《创世史诗》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主人公更名为阿舒尔。根据辛那赫里布王宫壁雕和文献，阿舒尔神在新年率领众神前往阿舒尔城郊外的阿基图庙，可能在那里重现与提阿玛特大战的场面。文献描述在阿基图门前，阿舒尔即将出发与提阿玛特作战，前方10名神祇开道，后方15名神祇断后。在新年庆祝活动中朗诵史诗的目的应该是重申国家主神创建宇宙秩序的能量和功绩，借此强调自己国家、民族的强大和国王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为之后国王的王权确认仪式作铺垫。庆祝活动的第五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阶段，这一天将举行众多仪式，净化仪式、祭祀仪式、祝祷仪式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亵渎国王仪式。国王首先净手，之后进入纳布神殿，他身上所有象征权力的饰物——权标、权杖头、项圈——都将被除去，祭司将这些东西放置在马杜克神像前，之后祭司回到纳布神殿，抽打国王面颊，推搡他来到马杜克像前。国王向马杜克报告这一年的工作业绩，之后祭司归还国王饰物，王权再次回到国王手中。这是一类过渡仪式，强调在岁末年初，王权得到更新和确认。第六天，众神神像鱼贯进入首都城市。第七天活动内容不详。第八天，国王和神庙祭司在依品阶排列的众神面前“执马杜克神之手”，这应该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它应该是象征国王从马杜克手中接过权力，可能象征国王在众神面前确立马杜克神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力，也可能象征国王与马杜克联手接受地方政府和被政府地区神祇及官员、祭司的觐见和效忠宣誓。众神与国王和王室成员共同参加的巡游活动应该在之后的四天时间里举行。游行队伍中有国王及王室成员、各地官员和祭司、外国使节，还有一部分被称作基迪努(Kidinnu)的人，他们是拥有特权的部分巴比伦城市或亚述城市的居民，是有权利参加游行的特权阶层。文献记载这个阶层居住在少数几个特定城市中，比如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巴比伦、博尔西帕，亚述地区的阿舒尔、尼尼微等，他们享有免税等特权，被称作“服侍神祇的人”。巡游活动的另外一个内容是展示军队风采，战俘被游街示众，贡品和战利品被公开展示。这是少数的可以允许公众观看的活动，也是宣扬国威，强化民族荣誉感的时刻。巡游队伍最后到达郊外的阿基图神庙。有学者认为，国王与女祭司将在这里举行圣婚仪式，再次强调国王的神圣性，确立国王权威。在最后的几天里，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那就是占卜，预测，也可以说是期盼新的一年一切顺利。⑤ 古代两河流域巴比伦和亚述文明晚期新年庆祝活动的内容较苏美尔时期的新年活动更加丰富，但是庆祝农业丰收的内容已经微乎其微，似乎不复存在了。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也在不断地扩展，除旧布新的寓意仍然是核心，表现方式已经大不一样。早期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就是庆祝丰收，感谢神祇的赐予；由此引申出庆祝新一轮的农事和农时开始的象征性仪式和活动，比如乌尔的日月神争斗表演；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洒扫庭除的新年习俗进一步拓展了新年的观念，已经体现为人事的除旧布新。另外在诵读和表演史诗和神话活动中，宇宙秩序得以重新确立和巩固；在神祇甄别神庙官员的过程中，神授权力的观念得到重申，这些都为后期新年节日鲜明的政治功能埋下了伏笔。新巴比伦时期的阿基图节日中，一系列洒扫庭除、重建或修缮神庙、重塑神像金身、驱魔清洁仪式的活动自然承袭自悠久的新年传统，亵渎国王仪式对国王权力的重申和加强也可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甄别神庙官员的礼俗中寻找到痕迹，只是表现出由基层官员向国王一人聚焦的变化。 另外，新年庆祝活动中纪念万象复始的观念也反映在世俗的政事活动中，新年是文书档案、财政年度重新开始的日子，也是庆祝神庙落成、国王登基的重大日子。亚述国家有用名年官名年的传统，每一年名年官开始履行职责的日子就是新年岁首。神庙落成开放的大日子一般也会选在新年这一天，著名的拉伽什统治者古迪亚选择这一天作为宁吉尔苏神的五十神庙落成开放的日子。两河流域早期年名文献及其他文献显示，众多国王也会选择这一天作为登基大典举行的日子。 以上可以看出，晚期与早期新年活动一脉相承的特征毋庸置疑，其基本要素、主要活动内容、寓意内涵、功能等特征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升华。其中，新年庆祝活动政治功能日益突出，在后期成为其最主要的特征。 三、古代两河流域新年庆祝活动的政治功能 伴随着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日益发展壮大，新年庆祝活动的政治特征日益突出。首先，它是国家政治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王与众神神像在首都巡游，军队、战俘、地方政府和被征服地区进贡的贡品以及众多战利品依次亮相于该庆典环节，向民众展示国家的强大，国王的功绩，[5]昭示王权统治的正统性。新巴比伦时期的新年庆典第五天的主要活动是王权确认和更新仪式，王被剥除一切象征国王身份的衣物和服饰，受到祭司的责打羞辱，他需要向神祇报告一年的功过得失，借以获得神祇的认可，并重新获得王权。在最后一天举行的圣婚仪式可能也具有相同蕴意，国王通过与神祇(可能由王后或女祭司扮演)发生肉体关系，获取神力，再次确认自身的神圣出身。在活动后期有王执马杜克神之手的行为，也是神赐王权的象征。类似仪式在苏美尔新年庆祝活动中也曾经出现，南塞赞美诗中描绘新年期间，神庙官员及祭司向神祇汇报一年的工作以期重新获得在神庙的职位，这应该在后期发展成为国王专有的程序。圣婚仪式在乌尔第三王朝国王舒尔吉的王室赞美诗中也已经出现，不过是否是在新年庆祝活动中进行尚不明确，但是这说明国王与女神发生肉体关系获取神力或神祇认可的传统十分悠久。