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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第81-89页。 作者简介：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08)。 摘要: 明初立历代帝王庙于南京，嘉靖再建于北京，乃是遵循崇祀开国而有德行之君的原则，并以其重臣从祀。明清更替之后，清朝逐步扩展崇祀的对象，康熙末年大肆增加，乾隆中期最终确立188位帝王为崇祀对象，79位名臣从祀，成为一个重要的宣示正统的祭祀场所。自从北京再建之后，朝鲜朝天使就开始关注历代帝王庙，尽管他们并没有自由观览的机会，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记录。燕行使自康熙末年以后，就有在北京游览的自由，历代帝王庙是他们必定游览的场所，他们的记录相当细致全面。不管是朝天使还是燕行使，对于帝王的选择与神位的排列，都表现出困惑。燕行使甚至对明朝诸帝神位列入庙中，表现出伤感，因为他们的思想中，唯有朝鲜王朝才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透过他们的观览与记录，即可感受到明清中朝文化交流的某些特点；而从朝鲜使臣的视野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历代帝王庙一些新的层面。 关键词：历代帝王庙；朝天使；燕行使；明世宗；康熙帝 洪武六年(1373)，历代帝王庙始建于南京，嘉靖九年(1530)，再建于北京，乃是明清两代王朝极为重要的祭祀场所，明清宫廷重要的皇家庙宇。主体建筑，至今尚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努力，将历代帝王庙恢复重建，现在是北京市重要旅游景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学术界有关历代帝王庙的研究，亦发表了不少论文。①对于历代帝王庙的建制沿革、明清两代皇帝对于历代帝王庙的用心以及历代帝王牌位的尊奉等等问题，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在明清两代帝王与朝臣关注的同时，作为经常往来于北京与汉城之间的朝鲜使臣，在游览北京时，也对历代帝王庙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们是如何看待历代帝王庙的?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略加探讨，或许有助于补充我们对于历代帝王庙的认识，也有助于明清中朝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一、明朝历代帝王庙之创制与朝天使之观感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洪武六年(1373)，“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②，“以答禄与权言”③，“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正殿五室”。④分别崇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高祖(后以唐太宗代替)、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次年，庙成，“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朱元璋亲自祭奠。后不幸遭火灾焚毁，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重建竣工。重建之时，洪武二十一年(1388)，礼部尚书李原名建议，设立从祀诸臣⑤，“于是定以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愽尔忽、愽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有七人从祀历代帝王庙”。⑥乃是辅佐诸开国之君的重臣，这样就奠定了历代帝王庙崇祀的基本格局。 从最初崇祀对象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主要对象是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君，但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并不在崇祀之列，认为他们功德有亏，故而未列入。