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明永乐年间建城，初期的建设重点都集中在紫禁城的周边。本文要论述的北京西郊地区，仅限于以清朝所建畅春园为中心的海淀部分地区。这一带原本处于较为荒凉的地段，明中叶之后，此处逐渐变为文人雅集、市民游玩以及宗教信仰崇拜的休闲空间，并且形成清明节西郊踏青、朔望日拜元君祠等与岁时节令结合的民俗习惯。此种情况在明代晚期时蔚为兴盛，目前所见部分政书、笔记著作等资料都记载了当时的盛况。明清交替时期，海淀一带遭到战火毁坏，典型的私家园林米氏勺园等被毁，晚明西郊游的习俗遂逐渐变淡，此时期如史学家谈迁等人到此地游览，并撰文纪行，更多是出于故国之思的意义。清康熙时期在李园旧址上兴建畅春园，给海淀一带带来了新的繁荣。由于康熙帝居园听政，公侯贵族也在畅春园周围建园，文武官员为了朝政居留在海淀畅春园一带，此地随之兴起了酒肆饭庄等行业，与晚明市民休闲文化不同，此时期是与皇家园林兴建有关的政治中心文化。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畅春园为止，此后，随着圆明园、畅春园的园居听政功能的丧失，这片地域逐渐变得萧条，直至清末在此处建起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才又开始了海淀地区的繁荣。
    在西郊地区开始大规模建园，应该是受到从南方传来的建筑奢侈和建园之风的影响。纵观整个明朝统治时期，在营建和造园风格、规制和风尚上，都经历了初期简朴、中后期奢华的转变。从现在史料上看，明初在屋舍等建筑规格上，力求“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明太祖朱元璋给后世子孙提出修建宫殿“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的告诫，又认为“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做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1]，留下了“不筑园囿，不建台榭”[2]等教诲。同时还对从公侯官员到庶民阶层的房屋规制进行详细规定，有：
    凡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 井……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两厦九架，造中堂七间九架， 后堂七间七架，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
    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许用瓦兽梁栋，斗拱檐桷，青 碧绘饰……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 桷青碧绘饰……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止用土黄刷……[3]
    这些规定在《明史》和《明会典》等正史、政书中都有详细记载。为了使这些规定更有震慑力，明太祖将之纳人了律法。《大明律》里同样把建筑规格与社会阶层紧密联系起来，专设《服舍违式》一类，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对于违制者，“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4]等处罚。
    弘治初年，明孝宗准备修缮干清宫西七所、万岁山毓秀亭等处，当时的兵部主事何孟春上《省营缮疏》，力劝明孝宗停止建造之事。在这道奏疏里，何孟春就营造可能需要的工费进行了预算，认为石料、砖瓦、颜料等建筑用料“所用无虑数万斤，需银亦无虑数十万两”，而工匠费用“每名一日工价七分，一日即该银二十一两，略约一年，工价已费七千余两矣”。[5]面对官府将要支出的这笔庞大的开支，何孟春抬出祖宗遗训来劝谏明孝宗，“仰惟我太祖皇帝，沉机先略，创制定规，佑启后人，纤悉毕具。洪武八年建大内宫殿，诏有司‘不事华丽’曰：‘使吾子孙后世守以为法。’又曰：‘游观之所，朕决不为。尝指宫中隙地谓皇太子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今但令内使种蔬，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从这些君臣的交流中，可见在明中期以前，明代由上而下，在营造一事上，都处于明太祖定下的俭朴风格阶段。
    除了营建房屋力求俭朴外，我们还能从中看到明初期统治者对 “游观”之所的态度。所谓“游观”，无非是游乐观赏的地方，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亭台楼榭等类，从建筑功能上看，即是休闲娱乐场所。
    明太祖对此类建筑的态度是“游观之所，朕决不为”，表明非常坚决的看法。《明会典》里也同样有关于在屋宅前后造园的限制，“京城系人烟辐辏去处，其地有限，设使官员之家往往窥觑住宅左右前后空地，日侵月占，围在墙内作园，种植菜蔬及为游玩处所，甚妨军民居住。”因此对官员住宅四周空地大小也进行了限制，“在京功臣宅舍地势宽者，住宅后许留空地十丈，住宅左边右边各许留空地五丈”，“今后官员住宅照依前定丈尺不许多留空地，如有过此，即便退出，与军民居住，令子孙赴告官给园地，另于城外量拨”。[6]因为有这些详细的规定和律法的制约，明初期到中期这一阶段内，官私建筑，从住宅到园林都处于朴实和依例而为的刻板阶段。
    
