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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有关“最早中国”“最初中国”的讨论成为歧义纷呈却难以回避的热点。二者的基本内涵是相同的，即都是探讨“中国”何时开始形成或最早出现。“最早中国”侧重时间节点，而“最初中国”强调的是一种最初的形态。就准确程度而言，“最初中国”这一称谓似更为合适。 学术界热议“最初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对“酋邦”和“早期国家”的讨论。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历史时，常常使用“早期中国”概念，无论争议大小，在年代上主要指先秦时期。而把“最初中国”作为单独概念予以专门讨论，则是近年才明确开始的。2009年，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中国”。2014年，他在《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一书中，进一步讲述了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何驽并不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陶寺遗址才是最初的中国。李新伟将“最初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公元前4千纪后半叶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其实，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共同发展这一角度提出“最早中国”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张光直就已言及，认为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最初的中国。 1991年，苏秉琦提出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即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和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他认为，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在此时，当时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是“共识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中国”，即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则标志着“现实的中国”的形成。 相比之下，苏秉琦“最初中国”的提法较为具体，把尧舜时代万邦活动的中心——晋南一带作为其所在。首先，万邦与“中国”是不同的，史前存在着众多不同区域的文化及其代表的社会，类似“万邦”，但只有万邦共识的中心之地才是最初的中国。其次，早期中国存在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文化、政治、经济不断持续发展统一。最后，“最初中国”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意识形态共识上的中国。 从地理意义向政治意义过渡 这里谈论的“中国”不是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探讨文化基因传承而溯源意义上的“中国”。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尚书·召诰》言：“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逸周书·作雒》言：“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可见，周初武王谋划建新邑，新邑处天下之中，便于治理四方，且诸侯方国纳贡职道里均等；又便于敬配皇天，祭祀上下神灵，“中国”之称至少自此开始。在周人意识中，“中国”处于四方之中，治理便宜。因此，关于周初“中国”可以肯定的有二：第一，“中国”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即大体指以“洛邑”或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诗经·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其含义显然是完全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非周初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诗经·民劳》“惠赐中国，以绥四方”与“惠赐京师，以绥四国”，以相同句式，“京师”与“中国”重复互换。毛传：“中国，京师也”，此处“中国”应特指成周。这不仅说明都邑即国之意，而且此时已将周初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结合在一起。 可见，最初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中国，即本义为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其都城亦可代指中国。东周时，“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是政治概念，存在着由地理中国到政治中国的变化过程。因此，最初的中国必须包括两方面内涵，第一，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它是一种国家形态而非“酋邦”，更非“部落”或“氏族”阶段；第二，这个国家应该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中”与“国”二字，“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为“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含义，也是判断“最初中国”的标准。 陶寺社会诞生“最初中国” 既然“中国”是一个由小变大逐渐发展的过程，那么“最初的中国”在哪里呢？就目前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而言，进入国家形态的有良渚社会、陶寺社会以及二里头社会。良渚社会是否已进入国家阶段，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至于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学界基本认为已进入国家阶段；二里头社会已进入国家时期，则是不争的共识。公元前4000多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虽然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或早或晚开始了社会分化和分层的进程，开始走向社会复杂化之路，但显然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当时“国”的形态尚未出现，更谈不上最初“中国”。 关于“中”的解释，近年由于清华简《保训》篇而引起学界热议。《保训》提及舜的“求中”“得中”和上甲微的“假中”“归中”。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如“中道说”“中和说”“地中说”“诉讼文书说”“军队说”“民众说”“旂旗说”“中庸说”“数术说”“天命说”。这些看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抽象的意识或理念层次，如“中道”“中和”“中庸”等；二是具体的实物或事物并加以引申，如“地中”“旂旗”“数术”等。前者可以称为“形而上的中”，后者为“形而下的中”。 虽然存在由“形而下的中”向“形而上的中”的转变，但最早的“中”更多是形而下的，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李零认为“中”就是“地中”。冯时将舜的“求中”解释为“立表测影，以得地中”。何驽也认为“中”的本源是圭表测影确立地中，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杆的功能就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地中”，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地中”所在。吴国武认为帝舜“求中”而后“得中”，通过推求“中气”以定四时，以“天之历数”敬授民时，进而获得天命。而《尚书·尧典》主要是记载“历象授时”之事，《论语·尧曰》又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可见，“天之历数”与“允执其中”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恰恰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兼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建筑，至少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位于陶寺所在晋南一带。 既然存在“求中”“得中”甚至占卜“择中”的情况，就表明“地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时变迁的。具体而言，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在洛阳盆地一带，并不代表此前“地中”也在此地。4000多年前的“地中”，应位于以陶寺遗址为都城的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 因此，从判断“最初中国”的标准而言，目前相符者仅有陶寺和二里头。二者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二里头都邑所拥有的聚落内涵在陶寺基本都有，而且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和统治模式多为二里头国家所继承发展。二者的不同之处，只是陶寺没有发现二里头那样的青铜礼容器群，二里头国家相比陶寺社会而言是“广域”王权国家，控制地域跨多个地理单元。陶寺虽然也是王权国家，但似乎是“非广域”，这一点实为二者最大的差别。二里头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扩张性，陶寺文化在这方面表现得不是很明显。整体看来，二里头国家及社会在各个方面似乎更加成熟，而在年代上，二里头都邑至少晚于陶寺二三百年。 如果将“最初中国”比拟成一个人，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时代各史前文化区都在文化母体中孕育“中国”。至龙山文化晚期，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陶寺社会诞生了最初的“中国”。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此时的“中国”已是成长起来的“中国”，而非“最初中国”。需要强调的是，“最初中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表现出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特质，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带基因，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