第二，尽管朱元璋起兵时，曾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元世祖却在崇祀之列，体现了他承继元朝以来的大统。与此同时，朱元璋“命建历代帝王庙于中立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庙”⑦，以示特别重视。这种帝王庙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了宣示正统之意。南京建庙之同时，在中都凤阳，也设立了同样的帝王庙，规制样式，一如南京。 朱棣借“靖难之役”，推翻建文政权，即位不久即迁都北京，各种制度加以重建，南京依然保存旧制。但历代帝王庙在北京并未重建，而是保留南京的旧庙。明世宗继位后，经过“大礼议”的洗礼，明礼制有很大变化。嘉靖九年(1530)，遂令在北京西建历代帝王庙。十一年(1532)夏，庙成。北京历代帝王庙重建之后，出现两个变化：第一，南京的帝王庙有塑像，北京则只设神位，不立塑像，简单化了。第二，将元世祖的神位撤除。最初庙成之时，尽管有翰林院的人上奏，请求撤除元世祖神位，部议不准，认为祖制不得违背，遂得以保留。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庚子，“礼科给事中陈棐言元世祖以夷乱华，不宜庙祀，下礼部，集廷臣议如棐奏”。⑧明世宗遂听从建议，将元世祖及其从祀诸臣撤除，南京历代帝王庙亦撤其塑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因为嘉靖一朝“北虏”问题，始终非常严重，成为朝中不得不应对的棘手问题，故而贬斥之声不绝。明世宗最终采纳这种意见，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于历代帝王庙这样的变化，朝鲜朝天使⑨们未必清楚。不过，当时的朝鲜王朝尊奉“慕华”的原则，行“事大”之礼，对于明朝的文物制度都极为关心。事实上，当时的朝天使到北京后，行动并不自由。明朝初年，朝鲜使臣较之别国使臣，行动较为自由。《稗官杂记》载：“本国陪臣到燕，旧无防禁。”《明实录》亦曰：“先是，四夷贡使至京师，皆有防禁，五日一出馆，令得游观贸易，居常皆闭不出，唯朝鲜、琉球防之颇宽。”⑩但是，嘉靖年间明朝臣发现朝鲜使臣购得地理志《大明一统志》等书，认为于国不利，应当禁止，“因闭馆门，俾本国人一切不得出入，遂成故事”。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国王派礼曹判书苏世让出使明朝，要求礼部放宽门禁，明朝遂以五日一次，开放门禁，朝鲜正使及书状官方可出馆游观，其他人则不得出馆。这个政策只实行一二年就又严格起来。凡朝鲜使行人员，不得随意出馆门，即便公事出行，必有票帖方能出去，否则严禁出入。(11)以后朝鲜使臣之门禁时严时宽，但并无根本变化。李民宬(1570-1629)于万历三十年(1602)出使明廷，只有公差之时，才能出馆，否则皆留于馆中。即如其言：“(二月)初四日在馆。初五日在馆。初六日在馆。初七日在馆。初八日在馆。初九日在馆。初十日在馆。自初四日至初十日，以释奠致斋，郎官皆不坐。”(12)因为明朝郎官不在朝，李民宬等只好在会同馆舍干耗着，根本就不能外出游观。使行完毕，临回国前，又有数日在馆滞留，从三月十四日开始，到二十二日，皆留馆不出。其言：“十三日谢宴。十四日在馆。十五日在馆。十六日在馆。十七日在馆。十八日在馆。十九日在馆。二十日在馆。二十一日在馆。二十二日在馆。”(13)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北京的游观可以说极为有限。即便这样，还是留下了他们对于历代帝王庙的相关记录。 郑士龙(1491-1570)是较早记载历代帝王庙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庙成，嘉靖二十三年(1544)，郑士龙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曾路过此庙，并留下了一首诗曰：“演礼朝天两过门，仰瞻神彩绚朝暾。祀从圣祖修来远，制到明时礼益尊。联庑勋庸环配食，贞珉奎藻焕皇言。虚无崇奉殚民力，往代规为不足论。”(14)诗中揭示他曾两度从历代帝王庙门前经过，或许就此游览了此庙。这恐怕是朝天使最早记录北京历代帝王庙的诗。 朝鲜性理学家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分别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万历三十九年(1611)，两次出使明廷。第一次为书状官，以贺圣节出使。第二次因为明中极殿、建极殿火灾，以进慰使再赴京师。使行途中，或许有机会观览历代帝王庙。在其百科全书式的名著《芝峰类说》中，有专门讨论历代帝王庙的条目，录之如次： 中朝历代帝王庙神版告文称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按《史记》：黄帝号有熊氏，姓公孙，后改姓姬，名曰轩辕。