    约从明中期开始，这种情况有了变化，逐渐转向居室的奢丽和园林建造的兴盛。这股风气从商业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开始兴起。商业发展，引起明中期城市化的发展。生活在正统至弘治年间的王锜，在他的笔记著作《寓圃杂记》中记载了江浙一带城市的繁荣发展，“吴中素号繁华……正统、天顺间，余尝人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人，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瓮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7]可见到此时，明初的祖宗遗训等限制已经被逐渐突破。这种城市和园林发展的 盛景，很快就影响到北京城。京城原本在造园方面就深受南方的影响，因此在明代中晚期，京城也出现了大量的庭园建筑。北京城历经金、元、明三朝的营建，基本完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以“三海”（北海、南海、中海）为主体的宫城禁苑群体，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京城内的私家园林以什刹海附近较为知名，据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一书所记载，就列有定国公园、英国公园、漫园等典型的私家庭园。随着造园之风的兴盛，北京西北郊区也成为私家园林的首选地。正是因为有一批典型的园林在西郊选址建造，与此地的自然风景结合，到晚明时期北京西郊地区成为了一片可供士人和市民休闲的空间地带。
    明中叶以后，北京西郊对士民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三个原因，一是此地的自然风光吸引士民前来游览，二是西郊几处经典园林带动了文人雅集的风尚，三是由于西郊几处独具特色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建筑，如寺院、娘娘庙等，吸引信徒和民众前来进行各种祭祀和祈福等活动，逐渐形成民俗习惯，成为市民举行时令民俗活动地点。
    关于北京西郊海淀一带成为文人集会胜地这一点，生活于晚明清初的士人多有记录。当时西郊游览路线，一般是从西直门出发，过高梁桥，桥北有白石庄；向西沿水路行进，一路有极乐寺、广通寺等寺院，可跨河直达碧霞元君祠，再折而向北，可达西湖，西湖西北则为著名的李园和米园等园林。文人到此集会，多是欣赏此处的大小河泊水景，岸边的垂杨柳和一片片自然的稻田是此地的典型景物，再加上漫步水堤，还可以远眺西山，近观寺院红墙，因此成为文人相约聚会之地。《帝京景物略》记载此处风景的特点是，“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桥下，荇尾靡波，鱼头接流。夹岸高柳，丝丝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匣。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8]孙承泽《天府广记》里同样记载了此地各寺庙周边景色的特点是，“元法王寺，在高梁桥西北，今改广通寺。寺四角有石楼，望高梁桥柳色如画。”又记，“金护圣寺，即功德寺，在西湖旁，水光稻花如江南。”[9]这都指出高梁桥至西湖一带的水路、柳树、稻田等最为人所看重的景观特色。
    西郊的文人集会，从史料上看，多与春游踏青活动相关。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八“岩麓”类里面，收录了当时诸多文人关于此处胜景的游记，如著名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撰有《高梁桥游纪》，文曰：
    高梁桥在西直门外，京师最胜地也。两水夹堤，垂杨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皆见。精蓝棋置，丹楼珠塔，窈窕绿树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当春盛时，城中士女云集，缙绅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游时，柳稍新翠，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丝管夹岸，趺坐石根上，茗饮以为酒浪，纹树影以为侑鱼，鸟之飞沉，人物之往来，以为戏具……少顷，遇同年黄昭质拜客出，呼而下，与之语，步至极乐寺观梅花而返。[10]
    这篇文章对高梁桥一带景色的赏玩，最为经典。极乐寺，寺址在高梁桥西三里外，早春可赏梅花，仲春则“寺有牡丹园，春日游履恒满”[11]，也是文人墨客常去踏青游览的地方。
    西湖是海淀水域中较大的一片，此处水景清凉，除了春日踏青之外，夏日赏莲也是其特色，“公安三袁”的另一位袁中道记曰：
    出西直门，过高梁桥，杨柳夹道，带以清溪……亘流背过响水闸，听水声汩汩。至龙潭，堤树益茂，水益阔，是为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觞，最为胜处矣。[12]
    除了自然风光的吸引之外，文人墨客到西郊集会也是因为此处存在着几个著名的园林，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园和米园。李园是万历年间皇戚李氏建造，是贵族私园；米园又称为勺园、风烟里，是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后人米万钟的私家园林，也建于万历年间。李园名为清华园，当时常邀人游园，所以留下不少诗文资料。据《天府广记》所记：
    海淀李戚畹园，方广十余里，中建挹海堂，堂北有亭，亭悬“清雅”二字，明肃太后手书也。亭一望尽牡丹，石间之，芍药间之，濒于水则已。飞桥而汀，桥下金鲫长者五尺，汀而北一望皆荷，望尽而山宛转起伏，殆如真山。山畔有楼，楼上有台，西山秀色，出手可挹。园中水程十数里，屿石百座，灵璧、太湖、锦川百计，乔木千计，竹万计，花亿万计。[13]
    李园以水景、楼台和繁花闻名，驻足高楼远眺西山，亭台间赏四时鲜花，泛舟水面观赏水景，时人谭贞默《海淀李园看牡丹》、袁中道《海淀李戚畹园》[14]等诗皆描绘了这一胜景。清初康熙帝《畅春园记》里记有当时李园遗址的情形，“圯废之余，遗址周环十里，虽岁远零落，故迹堪寻，瞰飞楼之郁律，循水槛之逶迤，古树苍藤，往往而在可见在战火焚毁之下，其楼台及水景仍然是其园林突出的特点。畅春园即是在李园旧址上重新建成的，并保留了部分楼台和大部分的水路。