此外，国王在庆祝活动中向神祇供献战利品、向下属分配收获物和战利品、主持祭祀活动和占卜仪式等在在向全体臣民宣示着王权的权威和正统。 其次，它是表现国家政治统治的晴雨表。庆祝活动中，来自各地的神祇神像齐聚首都，其中有部分新政府地区的神祇神像及随从官员，这是向民众传达国王功绩的最好机会，同时也是这些地区宣誓效忠国王的机会。新年庆祝活动可能是地方政府及附属国向国王确认效忠的场合，是国王宣扬自身统治功绩的场合。[6]这一点在临近的赫梯国家的新年庆祝活动中也有表现。赫梯国王在新年庆祝活动，包括其他的国家性节日活动中，一般在多个城市间巡行，举行众多祭神仪式，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国王巡行，是对领土主权的宣示，只不过赫梯国王的宣示通过祭祀主要宗教神祇体现，这些神祇和城市代表多元民族和文化传统，是国家和文化统一的标志。[7]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战功卓著，他同时大力修缮各级各类神庙，新年庆祝活动也是极尽奢华，不遗余力地向臣民展示自身的赫赫战功。另一方面，战争和战乱对阿基图节日庆祝活动也产生影响。文献记载，由于战乱和纳布尼德王未在首都，巴比伦阿基图仪式若干年没有举行，证明王朝统治衰微，国王对于所辖城市和领土丧失了控制权。巴比伦王那布那西尔(公元前747—前734年)统治时期，国家积弱，他似乎已经无力履行王修缮神庙的职责。文献记载，乌鲁克的新年神殿亟需修复，但是因为国王既无原材料，对乌鲁克也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因此不得不由地方政府主持承担此项建筑工程，国王没有参加主持这项修复工程，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央政府官员前来主持，反而是两名富裕的地方居民贝尔伊伯尼(Bel-Ibni)和纳布泽拉乌沙布什(Nabu-zera-ushabshi)承担此项工程。他们的目的并非向国王表现忠诚之心，而是期望神对国王的眷顾能够降临到他们身上，赐予他们益寿延年、生活富足、福泽子孙、祛病消灾，[8]可见巴比伦王权统治已经十分松弛，王室已经无力承担自身职责。 最后，它起到凝聚民族共同认同，团结民众的作用。在新年庆祝活动中，来自各地的神祇、祭司和官员，乃至民众齐聚一堂，这也是一个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居民交流融合的机会。早王朝拉伽什城邦的三个核心城市的居民从各自居住地来到仪式举办地，他们分享一年的收获物，也联络着彼此的感情。巴比伦阿基图节日活动中，来自各地的神祇神像齐聚一堂，在巴比伦仪式大街上巡游，道路两旁巴比伦市民兴奋激动，珍惜这每年仅有的一次近距离瞻仰众神的机会，这是凝聚全体人民与神祇关系的机会。文献记载部分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参加庆祝活动，因此也是一个各国官员交流的场合。[9]最重要的是，神祇游行和神话故事表演展示了古代两河流域民族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源流，是全体民众确认自身身份，达成民族共识的重要活动。 四、结语 新年庆祝活动在其发展之初，主要是以祈愿丰产为目的的农业庆典，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的特点。同时与其宗教意义并重的是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节日仪式的举办，神庙的经济功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其发展鼎盛阶段，新年庆祝活动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全国性的节日，其仪式中的各个因素——时间、地点、活动以及作为参与者的国王、祭司集团、市民精英阶层、普通市民等等，都有其具体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地位，这个阶段的新年庆祝活动已经集维护统治、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等各种功能于一身，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意义。 从新年庆祝活动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和节庆观念经历了从自然到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⑥的历程，从早期单一的庆祝农业丰产丰收的、贴近自然的、具有实践性的庆祝活动，发展成为后期以上层社会和君主主宰的、程序过程十分复杂的复合性节日活动，同时反映了王权观念、正统观念、神圣观念等抽象思想，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入、深刻的过程，甚至可以上升至“认识论”[10]的层面。 注释： ①学界对于古代两河流域新年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解读和翻译有关文献。这类文献主要来自不同时期的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仪式文献、王室铭文、神话文献、祭祀祷文、王宫行政管理文献、历史文献、经济文献以及条约、书信等。目前学界尚没有专门的新年文献集出版，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文献时间跨度极大，且大多夹杂在其他类型文献中。文献翻译大多出现相关研究性论述中，对新年活动中的某一天的活动或者其中的某一个仪式进行重点翻译和注释；第二，解读和分析新年活动的日程和相关仪式。对于新年活动的持续时间和起止时间、节日活动流程以及繁多的祭祀仪式进行复原和分析；第三，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视角出发分析新年活动的功能、内涵、性质和意义。新年活动中涉及众多古代两河流域神祇，围绕这些神祇的神话是节日活动中的主要表演曲目，对于这些神祇、神话所表达的社会内涵，两河流域文化研究者以及神话学者、人类学者、仪式学研究者都曾经有所关注，并且提出了各种不同解释。