《续文献通考》、《吾学编》等书，以为改以黄帝有熊氏可矣。且尧舜之称，据《史记》则尧、舜为号，而放勋、重华为名。据《尚书》则尧、舜为名，而放勋、重华为赞辞。又《孟子》放勋曰云云详。放勋，本史臣赞尧之辞，孟子因以为尧号也，然则从《尚书》似是。 按：洪武中，立历代帝王庙。岁仲春秋，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汉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后以文王虽基周命，终守臣节；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祀，祀于陵。至嘉靖朝，又罢元世祖祀。从祀名臣：风后、力牧、皐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俊(浚)，凡三十二人。余谓稷、契之不预从祀，盖以商周之祖也。(15) 这是朝鲜著作中比较系统介绍历代帝王庙的，其对历代帝王庙崇祀人员的介绍，有些明显的出入。第一，作者对于历代帝王庙的建制沿革，比较清楚，了解从洪武到嘉靖年间的变化。第二，特别提出嘉靖年间罢元世祖之崇祀，故从祀名臣中，没有木华黎、愽尔忽、愽尔术、赤老温、伯颜五人。第三，李睟光对这个崇祀名单略表不同意见，“余谓稷、契之不预从祀，盖以商、周之祖也”，在他看来理应将稷、契入崇祀之列，因为他们是商、周的始祖。他这么看，也是不大理解朱元璋最初创建历代帝王庙的用意。 李民宬(1570-1629)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以王世子册封奏请书状官，出使明朝；天启三年(1623)又以奏闻使书状官，再度出使明廷。第二次赴京时，他游览过历代帝王庙。借参稽演示礼仪，得以观览。在他的《朝天录》中，有过如下记录，其曰： (天启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乙巳，参再度演仪，谒历代帝王庙。庙在景德街，神农、伏羲、少皞、高阳、黄帝、尧、舜、汤、武，位于正殿。汉高帝、光武，配于东。唐太宗、宋太祖，配于西。名臣则东庑，自风后而终于岳飞；西庑自力牧而终于张浚。其间取舍，有不可晓者多矣。夕，伴送许选辞归。(16) 可见，李民宬观览历代帝王庙后，颇多疑惑，就是为何选某帝王、某臣，他十分疑惑，故言“其间取舍，有不可晓者多矣”，明代朝鲜朝天使在宫中并无行动自由，他们外出参观的可能性比较小，他提及参观之时，由伴送官许选陪同。他写了一首《历代帝王庙》的诗曰：“凤城西陌郁岧峣，古殿阴阴锁寂寥。圣帝经纶垂后世，宗臣勋业炳前朝。日临彩幄龙文动，风入修廊羽葆摇。坐久松林清籁起，却讶笙鹤下层霄。”(17)可见，朝鲜朝天使们尽管在北京期间，并没有自由外出游观的机会，但他们还是在北京城里行走之时，注意到了历代帝王庙，最早的记录出自郑士龙，而李睟光与李民宬两次赴京，他们二人游览过历代帝王庙，对于此庙的记录也较为详尽。不过，他们的字里行间，显露出对历代帝王庙的帝王选择与座次安排，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留下很多疑问。从中看出，朝天使所关注的层面与明朝君臣并不相同。 二、清代历代帝王庙之变化与燕行使门禁之调整 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入主中原。清承明制，继续沿用历代帝王庙，不过，从顺治开始，就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了改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大肆改造，增添了许多新的帝王。乾隆中期以后，随着门禁的开放，朝鲜燕行使在北京可自由游览，这样就给他们观览历代帝王庙提供了可能性。 顺治元年(1644)六月甲申，清以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18)，以示承继明朝大统，这是清朝宣示正统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顺治二年(1645)三月，“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19)一反明世宗的做法，将历史上各游牧民族政权帝王神位，皆请入庙中。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于历代帝王庙。”(20)进一步增加崇祀的帝王，逐渐扩展到更多的帝王。