    李、米两个家族除了在海淀的清华园和勺园外，在京城别的地方还有宅院和园林，如李皇亲新园、米氏漫园，也毫无意外地成为士人游玩之处。李氏家族的清华园地处西郊海淀，因此所谓“海淀微嫌道路长，背城特地又新庄”[15]，他们在南城的三里河故河道又建了一座李皇亲新园。这座新园突出的特点是“园遂以水胜”，并建有亭的形状、门窗、墙壁、地面、器物都是梅花形的梅花亭，有“亭如鸥，台如凫，楼如船，桥如鱼龙”，“历二水关，长廊数百间”。由于新园景色曼妙，又不禁止游客往来，因此园林附近形成了“园也，渔市城村致矣”的景色，有饭店、酒肆、典铺、饼炸铺等商业经济，成为游人“醉卧汀渚，日暮未归的好去处。清初文学家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这部志怪笔记小说集，其中有一篇题为《褚生》的故事，里面就提到备考的生员们去李皇亲园游玩的场景，“居数日，忽已中秋。刘曰，‘今日李皇亲园中，游人甚伙，当往一豁积闷，相便送君归’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见水肆梅亭，喧啾不得人。过水关，则老柳之下，横一画桡，相将登舟。”[16]从梅亭、水关等的景物描述来看，这里应该是指新园。虽然这只是一篇以北京城为背景杜撰的故事，然而故事中虚构的李姬等人表现出的故国之思，应该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境，同时也能看出游览李园已成为士人消遣的项目之一。
    以当时的交游和影响力来说，米园比李园更吸引文人的到来。事实上，米万钟身为主人，也经常在园林里举行文人雅集，因此佳话频传。从留下的诗文题目看，有山阴王思任《米仲诏招集勺园》、公安袁中道《七夕集米仲诏勺园》、庐陵刘铎《九日勺园》、贵州陈良楚《九日勺园》、萧山来斯行《九日集勺园》[17]等题目，可知米万钟在平日闲 暇时，或者是七夕、重阳等节日即召集文人雅集，各有诗文流传。李园和勺园的园林风格各有特色，经常被人相提并论，名臣叶向高即评价曰，“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18]这句也成为世人公认的定论。
    北京城春日赏牡丹之风在明代已经形成，并成为文人春人雅集的主题之一。李园也以种植牡丹闻名，“亭一望尽牡丹”，说明了花木的繁茂。除李园外，离高梁桥三里的极乐寺也以寺内牡丹而着称：“寺有牡丹园，春日游履恒满。”[19]又记曰，“门外古柳，殿前古松，寺左国花堂牡丹……神庙四十年间，士大夫多暇，数游寺，轮蹄无虚日，堂轩无虚处。”[20]都说明春日赏玩牡丹的盛况。
    园林庭院和寺院等人工建筑以及人工培植的牡丹等植物景观，与西郊的自然风光一起，都吸引了大量士人的到来，形成约定俗成的一种风尚。
    北京西郊海淀高梁桥一带，也是北京士民展现民俗时令的地方。有关明代北京城的岁时节俗、园林建筑等的文字记载，以成书于崇祯年间的《帝京景物略》记录得最为详细。《帝京景物略》由湖北人刘侗和北京人于奕正合着而成，该书记载明代京城“厥惟游趾攸经、坐谭攸析”[21]的重要内容，其中多次提到海淀高梁桥一带，尤其在全书提纲契领的《略例》一章里，就列举高梁桥等地为典型来说明全书的编纂体例和宗旨。例如提到书中关于风俗的记载原则和体例是，“闾里习俗，风气关之，语俚事琐，必备必详。盖今昔殊异，日渐淳浇，采风者深思焉。春场附以岁时，弘仁桥附以酬香，高梁桥附以熙游，胡家村附以虫嬉。”“熙游”指的是游戏、嬉戏。在书中卷五“高梁桥”一条中，顺便详细介绍了京城民众在不同的节日里在此地游乐的项目。由此可见高梁桥一带在京城人民心目的游乐区域的地位。
    一年四季中，北京海淀高梁桥在春夏两季是民俗活动的主要地区。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从阳春三月开始：“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多四方客未归者，祭扫日感念出游。”清明节郊外踏青的习俗，结合了古时上巳节到河水边祓禊的传统，郊外扫墓的风俗，同时又受到寒食节的影响，可以说清明节的由来，是这三者合一的结果。这里提到的“簪柳”，就是指寒食节“插柳于门，簪柳于首”的习俗。清明这一天，士民到高梁桥一带踏青，正是因为这一带遍栽杨柳，又有水岸，正符合簪柳、祓禊等的时令意义。明人邵弥所作《游高梁桥》诗里有“彼美都人士，出郭清明游。高梁桥西畔，柳软莎亦柔。各携朱累坐，饮啖弹箜篌。又人水边寺，又登柳边楼”[22]等句，正是形容京城人士清明出京郊游的情景，而这种郊游完全是踏青游玩的意义，并没有祭扫和哀思的意味。
    四月一日，“倾城趋马驹桥，幡乐之盛，一如岳庙，碧霞元君诞也”。[23]马驹桥，位于北京东南，建有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庙，北京市民信仰甚众，曾经香火旺盛。元君祠在京城东南西北各建有一座，各称为“西顶”“北顶”等。对此称呼，清人震钧的解释是，“盖北方多山，庙必在山极顶，因连类而及，谓庙亦曰顶，此土语也。”[24]西顶即位于高梁桥往西，越过麦庄桥，即可到达。《天府广记》亦记曰，“都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麦庄桥北者曰西顶，在草桥者曰中顶，在东直门外者曰北顶。又西直门外高梁桥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云集。”[25]由此可知，由于娘娘庙的民众崇拜，百姓经常往来，也是高梁桥一带繁荣的原因之一。
    四月八日，佛教中的浴佛节，西郊建有大量的佛教寺院，因此在这天也有大量出游西郊的士民，而且这个盛会还会持续十余日。蒋一葵《长安客话》称，“高梁桥北，精蓝棋置。每岁四月八日为浴佛会，旛幢铙吹，蔽空震野，百戏毕集。四方来观，肩摩毂击，浃旬乃已，盖若狂云。”[26]正是描述了由浴佛节这种宗教节日带来的民众狂欢。《帝京景物略》也记载有：“是日，耍戒坛，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棚，周山湾涧曲。”[27]同时，位处于西行必经之地的西直门高梁桥一带，同时也聚集了大量民众，不仅是为了参与浴佛节，同时也是春日游玩，所以“是日游人以万计，簇地三四里”。[28]可见其盛况。对此，袁宏道曾撰有《浴佛日游高梁桥》一诗，中有“节是祇园会，欢同曲水池”[29]一联，前者采用佛经《金刚经》中的“祇树给孤独园”的典故，后者所谓的“曲水池”，是指唐代长安城民众春日在城外曲水池踏青的典故。这两句正表明了此时期北京城人民出城游玩的双重目的。书法家、画家董其昌也写有以《四月八日集高梁桥》为题的诗作，其中有“人天饭佛日，风土纪皇都。水坐疑修禊，觞行或赐酺”[30]两联，也同样表达了礼佛和水边修禊的两层含义。
