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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在古希腊语中并无确切的对应词，意思最接近的词汇是eusebeia，含义为“对神敬仰、虔诚”。由此看来，对古希腊宗教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察古希腊人向神表达敬意的方式，即供奉神的仪式活动。一直以来，对希腊宗教的研究都是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传统深厚，学者们先后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以便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研究对象。 （一）以仪式为研究重点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剑桥仪式学派”继承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研究原始宗教的理路，开创性地将19世纪新兴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吸收进希腊宗教研究之中，对希腊宗教——特别是宗教仪式——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这种研究方式打破了此前古典学界只重视文献资料的氛围，将人们对希腊宗教的关注重点从神话扩大到仪式。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简·艾伦·赫丽生（Jane Ellen Harrison）其代表性为《希腊宗教研究导论》（1903）和《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1912）。她的观点可简单归纳为：神话起源于仪式，仪式是神话的基础，神话是仪式表达的结果；仪式不断重复，但到仪式消亡之后，神话却凝结在文学、艺术等载体上留存下来。这两部著作之后多次重印，在希腊宗教和希腊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剑桥仪式学派”的代表人物还包括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康福德（F. M. Cornford）等杰出古典学家。 “剑桥仪式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古典宗教研究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一学派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开始遭到激烈批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对仪式功能的重视固然为人们认识希腊宗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但对仪式的过分强调却在很多情况下扭曲了客观历史事实。神话与仪式显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并非每个仪式都涉及神话，也不可能所有神话都起源于仪式。总而言之，神话与仪式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希腊宗教的一个视角，但却不能是唯一的视角。另外，单纯使用仪式人类学方法研究希腊宗教还会带来另一后果，即把研究对象推入被边缘化的窘境，因为这一研究方式过分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功能，而忽视了仪式与其所在的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二）注重宗教与希腊社会的交融 到20世纪中期，“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兴起。该学派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侧重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强调人类活动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和彼此间的作用，认为正是这些联系与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体现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这一时期法国的古希腊宗教研究也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以他为核心的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国学者被称为“巴黎学派”。韦尔南借鉴了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Strauss）的研究路径，将结构主义引入古希腊宗教与社会研究，并擅长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古希腊的神话、宗教和思想。在韦尔南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1965）、《古希腊的神话与社会》（1974）、《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1990）最具代表性，被学界称为“三部曲”。与“剑桥仪式学派”的视角不同，“巴黎学派”尤其重视希腊宗教与其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强调“希腊宗教并没有构筑一个另外的领域，即一个封闭于自身界限之中并且要加在家庭、职业、政治或娱乐生活之上而又不与之相混的区域。”（韦尔南语）除韦尔南之外，“巴黎学派”还包括热内（L. Gernet）、德蒂安（M. Detienne）等杰出的法国学者。 与之前的“剑桥仪式学派”相比，“巴黎学派”更加重视希腊宗教自身丰富的逻辑内涵与内在一致性。在韦尔南等学者看来，把描述当代宗教现象的概念直接套用来描述古希腊人对神圣的理解，这是带有偏见的研究方法。希腊宗教的本质性特征来源于希腊社会这个基础，因此只有在充分考察其社会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对希腊宗教的内涵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三）以城邦为基本框架 随着古典学界对希腊历史理解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希腊文明的解读离不开对城邦的研究，城邦是最具古希腊特色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这一形式主导了希腊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因此城邦的框架应该引入对古希腊历史的研究中，对希腊宗教的研究也应遵循这样的方式。于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希腊宗教研究开始逐渐围绕城邦予以展开。