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康熙帝特别颁布谕旨，论及历代帝王庙崇祀问题，制定新的崇祀标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21)一年以后，再次论及此事，“一是对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的君臣都要重视……二是对亡国之君也要具体分析。比如明朝亡国，并非崇祯之过，而是坏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故可祀崇祯，不可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22)礼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拿出入祀名单，164位帝王，79位名臣。尚未来得及上报，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后，礼部以遵大行皇帝康熙圣祖之名，增历代帝王庙中崇祀帝王之牌位，曰： 历代帝王庙，原祀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世祖、唐太宗、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二十一位。今拟增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扄、厪、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元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皇帝、文宗、宁宗、明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皇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皇帝、凡一百四十三位。其从祀功臣。原祀黄帝臣风后、力牧，唐虞臣皋陶、夔龙、伯夷、伯益，商臣伊尹、傅说，周臣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汉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唐臣房元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张巡、许远、李晟，宋臣曹彬、韩世忠、岳飞，金臣斡鲁、粘没喝、斡离不，元臣木华黎、伯颜，明臣徐达、刘基三十九人。今拟增黄帝臣苍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侯、仲山甫、尹吉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辽臣耶律曷鲁，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元臣不忽木、脱脱，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凡四十人。得旨：是。依议速行。(23) 这次调整，历代帝王庙的崇祀有着关键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从明初朱元璋创设历代帝王庙开始，一直以开国之君为主要崇祀对象，直到顺治年间，增设几位君主，还是依从这样的原则，并无实质上的改变。而此次将崇祀对象扩展到历史上大多数帝王，数量大大增加。原来只崇祀21位帝王、39位大臣，现在增加了帝王143人，帝王数达到164人；又增大臣40人，大臣数达到79人。人数大大增加了，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这也是清朝在建构正统问题上的一次努力。 第二，重视游牧民族所建立王朝帝王的入祀，其中辽朝5位、金朝3位、元朝9位，这三朝入祀帝王比较多。《清史稿》言：“初，明祀历代帝王，元世祖入庙，辽、金诸帝不与焉。至是用礼臣言，以辽、金分统宋时天下，其太祖应庙祀。元启疆宇，功始太祖，礼合追崇。从祀诸臣，若辽耶律赫噜，金尼玛哈、斡里雅布，元穆呼哩、巴延，明徐达、刘基并入之。”(24)这样，崇祀的对象增加，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给予同等对待，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特性。 第三，凡德行有亏、昏庸无道、亡国之君、分裂时期的帝王，不被录入。如秦始皇、秦二世、汉献帝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帝王们都没有列入。明朝建文帝、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四帝未录入，但崇祯帝被录入，诚如前面提到的，康熙帝认为明朝亡国，应从万历帝开始算账，光宗、熹宗皆责无旁贷，却让崇祯背负亡国的骂名，不公平。