    五月五日，端午节，京城百姓“无江城系丝投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俗，亦竞游耍。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梁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南方的端午习俗都与水有关系，在水边祭奠先贤屈原，往水里投角黍（粽子），在水上举行龙舟竞渡表演。北京缺乏水景，自然没有形成这些习俗。这里列出的端午节这天京城四方适合游玩之处，这几个地方都有水景，也正是为了与端午节的意义相对应。
    京城民众汇聚到西郊游玩，除了特定的节日时令之外，平时也是百姓娱乐的聚集地。游玩的内容，不仅是上文提到的与岁时、信仰崇拜有关的祭扫、礼佛等活动，《帝京景物略》还记载有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游乐和表演项目，“都人踏青高梁桥，舆者则褰，骑者则驰，蹇驱徒步，既有挈携。至则棚席幕青，毡地藉草，骄妓勤优，和剧争巧。厥有扒竿、觔斗、咧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嬉。”这几项表演各有特色，烟火和水嬉较为常见，其他表演项目，“扒竿者，立竿三丈，裸而缘其顶”，又有衔竿、背竿等花样。觔斗，则是原地翻跟斗，或者从架高的桌子上空翻下来，或者钻圈空翻等。咧喇，则是“掐拨数唱，谐杂以诨焉”，是说唱艺术。筒子，应是魔术表演的一种，先向观众示意空空如也的筒子，然后在瞬间变出鸽子、猴子等物，因此作者总结为“已复藏于空，捷耳，非幻也”，只是表演者手快，而并非是无中生有。马解，即马术表演，有跃马、倒立、拾鞭、藏镫等内容。弹解，则是弓弹表演，有“丸空二三，及其坠而随弹之，叠碎也，置丸童顶，弹之碎矣，童不知也”等内容，都是为了表现射者的精湛技艺。从这些记载的内容上看，高梁桥一带的游乐项目已经具有部分固定的表演项目，又具有一定的名气，才会形成民众春夏时节到此踏青、赏景，同时观赏表演的风尚，并形成“游人以万计”的盛况。
    正是因为明中叶后此地兴造园林，同时又有自然风光和岁时节令、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北京西郊地区才成为文人、市民阶层游赏的休闲空间。这种影响逐渐成为士民的习俗、习惯，也成为外地人到京城必定游览的地方。直到明朝灭亡后，虽然李园、米园等园林都已经毁于战火中，仍有不少人到此游玩，既是习惯使然，也是寄托故国之思的体现。清初史学家谈迁为了搜集资料，补充他的史作《国榷》，从江南北上游历至北京，在北京以幕僚的身份生活了数年时间。他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日记和撰写的诗文合成《北游录》一书。在这本书里，谈迁提到对京城西郊昔日盛况的向往：“予结发慕燕之西山也”[31]，又有“闻高梁桥之胜”[32]，听闻友朋提到李园遗址，更是“余心勃勃往矣”[33]。同时他也采访到京城人士对西郊旧俗的回忆，例如高梁桥一带浴佛节盛况，“云尝四月八日游西山，犹有前元钓轩之风，道列淫肆。”[34]谈迁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游西山，归途经过功德寺旧址、西湖、高梁桥一带，也只有“水清可鉴，菰蒲疎浅。度板桥，沿堤稻田如吾乡秋色”这样平淡的描述。广通寺，则“门扃不之入”[35]万氏白石庄旧以柳树闻名，而谈迁所见到的，只是“临流数柳，差存风概”[36]。顺治十二年（1655年）七月，谈迁寻访李园旧址，“寻策蹇出西直门，十二里至海淀，则清华园”，而园已为肃王所有，园内大部分景色尚存，“环治通舟，前后汪洋，直若薮泽，莲芡菰蒲，兼以水稻。坐众香亭中，有阁矗其前，群峰北拱”“阁之南清雅亭，慈圣皇太后书。酒罢，寻左径，度山楼，峰回洞转，巧夺天成”。又有“园丁董某，以李氏苍头，今投肃邸主业”，而“李氏二孙，贫甚，不能自活”。[37]这令人产生物是人非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谈迁记录李园在清初经过兵火之后的基本保存情况，而这些地方正是后来康熙时期建造畅春园的基础。
    综上所述，北京西郊海淀一带在明中叶后发展为文人集会、士民游玩以及宗教信仰崇拜三者合一的休闲空间。清初，因为朝代更替，战祸毁坏，一时还无法恢复明晚期的盛况。康熙在李园旧址兴建畅春园之后，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园居听政，从此这片地区开始发生转变，其地域空间风格从晚明的士人市民休闲狂欢空间，变为带有明显特征的皇家苑囿风格。首先是从西直门到畅春园之间修建了一条通畅的道路，同时朝廷也维修西直门外的水路闸坝等，随着御道、水路的缮修，沿途兴起各式商铺；其次，随着畅春园成为帝王听政之所，周围兴建了公侯园邸、官员居所、军营等，同时兴起的还有酒楼茶肆等为之服务的产业。同时，这片区域也变成了国家大型活动的举办地点，如康熙万寿节庆典城外的庆祝活动即在西直门至畅春园之间展开。以下详细分析这种空间功能的转变。
    
    （一）西直门外御道和水路修与西郊商业经济的兴起
    
    
    随着西郊皇家园林的逐渐修建，作为交通要道，从西直门外到畅春园宫门外也修建了一条御道。这条御道显然承载着往来西郊和城区的交通任务。由于这条御道的修建，路两旁随之兴起各式商铺，分别集中在西直门外和畅春园宫门外两段。