关于新年节庆活动，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茨莫恩(Heinrich Zimmern)于1906年出版的《巴比伦尼亚的新年节日》(Zum babylonischen Neujahrsfest.Berichte über die Verhadlungende s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 Klasse 53/3.Leipzig)，这本著作使学界开始关注新年活动。其后，众多研究成果问世，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近年来关于古代两河流域节日研究的三本主要著作：Mark E.Cohen,The Cultic Calendar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Bethesda,Maryland:CDL Press,1993; Julye Bidmead,The Akītu Festival.Religious Continuity and Royal Legitimation in Mesopotamia,Piscataway,NJ:Gorgias Press,2014; Mark E.Cohen,Festivals and Calendar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Bethesda,Maryland:CDL Press,2015。 ②需要说明的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使用的乌尔历并非国家历法，仍然是乌尔的地区历法。依据是乌尔历仅在乌尔及新区使用，这些新区并没有传统使用的历法，因此沿用乌尔历，比如普兹瑞什达干(  -Dagan)和伽尔沙纳( )。另外国家档案保管中使用乌尔历，未取代各地通行的历法。 ③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近东的一年之始在秋季。这应该是个误读，应该源自犹太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时间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塞琉古时期的新年可能在10月。目前为止，没有绝对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古代近东的新年始于秋季。参见Mark E.Cohen,Festivals and Calendar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p.59。 ④由于这部分文献大多记录与拉伽什城邦的统治者之妻有关的活动，因此，这些记录主要围绕这位女性统治者的家族成员，可能不能反映拉伽什城邦节日活动的全貌，但能够反映大致情况。 ⑤阿基图节日活动的流程主要依据Julye Bidmead,The Akītu Festival,pp.45-101的描述复原。 ⑥对于古代两河流域人是否存在哲学分支所谓“认识论”问题，学界否定者居多，包括美国学者S.N.克雷默、奥地利学者G.J.Selz等。但是，最近，中国学者拱玉书对这个观念发出挑战，他深入分析了苏美尔文献中出现的“ME”的具体内涵，认为其中的“王道王”、“王道盈王”等观念反映了苏美尔人认识世界时采用的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苏美尔人的“认识论”，西方学者没有认识到苏美尔人已经认识到精神与物质的差别、抽象与具象的不同。 原文参考文献： [1]Mark E.Cohen.Festivals and Calendar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M].Bethesda,Maryland:CDL Press,2015. [2]Mark E.Cohen.The Cultic Calendar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M].Bethesda,Maryland:CDL Press,1993. [3]Julye Bidmead.The Akītu Festival[M].Piscataway,NJ:Gorgias Press,2014:111-119. [4]W.Heimpel.The Nanshe Hymn[J].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Vol.33,No.2(Apr.,1981):69、88-91、110-114. [5]Karel van der Toorn.The Babylonian New Year Festival:New Insights from the Cuneiform Texts and Their Bearingon Old Testament Study[Z]//J.A.Emerton ed.Congress Volume Leuven 1989,Leiden:E.J.Brill 1991:334-335. [6]Amelie Kuhrt.Usurpation,Conquest and Ceremonial:from Babylon to Persia[M]//David Cannadine & Simon Priceeds.,Rituals of Royalty:Power and Ceremonial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35. [7]刘健.赫梯基拉姆节日活动的仪式特征及其功能[J].世界历史，2015(5)：113-116. [8]Amélie Kuhrt.The Ancient Near East,2 vols[M].London:Routledge,1995:578. [9]T.M.Sharlach.Diplomacy and the Rituals of Politics at the Ur III Court[J].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57(2005):22. （本文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