故录崇祯入祀，而舍神宗、光宗和熹宗。 乾隆年间，对于入祀帝王神位，继续完善。乾隆元年(1736)，将建文帝神位入帝王庙中，设位明太祖下。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乾隆帝看《大清通礼》，又查看了康熙帝命增祀谕旨，感觉大臣们理解有误，遂下旨撤汉桓帝、灵帝神位，增东西晋、北魏、前后五代等21位帝王神位入祀，使入祀帝王达188位，从而使崇祀人数最终定谳，从祀名臣则未增加，不过，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关帝庙，算是增加了一位从祀名臣关羽。 清朝在调整历代帝王庙崇祀帝王神位之时，他们对于藩国朝鲜王朝的政策，也一直在调整之中。入关前对朝鲜使臣控制极严，入关后则不仅大肆减少岁贡，而且对于朝鲜燕行使的赴京限制也逐渐放宽。朝鲜王朝君臣坚守程朱理学之华夷观，视清朝为夷狄，自视为“小中华”，尽管政治上被迫臣服清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标尊周思明策略，在文化心态上贬斥清朝。(25)清朝则反其道而行之，逐步向朝鲜施恩，而优待朝鲜使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26)就门禁而言，清入关前控制甚严，入关后相当宽松。“三藩之乱”以后，康熙对朝鲜使臣，大开方便之门，以后门禁形同虚设。朝鲜使臣可任意出入馆舍，使臣带来的子弟亦可以任意游观。(27)乾隆年间，燕行使们在北京期间行动自由，毫无障碍。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1731-1783)对门禁有过详细记述，并有所评论曰： 贡使入燕，自皇明时已有门禁，不得擅出游观，为使者呈文以请，或许之，终不能无间也。清主中国以来，弭兵属耳，恫疑未已，禁之益严。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谓东房不足忧，禁防少解，然游观犹托汲水行，无敢公然出入也。数十年以来，升平已久，法令渐疏，出入者几无间也。但贡使之子弟从者，每耽于游观，多不择禁地，衙门诸官虑其生事，持其法而操纵之，则为子弟者倚父兄之势，呵叱诸译，以开出入之路。诸译内逼子弟之怒，外惧衙门之威，不得已以公用银货行赂于衙门，以此贡使之率子弟行者，诸译心忌畏之如敌仇，凡系游观，务为秘讳，如山僧厌客而匿其名胜也。(28) 由此可见，康熙末年以后，清朝对于朝鲜燕行使的门禁，根本就不是问题。使臣可以随时随意出入，四处游观。更有甚者，燕行使臣所带去的随行子弟，往往不择禁地，随心所欲，哪儿都敢去，以至于朝鲜燕行译员，怕他们惹是生非，若有游观之事，故意不告知他们。其实，就洪大容本人来讲，他就是随其叔父前往北京的，他自言：“自身无职，欲一见中国，随季父之行而来。”(29)他在北京期间，行动非常自由，毫无限制，在北京市内，随意游观。洪大容与同去的平仲，在琉璃厂邂逅浙江举子严诚(1732-1767)和潘庭筠(1742-?)。初次见面，他们双方相谈甚欢，十分投机，彼此都感觉相见恨晚。在京交往长达月余，饮酒赋诗，竟日作诗赋雅会，书函往来不绝，互赠礼物，竟成莫逆之交。(30)正因为清朝大开门禁，对朝鲜燕行使臣控制极其宽松，朝鲜使行人员方可随意出行，到处游观，即便与清朝官员儒士私下往来，亦毫无限制。这种自由是出使明代的朝天使几乎不可想象的，也从未发生过的。因为燕行使有行动的自由，故而乾隆以后，北京成为中朝士人交往的重要场所。 康熙末年以后，朝鲜使臣即无门禁，而燕行使随行人员又极多，没有限制，使团庞大，往往自一百七八十名到三百名不等，既无门禁，又无管束，故有惹是生非者，即便禁止入内参观的地方，他们也假托进贡之使强行进入。即如燕行使记载：“又东里许至一古庙，亦忘其名，而殿凡三重，皆有神像，颇称灵异，故祈祷者如云，而都是女人也。拜跪念祝，纷纭杂踏，跟随家丁，皆排立门前，禁止游人。我隶辈大肆咆喝，辄称万岁爷进贡之使，排闼直入，遂不敢挡阻，诸人始皆随入。”(31)横冲直撞，威风凛凛。为了避免非法之事发生，道光十六年(1836)，礼部奏请设立门禁，使各专其责。规定使行人员来到后，由朝鲜正使委派一名人员负责处理人员出馆之事，将出馆的理由、人数及出入时间写下，交由书状官监督，发腰牌，由大通官按册在馆稽查。(32)遂设门禁，但管理和督促都由朝鲜使行人员负责，清朝官员并不参与。四夷馆只是监督而已，并不真正参与其事。显然设立门禁之意不在限制朝鲜使行人员的行动自由，而是督促朝鲜使臣加强对自身人员的管理，免得他们生事。这样也就意味着，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拥有着绝对的自由，远非朝天使可比，正因此，他们对于历代帝王庙的游览与记录，也就远胜于朝天使。 三、燕行使对历代帝王庙之载录与认识 康熙末年开始，朝鲜燕行使就能自由地在北京进行游览，历代帝王庙成为他们经常游览之所，因而留下了许多的诗文。