    最直观的资料来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成书的《万寿盛典初集》，这本书以图文形式记录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万寿节的兴盛场景。其中，卷四十一描绘了从紫禁城到西直门内路段的场景，而卷四十二整卷长幅图画，则绘制了西直门外至畅春园一段御道两旁，臣民欢庆万寿节的情形。卷四十七至四十九为“图记”，则是用文字形式把这场景又描述一遍。图画从神武门绘至畅春园宫门，而图记描述的方式，则是从畅春园开始，最后到神武门结束。从这幅画卷里能够看到西直门外御道两侧鳞次栉比的商铺，而之所以会把庆典的彩棚、戏台、诵经处等设置在这段路上，正是因为康熙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畅春园，在庆典前后，还两次经过这里。先是“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甲午，上自畅春园还宫，设卤簿大驾，乘凉步辇，时远方臣民结彩棚庆祝万寿，夹道数十里，咸得瞻依仪仗，仰觐天颜，庆为希遘焉”。[38]次日是康熙帝生日的正日子，“黎明，设大驾卤簿于太和殿前，皇上升殿受朝贺。群臣行礼讫，随设行幸仪仗，乘甸漆明轿，幸畅春园，臣民重瞻天仗，填溢道左”。[39]也就说，在万寿节前一天，康熙才从畅春园出发回宫，次日在太和殿前接受群臣朝贺礼毕，立刻又返回畅春园。当时的盛况是，“前期亲奉皇太后御辇，陈大驾卤簿由畅春园回宫。直隶各省官员士庶夹道跪迎。耆老等跪献万年寿觞。赐老人等寿桃及食品。皆徧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官员、兵丁，皆于诵经处跪迎。”次日返回，则“躬奉皇太后幸畅春园，王以下满汉文武官员，直隶各省耆老士庶于各诵经处跪送”。[40]这两次往返，都途经西直门外御道，沿途也都有臣民“跪迎”“跪送”。这些情景，都可以从《万寿盛典初集》的图画卷中略窥一斑。《万寿盛典初集》卷四十二第一页至第六页为西直门外商铺建彩棚庆祝的地段，“图记”的描述是“前路右有西直门市民建彩坊曰‘共乐尧天’径南有彩坊曰‘天子万福’近坊折而东有彩坊曰‘万年景福’（有经坛在元静观，图不及），出坊过石桥，有过街大彩坊曰‘普天同庆’”。[41]文字里提到这四个彩坊，在图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参见图一（图中还注有“西直门外众铺家在元静观恭讽万寿经”处。此次沿途庆祝彩棚，是由“直省来京耆庶分建龙棚祝厘”[42]，也就是说由京城不同部门和各省分别在某一路段出资搭建彩棚、戏台、供桌，并捐资建诵经处，一般诵经处都是在沿途的寺院、道观、祠庙等处。“自畅春园至西直门，臣民建棚庆祝者凡十有九所”[43]，分别是诸皇子、乾清宫总管太监、直隶九府臣民、淮扬徐沿河耆民及河兵、膳房诸臣、直隶九府臣民、江南十三府、八旗候选候员、松江府、浙江、通州坐粮厅、通漕七省旗丁、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局、福建山东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六省、四川陕西山西湖广贵州云南六省、长芦众商人、五旗诸王宗室、巡捕三营将校、西直门市民等处，可见西直门外众商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本身具有的经济实力，在这种大型庆典上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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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康熙寿辰庆典中，西直门外御道一带的庆祝活动，不仅是在三月十七日、三月十八日两天内，而是从三月初一开始，西直门外御道就开始装饰起来。据《清通典》记录：“五十二年三月直省官员绅士耆庶咸赴京分建彩棚，自西直门至畅春园相属二十里。礼部奏言, 每岁恭遇万寿圣节，王以下文武各官朝服七日，在畅春园，蟒袍补服，今岁恭遇万寿六旬大庆，非寻常可比，应自三月初一日至三十日，咸朝服蟒袍补服，嗣后每遇十年照此例行。得旨，着自初一日至二十日。”[44]西直门外与民同乐的盛典装饰，从《万寿盛典初集》可知，确实是从三月初一开始：“三月初一日戊寅，直省来京耆庶分建龙棚祝厘……其自西直门至畅春园二十里，直省耆庶夹道营构，雕镂绮绣，为楼台亭榭之属，宛然天成，驾以飞梁，中绝驰道，每数百步恭设御幄，臣民会迎法驾，各从其乡，左右如雁行，前后如鱼贯，往来纵观，饮食宴乐。”又称：“十三日庚寅，西直门至畅春园御道所经，直省耆庶张灯奏乐，弥望无际，人民自为曹偶，席地饮酒行炙，徧满绣陌，欢声如雷，停夜游之禁，灯火数十里，宵行如白昼，禁任重车不得出人西直门，以便行者。”[45]另外，万寿节盛典期间，畅春园宫门外举办 多次宴会，有康熙亲自主持的两次“千叟宴”，一是三月二十五日“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大学士以下，民以上”[46]等人参加的宴会，二十七日 是“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大学士以下，闲散人等以上”等人参加。二十八日由皇太后主持，召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七十岁以上年老妇人至畅春园皇太后宫门前东西向列坐”，举行年老女眷的宴会[47]。赐宴年老之人，宴席间更让“诸皇子率诸皇孙暨宗室 子弟分视赐宴，颁给果饵食席”[48]，部分人还获得赏赐，这都表明皇室对老年人的优待，是万寿盛典的内容之一。
    从西直门外欢庆时间及几个重要宴会的举行来看，在康熙万寿庆典时期，西直门外到畅春园这一段路足以担当起庆典一半以上的活动空间。以万寿盛典为代表，以御路修建带来的经济发展为特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活动，是清初修建畅春园后给这一地区带来的最大的变化。这条御道所带来的繁荣具有浓烈的政治意味和官家风范，是由官府引导下所带来的发展。这与晚明士民自发形成的游玩之风相比，具有了极大的变化。
    这条御道所带来的繁华并没能一直维持下去。康熙六十大寿之后，其《万寿盛典》一书命名为《初集》，就是打算七十大寿、八十大寿继续纂辑二集、三集，而实际上康熙六十九岁去世，没有能够继续举行另一次万寿大典。雍正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发布谕旨：
    今朕嗣位之初，夙夜祗惧，不敢少懈，所以立政图治者，安能及圣祖之万一尔。诸臣于朕诞日倘仍照从前建立道场，则自此以后将成定例，在京王公以下及部院等官未免从事靡文，稽迟公事，在外文武大吏，亦恐科派属员，贻累地方。且以有用之财，供无益之费，既非朕以勤俭励有位之心，又非朕以康阜期海内之意，尚虚文而无裨实政。朕甚无取焉，特宣布中外于朕诞日毋得建立祝寿道场，但冀内外诸臣各殚厥心，勉襄化理，勤修职业，利济苍生，以慰朕宵衣旰食之焦劳。[49]