《希腊宗教》（1977）是德国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尔克特（Walter Burkert）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仍是古希腊宗教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该书中首次使用了“城邦宗教”这一概念。法国学者波利尼阿克（François de Polignac）的《宗教崇拜、领土与希腊城邦的起源》（1984）将宗教崇拜视为希腊城邦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指出宗教圣所对于城邦共同体领土空间的确定、城邦公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希腊城邦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宗教共同体。法国学者宰德曼和潘特尔（Louise Bruit Zaidman and Pauline Schmitt Pantel）《古希腊城邦的宗教》（1989）更是从标题就表明了其研究的框架，即以城邦这个特殊的公民团体作为研究希腊宗教的背景。 在这一研究趋势中，英国古典学家苏尔维努—因伍德（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通过《何为城邦宗教》（1990）以及《再论城邦宗教》（1988）两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章，明确给出了“城邦宗教”的概念，即古代希腊宗教以城邦为其运行的基础性框架，反过来，城邦又通过宗教实现了内部的运作和相互间的关联作用。在希腊宗教中没有圣书与教义，各种祭神的仪式就是希腊人表达其对神虔诚的核心方式。在这些仪式中，城邦界定了仪式参加者的范围，掌握着仪式的组织管理权，为仪式提供资金支持，希腊人的宗教崇拜可以说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宗教生活又在城邦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城邦与神祇的关系是城邦的立国之本，因此城邦公民的各项活动都要以对神的虔诚为必要条件。城邦中的各种关系，不论是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要通过宗教仪式予以界定和表达。同时，宗教也是希腊城邦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构建并保持着城邦内各个层面的认同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城邦信仰的质疑就意味着对城邦根基的动摇，故被认为是对城邦的背叛。由此可见，希腊人的宗教崇拜与城邦社会密切交融，城邦共同体甚至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宗教共同体。 （四）“城邦宗教”范式的应用与反思 “城邦宗教”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成为当今古希腊宗教研究领域最炙手可热的范式。在这一研究路径的引领下，希腊宗教重又成为近年古典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牛津希腊宗教读本》（2000）开篇就是上述两篇因伍德解读“城邦宗教”的文章，而且因伍德也是读本中唯一被收录了两篇文章的作者，这充分显示了“城邦宗教”概念的提出对希腊宗教研究的巨大意义。 概念的厘清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城邦宗教”这一范式渗透进自己的研究之中，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也是因伍德生前重要的学术合作伙伴。帕克先后出版了两部考察雅典宗教的专著：一是《雅典宗教——一部历史》（1996），该书以雅典人信仰方式的逐渐变化为线索，梳理出整个雅典城邦从公元前8到前3世纪的发展历程。宗教在此被视为雅典城邦历史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城邦的特质塑造了雅典人在信仰上的特征，而城邦的运行又离不开其内部的宗教活动；另一部专著《雅典的多神教与社会》（2005），则具体研究了古典时代雅典人供奉神祇的各种仪式，尤其是雅典城邦的宗教节日，从而使我们看到宗教活动在雅典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帕克的研究中，宗教与城邦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涉及，“城邦宗教”的原则贯穿其中。此外，近年还有多篇探讨古希腊宗教仪式与城邦权力、城邦意识形态之间关联的论文发表，在古典学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而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显然都带有“城邦宗教”范式的印记。 随着“城邦宗教”成为希腊宗教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之一，一些学者们也开始指出这一范式的缺陷所在。批评性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它过分强调城邦对宗教的控制权；二是它过分强调宗教对城邦的作用。这两点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城邦宗教”忽视了个体信仰以及私人领域的宗教活动在希腊宗教中的地位。然而学界普遍认为，虽然希腊宗教的多样性元素不应被否认，但在城邦的框架下理解希腊宗教仍是最可行的一种研究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要理解的对象并非形而上的宗教意象、观念、信仰，而是具体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由城邦管理、受城邦控制。因此，“城邦宗教”的范式更适用于解读城邦公民集体表达信仰的宗教活动。 从仪式人类学路径到社会心理学路径，再到“城邦宗教”的范式，古希腊宗教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一直在发展变化，不同的研究路径决定了研究导向和结果的差异。希腊宗教最初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学者们常常将其置于希腊城邦社会的结构以外进行研究。随着古典学界对古希腊社会理解的日益深入，希腊宗教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即宗教被视为希腊城邦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必须被纳入希腊社会整体研究之中，由此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古希腊人的宗教活动，并通过研究希腊宗教更全面地认识古代希腊城邦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邢颖）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4日第86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