他们对历代帝王庙，有怎样的认识呢?而这种认识，反映了他们怎样的一种思想状况呢? 首先，燕行使对于历代帝王庙的描述更为细致，对帝王神位的排列记述也更为清晰。大多陈陈相因，试举一例如下： 历代帝王庙，在阜城门内。扁其外门曰帝王庙，其内门曰景德门。正殿凡二层，而皆覆以黄瓦，扁在上层，曰景德崇圣之殿。殿设七龛。而第一龛在中央，奉伏羲、神农、轩辕三皇之位版。左二龛，奉五帝。右三龛，奉夏后氏以下十四世，商汤王以下二十六世。左四龛，奉周武王以下三十二王。右五龛，奉汉高祖以下十世，光武帝以下八世及昭烈帝，晋元帝以下七世，宋文帝以下三世及齐武帝与魏武帝以下八世，陈文帝、宣帝。左六龛，奉唐高祖以下十六世及后唐明宗后周世宗，宋太祖以下十四世，辽太祖以下六世。右七龛，奉金太祖以下六世，元太祖以下十一世，皇明太祖以下十三世。而周之幽、厉，汉之平、桓、灵，晋之惠帝及外此亡国见弑之君，皆不与焉。而大明神宗皇帝亦不得同享焉，似由淸人逞憾之计，而甚可痛恨。庙貌甚崇肃，而皆以丹垩雕刻之。檐角铁罘罳笼之。殿内揭“报功观德”四字。揭一对柱联曰：治统溯钦承德戒兼资洵哉古可为监；正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 又东西两庑，奉历代名臣。东则风后为首。其次苍颉、夔、伯夷，商伊尹、傅说，周召公、毕公、召穆公、虎仲山甫，汉张良、曹参、周勃、魏相、邓禹、耿弇、诸葛亮，唐房玄龄、李靖、宋璟、郭子仪、许远、李晟、裴度、宋曹彬、李沆、王曾、富弼、文彦博、李纲、韩世忠、文天祥，金宗翰，元穆呼哩布呼密，明徐达、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等四十人。西则力牧为首。其次皐陶、龙、伯益，商仲虺，周公、太公、吕侯、方叔、尹吉甫，汉萧何、陈平、刘章、丙吉、冯异、马援、赵云，唐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张巡、李泌、陆贽，辽耶律赫噜，宋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岳飞，金宗望干鲁，元巴延托，明刘基、李文忠、杨荣、李显等三十九人。殿庭设青铜炉八坐，东西庑各二坐。又有青瓦阁，对立左右。即望燎处也。又有四间穹碑。其重修文曰：世祧者迭迁，德盛者不毁。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曰，崇祀之制，肇于唐天宝七载云云。(33) 这段史料的记载，较之朝天使的记录详细得多。不仅将每位崇祀帝王与名臣的称号与名字，都列出来，而且对于其牌位的座次安排，也一一说明清楚。对于此庙的建筑特色，亦有描述，匾额、对联，皆有记录，绝非朝天使的记录可比，十分详尽。同样类似的记录，尚见于《蓟山纪程》等相关燕行录中。一方面说明，燕行使是亲身游历过历代帝王庙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后来者有抄录前者之嫌疑，因为游览名胜相同，越到后来，抄袭前者之事情，屡见不鲜。 其次，燕行使不仅载录历代帝王庙的建筑与崇祀情况，对于祭祀的时间与礼仪，也有载录，这亦非朝天使所能比。即如： 凡祭祀日，礼部每岁九月，劄钦天监选择，知委太常寺，致斋则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太常寺前期一日进斋戒铜人牌。天地坛、祈谷坛、太庙社稷为大祀，皆皇帝亲祭，或遣官代行……历代帝王庙及文庙先农坛，或特行亲祭，其余遣官代行。太岁、神祇等坛及先医、东岳、城隍等庙为小祀，亦皆遣官致祭……以子时祭历代帝王庙。庙在西阜城门内……祭礼则乐章各异。祝版则白纸墨书。以黄纸镶边。祝文则自伏羲以下至明太祖列书曰：仰惟诸帝，昔皆奉天抚世，创治安民。德不忘报。兹因仲春仲秋，谨以牲帛酒醴庶品之仪，致祭于诸帝云云。(34) 燕行使观察十分仔细，了解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在每年仲春、仲秋举行，或皇帝亲祭，或遣官代行。对于乐章、祝文，皆有介绍，可见，他们是亲自观察过祭祀仪式的。 再次，对于庙中所立明代诸帝神位，朝鲜燕行使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对于明神宗神位不被列入表示不满。诚如上文所引资料提到，“而大明神宗皇帝亦不得同享焉，似由清人逞憾之计，而甚可痛恨”。明神宗在朝鲜王朝有着崇高的地位，认为对朝鲜有“再造之恩”，但却没有发现神宗皇帝的神位。很显然，朝鲜燕行使无法体会清朝不立神宗神位的原因。另一方面，朝鲜王室在宫中设立大报坛，儒林在万东庙分别崇祀明太祖、明神宗、崇祯皇帝，但看到历代帝王庙中明朝诸帝之神位，又产生出一种特别的反感。即如成海应所言： 万历之恩，浃洽于东土，乃满洲之族，残我皇朝，迁皇朝列祖之庙，入于历代帝王庙，与金、元杂种者列，见者莫不悲酸!况东人之心乎!四  四笾，固薄仪也，得以是而荐其诚，虽在穷山幽昧之中，未尝不格于皇灵!(35)