    谕旨宣布此后不再举办类似康熙的万寿大典，这也使得雍正在位期间西直门外至畅春园一带再没有出现《万寿盛典初集》所描绘的景象。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为太后多次举办万寿节，自己也在八十大寿时举行万寿盛典，并仿《万寿盛典初集》的体例也编绘了《八旬万寿盛典》，只不过此时期乾隆园居听政的重心已经转到了圆明园，盛典的部分场景也设在了与圆明园有关的地段。
    雍正虽然没有在西直门外海淀一带举行庆寿典礼，但是他很注意御道的修补维护和两侧植树绿化事项。从《大清会典则例》记载的资料来看，雍正二年（1724年）发布“谕九门石路损坏行走维艰，交工部步军统领公同详勘，将应修补之处确估，以次修理。再西直门外石路修至髙梁桥，畅春园石路有损坏者，亦着修理，此工着动内库银。”[50]同年，又发布御道种树谕旨，着人“自西直门、徳胜门至畅春 园沿涂皆着种柳，岔道亦着栽种，皆着动用钱粮，栽完树木令人看守”。次年（1725年）又发布命令，“种树令保活三年，如三年内有枯焦者，原种树官补种，如各该地方官不敬谨看守，以致树木被人折坏，牲畜啮伤及偷盗者，并令各该地方官补种”。令地方官小心看护，保证树木的存活率。雍正四年，“奏准西直门至畅春园栽柳九千二百九十七株，徳胜门至娘娘庙栽柳三千二百三十四株”[51]指出具体栽种的 柳树数目。之后又在雍正六年（1728年）八年（1730年）十年（1733年）多次发布谕旨，责令内务府、顺天府尹、宛平县等官员种植、养护御道柳树。雍正在这一带植柳，考虑的应该只是北京西郊常见和适合存活的物种，不过，这也正与晚明时期此处私家园林和道边水旁广植垂柳的习惯暗合。
    雍正帝即位后，其园居听政的地点变为圆明园，畅春园的地位随之下降，但也一直保存完好。雍正、乾隆二帝在此先后建筑恩佑寺、恩慕寺，将此处变为寄托哀思和怀念亲情的地方。此后畅春园地位基本保持不变，直到I860年与圆明园一起毁于兵火，1900年庚子事变时再次遭难，几乎夷为平地。
    
    （二）清初皇家园林游赏特点与晚明士民休闲之风的延续
    
    
    康熙皇帝在明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旧址上建造畅春园，其性质从私人园林变化为皇家园林，自然对园林周边的城市空间功能有影响。这一带已成为皇帝、官员等身份的人员往来的区域。这一点在上文已经论及。有意思的是，畅春园的修建虽然引起了这样的变化，但是从现所知的资料来看，康熙君臣对这一片区域景观的观赏，有意无意地沿袭了晚明的游赏风尚。如前所述，晚明京城西郊士民游赏的重点是此处的水景、春日踏青（赏柳、赏牡丹、芍药等（西郊观稻、西湖赏荷等。夏日至西湖观赏荷花的传统应该保留到了康熙时期。康熙《宛平县志》记有此时的“宛平新八景”，其中就有“西湖莲径”一景，并注明“在西直门外”[52]。顺天府旧八景中，与西郊有关的有“西山霁雪”、“玉泉流虹”两处，清初仿照而来的宛平新八景则有“西湖莲径”“山轩御笔（在来青）“竹墅龙湫（在碧云寺）“退谷水源（在卧佛寺）等四处位于西郊及海淀一带。“西湖莲径”一景后世虽然提及的资料较少，但从康熙《宛平县志》的记载来看，此时期仍然是名胜之一。
    畅春园一带的稻田，继承晚明以来西郊景观的传统，同时也有自己的新发展。清初帝王都很看重西郊的稻田，从其御制诗文来看，多次提到畅春园外的稻田。康熙曾有《畅春园观稻》诗，诗有“七月紫芒五里香，近园遗种祝祯祥”[53]等句。乾隆亦撰有《出畅春园观稻至泉 宗庙》一诗，有“鳞塍处处绿苗芃”“欲穂秧苗过雨青”等句；又撰有《出畅春园门自堤上至泉宗庙即景杂咏》，有“水田千罫都芃绿，多少殷心个里存。暑雨全收快霁宜，豆苗稻穗曝秋曦”两联，描述园外一片农田水稻的田园风光。对于北方的水土情况而言，能种植大片的稻田殊为不易。据1940年金勋撰着的《成府村志》记载，自康熙朝开始，“由江浙两省，奉旨调派优秀之农人来京应职”，“奉旨开辟稻田三百六十顷”，这些农民也受到优待，“其制服奉旨勅穿黄布马褂”。另外，又“奉旨设稻田厂、御米仓，青龙桥南路路北，管理一切稻田事务”。如此大张旗鼓，只是因为这一片稻田“田号御田，帝王本身之地也”，从稻田收上来的租子，成为“王后脂粉之费”[54]气种御田的农民从玉泉山引来水流，种稻之余，也种植莲藕、荸荠、芡姑、菱角等水生植物，使得这一片地区犹如江南水乡。明代的稻田如何栽种，又由何人种植养护，还未有文献资料证明。而清初期的稻田景观的形成，完全是由朝廷力量来主导，可以视作人工景观的开发，或者是作为皇家园林畅春园外围景观的一个重要部分。
    有意思的是，这些来自江浙奉旨种田的农民，还开发出了一个娱乐活动——秧歌。据《成府村志》称，清朝晚期，“成府以秧歌会最有名望”，这种名为“秧歌”的民间艺术形式，“始于康熙、雍正，盛于乾隆。秧为稻田插秧之歌，为且插且歌之词，有单唱，有对唱，有群唱之词”。这种秧歌的来历，是“在这些南省农人吃饭休息的时候，在大柳树林之中，铺上席，大家聚餐饭后”，用竹筷敲击餐具，“慢慢地也能打起成套的谱子”，互相之间“对口唱起渔樵问答来”[55]。这种劳动者在劳作之余自娱自乐形成的娱乐，弥补了这一地区人工雕琢才形成江南水乡景色的遗憾，带来了一股纯朴天然的景象。由晚清时期成府秧歌会颇有知名度的情况来看，这种娱乐形式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新民俗。
    晚明以李园等园林为代表的西郊游赏景观，如水景、泛舟、赏花等，随着畅春园在李园旧址上的修建，基本保留了这些景观因素。畅春园的景观建设，保留了李园原有的水域和部分楼台，据《畅春园记》称，“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当时韦曲之壮丽，历历可考，圯废之余，遗址周环十里，虽岁远零落，故迹堪寻，瞰飞楼之郁律，循水槛之逶迤，古树苍藤，往往而在。爰诏内司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值，不役一夫。宫馆苑蘌，足为宁神怡性之所，永惟俭徳，捐泰去雕。视昔亭台邱壑林木泉石之胜，絜其广袤，十仅存夫六七，惟弥望涟漪水势加胜耳。”[56]如果所言属实，则是在李园的园林规划基础上，稍加 修缮，面积仅有李园的十之六七，水域面积却更加突出。畅春园的右路建筑有澹宁居、渊鉴斋、佩文斋、清溪书屋等，都是康熙及其臣子处理事务的地方。公事之余，康熙君臣常同游畅春园。从康熙君臣留下的诗文看，畅春园游览常与泛舟、赏花、观稻等主题相关的资料最多。如康熙时受命编纂《康熙字典》的大学士张玉书，曾撰有《赐游畅春园玉泉山记》一文，记载了暮春四月，张玉书等臣子与康熙一起游览畅春园、静明园。此时畅春园的春景是：“四月初四日辛未，上御畅春园内澹宁居，大学士伊某等以折本请旨毕，上传大学士伊某、阿某、王某、张某，尚书库某、马某、索某、图某、沙某、班某，左都御史沙某、侍郎常某、席某、朱某、安某、满某，学士德某、常某同进畅春园看花，从澹宁居右边人至渊鉴斋前沿河堤。上列坐赐饭毕，诸臣纵观岩壑，花光水色，互相映带。园外诸山历历环拱如屏障。上御船绕渊鉴斋而下，命诸臣从岸上随船行。诸臣过桥向西北行，一路目不给赏，至花深处。是时丁香盛开，共数千树，远近烂漫。上登岸，命诸臣随行。遇名胜处辄亲赐指示。诸臣得一一见所未见。游毕回至渊鉴斋前，谢恩而出。”据“四月初四辛未”的干支来推算，此时应该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君臣在畅春园内的游览路线，是园内西路的风景，赏花光水色，正是此处的特点。又过两日，康熙又命这些臣子陪同游览静明园，之后，“上传谕诸臣俱乘船回，各家人役皆携幞被先至西直门伺候……上遂登舟，留大船二只，一赐亲王乘坐，一令诸臣并载，并差员前往启阐。沿途稻田村舍，鸟鱼翔泳，宛然江乡风景，而郊原丰缛气象，又为过之，诸臣至西直门登岸，莫不踊跃欢欣，庆圣世泰交之盛，自卷阿游歌以后，旷世仅见云。”[57]这条路线是从西 山至西直门的水路，沿着水系而下，沿途两岸田园风光，观稻田风景，最后船舶止于西直门。这也同样保留明代晚期的特点，只是这种乘船游览的权利只能由皇室赐予，因为高梁桥旁的码头倚虹堂，已成为“圣驾经行，传膳于此”[58]的地方，因此臣子们纷纷歌功颂德，感激涕零。
    在张玉书游园约十年之后，另一位名臣高士奇也游览了畅春园，并且比其他臣子所亲见景观更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三月，高士奇随着南巡归来的康熙到了北京，受到皇帝的礼遇，除大量赏赐外，还给他在畅春园中“遍观园中诸景”的机会，以示优待。据高士奇《蓬山密记》[59]记载，他当日游览所见，园内花木景观保持了与晚明相似的品种和风格。比如牡丹的种植，有渊鉴斋后“篆竹两丛，猗猗青翠，牡丹异种，开满阑槛间。国色天香，人世罕睹”；有蕊珠楼“楼下牡丹益佳，玉兰高茂”。园内其他品种花木繁茂，渊鉴斋后有“玉兰腊梅，岁岁盛开。时，左有长轩一带，碧棂玉砌，掩映名花”，湖岸有绛桃堤、丁香堤，“绛桃时已花谢，白丁香初开，琼林瑶蕊，一望参差。黄刺梅含英耀日，繁艳无比”，天馥斋前“皆植腊梅，梅花冬不畏寒，开花如南土”。与晚明园林风格不同，畅春园内观澜榭往北，湖岸边“皆种塞北所移山枫、婆罗树”，蕊珠院西岸，有“葡萄架连数亩，有黑、白、紫、绿及公领孙、理理诸种，皆自哈蜜贡来”。山枫、葡萄等植物，是从塞外及新疆哈蜜移植而来的品种，应该与北京原有的植物不同。另外，岸上还有白鹤、竹鸡等飞禽走兽，其中有“白雁笼近水侧，饮啄自如。上谓臣曰：‘塞外雁有六种，此乃另一种。在塞北极远，霜未降时，始人内地。瓯脱之人，用占霜信’”。竟然也是塞外极北之地飞来的大雁。结合清朝兴起于关外，又极关注西北地区的战事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些动植物的物种来自北方和西北，康熙帝还特意进行介绍，可见是颇有满清朝的特色。李氏清华园原本有挹海堂等高楼亭台，专为登高远眺西山，所谓的“高楼斯起，楼之上斯台，平看香山，俯看玉泉”[60]。畅春园湖中西北岛上，在清华园旧楼基础上建起蕊珠院，有“高楼七楹”，“上命臣登楼，楼梯宛转，凡四曲折，乃登不觉其高。遥望西山，若在檐左”。可见蕊珠院高楼的设计保持了原有的登高西望的特点。另外，李园原本以水景取胜，“水程十数里，舟莫或不达”，高士奇当天在园游览的路线，有部分即是泛舟而行。从佩文斋开始，“随上登舟，命臣士奇坐于鹆首，缓棹而进，自左岸历绛桃堤、丁香堤……麇鹿埠麂，驯卧山坡，或以竹篙击之，徐起立视，绝不惊跃”。所见的景色是从游船的视角出发。之后达到蕊珠院，经天馥斋、雅玩斋等地，回程时“登舟棹船，二女皆淡红衫，石青半臂漾舟，送至直庐”。可见仍是从湖面水路返回。与上述张玉书等人游园行程相比，当时康熙从渊鉴斋乘舟出发，佩文斋与渊鉴斋相距不远，应该是同一处码头出发，可见这也是康熙时期君臣同游时水路的起始点之一。
    由张玉书、高士奇等人的记载可知，畅春园及周边的景观在维持晚明以来的观稻、园内水景及长河泛舟等特点，同时景观也增加了动植物方面的新内容。当然，这种景观的赏玩虽然部分保持了晚明以来的风尚，但是赏玩的人员却仅限于皇室人员，以及部分获得优待的臣民。赏玩的心境自然也不再是明末士民们狂欢的心态。这也正是畅春园作为皇家园林的地位所带来的影响。巧合的是，继高士奇游园之后又十年，有一位安徽盐商程庭也有幸到畅春园周边游玩。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十大寿，准备举行万寿盛典，各地官员士绅有资格的都来京祝寿。安徽盐商程庭也在赴京的行列，之后以《停骖随笔》一文记录下赴京祝寿觐见的全过程。在书中，他提到自己到畅春园周边游览的经过，“（三月）二十九日……御苑西偏绕长堤而行，约五里有湖焉……隔堤稻田千顷……再五里人山，欲观泉发源处，见苑门扃固……有宿卫守护，禁不得人。循墙徘徊，闻水声潺潺。”[61]这段游览禁苑、过其门而不得人的遭遇，应该是此时期平民到此游览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随着畅春园的修建，园子周围兴起了公侯园邸、官员居所、军营等。例如宗室的赐园有近春园、熙春园等，环拱着畅春园。晚清时期满人震钧《天咫偶闻》就回忆了当时畅春园附近人气兴旺的原因：“海甸，大镇也。自康熙以后，御驾岁岁幸园，而此地益富。王公大臣亦均有园，翰林有澄怀园，六部司员各赁寺院。清晨趋朝者，云集德胜、西直二门外，车马络驿。”[62]这种人流往来也带来了畅春园附近，尤其是灯笼库一带的商业发达，因此同时兴起的还有酒楼茶肆等为之服务的产业。人们在“公事毕，或食公厨，或就食肆。其肆多临河，举网得鱼，付之酒家，致足乐也。故彭咏莪有《与陈硕士饮海甸酒楼》诗。当是时，百货非上者不往，城中所用，乃其次也”[63]。随着畅春园这座皇家园林的兴建，以畅春园为中心，海淀周边的往来人员的社会阶层有所变化。相比而言，明朝在此处出没的多为文人、市民，或者以休闲为目的达官贵人；此时期则为帝王公侯、在朝文武官员等人，来往的目的是因为公务。另外，再随着畅春园附近驻守军营的建立，海淀一带逐渐成为一个个分割开来的禁区，不再是普通文人、市民随意往来游玩之处。