感觉把明朝诸帝与金、元诸帝同列，乃是绝不可原谅之事，“见者莫不悲酸”，认为一般的人都无法接受，更不用说朝鲜儒士了。朝鲜儒林在万东庙崇祀明朝三帝，“万东之祀，所以树百世之义也……二皇在上，必眷顾夷犹而不能忘也”。认为明太祖与神宗，一定会眷顾万东庙，而不会喜欢历代帝王庙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儒林始终坚信唯有他们才是明朝正统的继承者，因为由满洲建立的清朝，乃夷狄腥膻之区，非中华王朝，所以对于明朝诸帝在历代帝王庙中崇祀，才会有如此复杂的感情。 近代朝鲜燕行使李裕元游览历代帝王庙后，写诗道：“周秦明宋溯轩羲，庙宇穹然刱古时。事业兴亡征国史，股肱配侑俨朝仪。黍馨牲洁应无替，地老天荒永若斯。万八千年如一日，今看何似昔闻之。”(36)表达他在游览历代帝王庙时，似乎将中国数千年历史，纳入一庙之中，他似乎看到中国王朝的更迭变化，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真乃一言难尽之感!这或许是诸多燕行使观览历代帝王庙之时的共同感觉吧。 综上所述，洪武六年(1373)最初创置历代帝王庙于南京，嘉靖十一年(1532)最终北京再建，目的都以崇祀开国之君为主，清代则一直有变化，顺治就扩展崇祀的帝王，康熙末年，进一步将崇祀的帝王扩展到主要的皇帝，只要不是无道昏君、亡国之君、分裂时的帝王，都在崇祀之列，乾隆时期最终扩展到帝王188位，名臣79位。而朝鲜使臣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朝天使尽管没有行动上的自由，但也多有论及。而燕行使在康熙以后，有了行动上的自由，多有观览，留下了不少的记录。对于历代帝王庙帝王的牌位与祭祀的时间，都有相当细致的记载。但是无论是朝天使还是燕行使，当面对所崇祀的帝王时，都有不少的疑惑，他们似乎难以理解为何安排崇祀这些帝王，为何如此安排座次。而燕行使对于历代帝王庙中明朝诸帝的神位，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情感，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朝鲜王朝才是明朝正统的承继者，透过他们对历代帝王庙观览的分析，我们也能感受到明清中朝关系的不同；也从朝鲜使臣的视野中，体味出历代帝王庙的另一层历史涵义。 注释： ①参见许伟：《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郑永福、于淼：《走进历代帝王庙》，《寻根》2013年第5期；史可非：《试论清朝对历代帝王庙建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祭祀体系上的贡献》，《安徽文学》2010年第4期；赵克生：《明朝历代帝王庙名臣从祀试探：以赵普、武成王为中心》，《明史研究》2003年第8辑；于淼：《历代帝王庙的元世祖祭祀》，《文史知识》2014年第1期；陆益军：《清朝历代帝王庙史观透析》，《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王秀玲：《清朝历代帝王祭祀与民族国家认同》，《前沿》2015年第5期。刘诺：《北京历代帝王庙营建年代及景德殿正东正西碑亭朝年考》，《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上，2007年。 ②《明史》卷五〇《礼志四·历代帝王陵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92-1293页。 ③《明史》卷一三六《李原名传》，第3938页。 ④《明史》卷五〇《礼志四·历代帝王陵庙》，第1292-1293页。 ⑤《明史》卷一三六《李原名传》，第3938页。 ⑥《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版，第2820-2821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一月癸丑，第1527页。 ⑧《明世宗实录》卷二九六，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庚子，第5652页。 ⑨朝鲜称出使明朝的使臣为朝天使，皇帝为天子，北京为上都，明朝使臣为天使。朝鲜使臣所作的使行笔记为《朝天录》。而出使清朝的使臣为燕行使，北京为燕京、行在，使行笔记为《燕行录》。这一点体现了朝鲜尊明贬清的决然不同的心态。关于朝天使与燕行使的差别，参见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 ⑩《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九，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己巳，第3695-3696页。 (11)[朝鲜王朝]鱼叔权：《稗官杂记》二，《大东野乘》，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1911年版，第48页。 (12)[朝鲜王朝]李民宬：《壬寅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5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51页。 (13)[朝鲜王朝]李民宬：《壬寅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5册，第73页。 (14)[朝鲜王朝]郑士龙：《湖阴杂稿》卷二《朝天录·历代帝王庙》(今皇帝所营，规制极宏侈，殿东有御制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5册，汉城，1988年版，第55页。又见[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册，第55页。 (15)[朝鲜王朝]李睟光：《芝峰类说》卷一九《宫室部·祠庙》，汉城：乙酉文化社1975年版，第354-355页。 (16)[朝鲜王朝]李民宬：《敬亭先生续集》卷三《朝天录》下，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76册，汉城，1990年版，第479页。又见[朝鲜王朝]李民宬：《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第452页。 (17)《敬亭先生集》卷七《燕槎唱酬集》中《历代帝王庙》(在景德街，历代名臣从祀东西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76册，汉城，1990年版，第299页。 (18)《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页。 (19)《清史稿》卷四《顺治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页。 (20)《清史稿》卷五《顺治本纪》，第159页。 (21)《清圣祖实录》卷九八七，康熙六十年四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 (22)许伟：《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 (23)《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24)《清史稿》卷八四《礼志·历代帝王庙》。 (25)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6)参见孙卫国：《试论清朝对朝鲜国王与使臣的优礼》，《当代韩国》2003年第3期。 (27)[韩]全海宗：《中国与外夷》，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刊：《中韩关系史论》，汉城，1962年版，第5页。 (28)《燕行录选集》上册《湛轩燕记·衙门诸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29)《燕行录选集》上册《湛轩燕记·乾净笔潭上》，第374页。 (30)参见[韩]金泰俊：《洪大容及其时代：燕行的比较文学》(汉城：一志社1982年版)和《洪大容评传》(汉城：民音社1987年版)；孙卫国：《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1)《燕辕直指》卷五《留馆录》(下)[癸巳]正月十六日。 (32)《清宣宗实录》卷二七九，道光十六年二月癸未，第308-309页。 (33)《心田稿》，《留馆杂录·历代帝王庙》。同样的记录，又见于《蓟山纪程》卷三《历代帝王庙》，甲子正月初四日。 (34)《燕行记事》之《闻见杂记》(上)，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刊：《燕行录选辑》(1)，汉城，1962年版。 (35)[朝鲜王朝]成海应：《硏经斋全集》卷三四《风泉录四·万东庙祭义》，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汉城，1998年版，第250页。 (36)[朝鲜王朝]李裕元：《嘉梧槁略》册二《历代帝王庙》，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315册，汉城，2000年版，第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