例如明代士民在高梁桥一带泛舟水嬉的风俗，在此时也有了改变，因清朝“都城昆明湖、长河，例禁泛舟。十刹海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64]。二闸，即庆丰闸，为京城东边通州京杭运河的一段水路。“由京至通，来往相属，行人亦赖之。”每到春夏时节，市民大多选择到此地泛舟，其盛况有，“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内城例自齐化门外登舟，至东便门易舟，至通惠闸。外城则自东便门外登舟。其舟或买之竟日，到处流连。或旦往夕还，一随人意。午饭必于闸上酒肆。小饮既酣，或征歌板，或阅水嬉，豪者不难挥霍万钱。夕阳既下，箫鼓中流，连骑归来，争门竞人，此亦一小销金锅也。”[65]从震钧的记载中可知，清朝京师民众对于泛舟、观赏水景的地点选择已经从西郊转向东郊，而其转变的直接原因即是因为西郊畅春园这座皇家园林的兴起而带来的地理空间功能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也有京杭运河通惠河段在晚清时期逐渐失去漕运的功能，最后变为民众水嬉之处。这种风尚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通惠河庆丰闸一直是民众出游行船的最佳地点。
    因此，有清一代，北京西郊逐渐失去了士人集会和市民民俗时令活动的空间作用。晚明的士民西郊郊游的习惯和风俗已经被悄悄改变，此时出现在各类史料中的北京西郊，已经大多是回忆前朝，或者今昔对比的性质。上文提到《天咫偶闻》一书，由生活于清末的京师本地人震钧撰着，成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专记北京政治、文化、掌故等内容。该书被认为是与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等相同的回忆录式笔记著作，因此书中对于明清京城士民西郊游览风俗的变化有大段记载，“西直门而西北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去城最近者，为高梁桥。明代最盛，清明踏青多在此地。今则建倚虹堂船坞，御驾幸园，于此登舟。沿河高楼多茶肆，夏日游人多有至者，而无复踏青之俗矣。南岸乐善园久毁，近又以墙围之。再西则为可园，俗称三贝子花园，今亦改为御园。又西北岸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成邸所书。后牡丹渐尽，又以海棠名。树高两三丈，凡数十株。国花堂前后皆海棠，望之如七宝浮图，有光奕奕。微风过之，锦茵满地，今海棠亦尽。又西北岸大正觉寺，俗称五塔寺，今亦毁，惟五塔存。”这是存留在清人记忆中的晚明西郊一带的景致，在清初已经大部分成为遗迹。清初期修建畅春园，“自康熙以后，御驾岁岁幸园，而此地益富”。这种状况维持到1860年英法联军人侵，“自庚申秋御园被毁，翠辇不来。湖上诸园及甸镇长街，日就零落。旧日士夫居第，多在灯笼库一带。朱门碧瓦，累栋连甍，与城中无异。后渐见颓废，无复旧时王谢燕矣。迨乙酉秋，余往游于长堤上。遇老园户为言当日事，且指山上某处为先帝所最喜临幸；某处为扈跸诸臣所坐起，大有连昌宫老人谈天宝之概。乙酉冬，有诏：‘天下今已太平，可重修清漪园，以备临幸，改名颐和园。’于是轮蹄复集。然官民窘乏，无复当年欢趣矣”[66]。经过几场兵火，这一带的衰落，仅靠皇家园林的修建，已经是无法挽回了。因此，时代条件不同，清初畅春园在李园旧址上重建，与晚清时期颐和园在清漪园旧址上重建，一个起到振兴西郊经济、改变城市空间功能的作用，另一个则无法再重建起以皇家园林为中心的地区经济。
    总之，北京城西郊一带城市空间功能，在晚明清初时期经历了一场变化。晚明时期，这片地域有以李园、勺园为代表的园林建筑，带动了士绅阶层的雅集、赏玩的风尚。另外，从西直门经高梁桥，至西山一带，晚明时期形成一个民众娱乐的空间，每月祭拜娘娘庙、清明踏青、簪柳、荡舟，百戏汇集，这都表明了这片区域所承载的城市功能，也成为明代京城的风俗之一。人清之后，李园、勺园等园林遭到兵火焚毁，不复旧观。民众遭逢大变，赏玩之风大减，从清初谈迁在西郊游历所见的萧条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直到康熙帝在李园旧址上修建畅春园，这片地区才又重新繁荣起来。与晚明时期不同，此时这片区域往来人员的目的大都是围绕着畅春园为中心。有建起赐园和私邸的宗室，赁居的参政官员、工匠，奉旨种田的农人，环拱着畅春园而兴起。皇帝和这些人员还频繁往来于京城和西郊之间，形成一条西直门到畅春园的御路，以及其他来往交通的道路，随之又相应兴起各色为之服务的商业经济，涉及日常的成衣铺、面馆、酒肆，以及钱铺、银铺、药室等，这是与晚明时期不同的另一种繁荣景象。康熙为庆祝六十大寿而举办的万寿盛典，可以说是这一片空间被官方利用得最为充分的一次活动。这片空间随着畅春园的修建兴起，也随着畅春园的没落而逐渐衰落。雍正、乾隆朝把园居的重心转向圆明园，畅春园的地位逐渐降低。I860年和1900年两次兵火，使得包括畅春园在内的海淀三山五园都一起两度遭到重创，畅春园最后只剩下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山门。海淀西郊这片区域也变为盗贼出没的荒郊，无复皇家园林的旧观，即使晚清又修建颐和园，也没能重新恢复到兴盛时期。清末民初，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在此处购地兴建，燕京大学购买了原勺园一带的弘雅园、自怡园、鸣鹤园，又购买朗润园、侗五园等几十处地产，建起新校园。这种新的建筑群体，带来了新的气象，“因此成府村大为兴盛，风俗为之一变。成府界，清华、燕京两大学之中心，已成文化区域，建筑日盛，西街铺户添了数十家之多”[67]。这些商铺除了必不可少的食铺饭馆之外，增加了针对学生的文具店，与时代流行风尚紧密相关的男女西服店，甚至有售卖啤酒、汽水、冰激淋等时髦物品的小铺。[68]这与明末由士绅园林和民众自主形成的娱乐休闲功能不同，也与清代围绕畅春园等皇家园林为中心的空间功能不同，而是以大学校区为主的文化区域。这种变化，再次给我们展现了城市空间中自然地理与人文经济相结合，就能不断发展，推陈出新，演化出不同形式的城市空间功能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