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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是佛教的载体。早期的寺院被称为精舍，是佛陀居住和修行的地方，《长阿含经》有云“起塔立精舍，园果施清凉。桥船以渡人，旷野施水草。及以堂阁施。其福日夜增。戒具清净者，彼必到善方。”【1】建造精舍是一种功德，会增加福寿。佛教传入中国，僧人居住的场所名称发生变化，东汉时，明帝“令别择洛阳西雍门外盖一精舍，以白马驮经夹故，用白马为题也。寺者释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也。本是司名，西僧乍来，权止公司，移入别居，不忘其本，还标寺号，僧寺之名始于此也。”【2】僧侣居住的场所，在中国，起初被尊称为寺，所建修的最早的佛寺就是白马寺，中国的寺院建造自此开始。寺院是僧侣们从事佛教活动的主要地方，也是弘扬佛法、讲经译经的文化中心，所以，佛寺又被尊称为道场、昭提、浮图、兰若、丛林、讲堂、莲社、庵院等。自第一座佛寺在洛阳建立后，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寺的发展亦非常迅速，“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云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3】。隋唐时期，佛教盛于前代，寺院之多，遍及宇内，唐武宗时，“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4】两宋以前，历经唐末战乱和五代时期的政权更替，佛教并未受到很明显的影响。后周世宗显德二年（９５５年），天下“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5】佛寺是佛教的组成部分，佛寺的修建数量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佛教发展状况，同样的，佛寺的地域分布是历史时期佛教盛衰程度的重要体现。 元代佛教被尊为国教，寺院修建数目之多，地域分布之广，为历朝所罕见。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８１年），据宣政院统计，“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6】无额、没有登记造册的堂、庵、院、庙、宇不在统计之列。可见，元朝时期的佛寺，数量是比较庞大的。这些佛寺，有的始建于元以前时期，经历诸代重修或在原址上重建而在元代继续留存；有的是元朝时期政府或个人出资重新修建的。时间、空间分布的差异，影响着佛寺的分布特点和分布格局。笔者依据元朝时期的行政格局，以时间为经线，对元朝时期的寺院进行了梳理、统计、分析。傅斯年先生说过：“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7】整理、研究元代的佛寺分布，应以元人留下的史料或接近于元代社会的史料为主。在此原则基础上，在文献资料方面，笔者主要选取了以下三部分史料：其一，《大元大一统志》。《大元一统志》始撰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成书，稍后又补充云南、甘肃、辽阳《图志》，于元成宗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年）重修完成。全书共一千三百卷，遗憾的是，书中的多数部分散佚无闻，现在所看到的残卷，是从公私藏书中辑录而来，不能完全反映元朝时期的寺院分布情况；其二，元代地方志。所谓地方志，是指以地域为中心的史书，《周礼·地官》云“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在反映某一地区的事件、事物发展状况方面，地方志是最为可靠的史料。但是，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现存元朝时期的地方志较少。而且，这些地方志所代表的区域，多数位于江浙行省，仅仅江浙一带的资料，无法全面反映元帝国境内的佛教状况；其三，明代史料。笔者主要选取的是《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始撰于明景泰五年（１４５４年），完成于天顺五年（１４６１年），是在洪武年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修成的《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寰宇通衢书》《洪武志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8】，其中的《洪武志书》“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载”【9】。此时，距离元王朝灭亡时间不久，史料的可信程度较高，更重要的是，能够较为完整的反映元末明初时期的佛教发展状况。稍微不足的是，相对于元代疆域，明代版图大大缩小。不过，在地方行政体制中，明代区划是以元代为基础的，即使部分地区有所变化，幅度也不是很大。而偏远的省份地区，如岭北行省，《大明一统志》中虽未有提及，但对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影响不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选用《大明一统志》，而不是选用记载更为详细的明代地方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明朝前期的地方志资料记载比较零散、杂乱，不够全面；另一方面，明政府大规模的修订地方志发生于明代中后期，而《大明一统志》的完成，距离元帝北狩不足百年，相对来说，资料较为详尽、可靠。故笔者认为选取《大明一统志》较为适宜。综合以上三方面的材料，互为补充，再进行整理分析，笔者以为能够较好地反映元代佛寺的地域分布状况。 一 元以前所建佛寺的地域分布 元以前所建造的佛寺，是指始建于东汉至两宋时期的佛教寺院，这些寺院建筑规模不一、所属宗派各异，但历经诸朝修建，在元代仍然留存，并继续发挥着传播佛教文化的作用。另有一些寺院，在史料中仅记载有名称、所处地理位置，创建的具体年代没有留下痕迹。然而，笔者采用的材料，大部分为元人书写的资料，故认为，这部分佛寺也应该建修于元以前时期。 根据统计，《大元大一统志》记载的佛寺共有３４７所，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腹里地区有佛寺２０９所，其中大都路６８所（辽金时期建造），上都路５所，太原路１３０所（以唐宋时期建造的为多），卫辉路３所，彰德路２所，真定路１所；河南江北行省有佛寺３１所，其中河南府路１０所，南阳府路９所，汝宁府路５所，汴梁路４所，襄阳路３所；辽阳行省有佛寺５４所，均位于大宁路，都是辽金时期所建；陕西行省有佛寺２２所，其中成州１０所，兴元路７所，延安路５所；四川行省７所，均位于合州；江浙行省有佛寺１１所，其中嘉兴路１０所，汀州路１所；湖广行省有佛寺８所，其中藤州路５所，梧州路３所；江西行省有佛寺５所，其中南雄路４所，江州路１所。在反映区域地理、历史状况的文献中，地方志是较为直接的资料。不过，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元朝时期留下的地方志主要有《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至大金陵新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至顺镇江志》《至正重修琴川志》《至正昆山郡志》《无锡志》《大德南海志》《河南志》《类编长安志》《长安图志》《析津志辑佚》和《齐乘》，所记载的元以前所建佛寺共有１０４９所，其中江浙行省的金陵有１８０所，庆元路有佛寺２４１所，镇江路有佛寺２４７所，松江府有佛寺５０所，嘉兴路有佛寺８２所，常州路有佛寺１６所，平江路有佛寺３６所，大部分为南朝和宋代时建；河南江北行省的河南府路有佛寺４１所；陕西行省的奉元路有佛寺６５所，主要为隋唐时期建造；腹里地区的大都路有佛寺８２所，益都路有佛寺９所，主要为辽金时期修建。元代地方行政区划以路为主，明代是以府为建制，两者在辖区范围上存在微小差异，有时明代的一府相当于元代的若干路或州，如明朝时期的梧州府，就相当于元代湖广行省的容州、藤州、郁林州和梧州路。所以，在《大明一统志》中，套用元代行政区划时，必须以明代区划为基础进行甄别。据统计，《大明一统志》记载的佛寺共有１１２８所，其中腹里地区有佛寺１８７所，集中于大都路、太原路、平阳路和大同路；陕西行省有佛寺４７所，集中于奉元路、邠州一带，唐代时建修；河南江北行省有佛寺１６１所，以汴梁路、河南府路的数量较多；甘肃行省有佛寺６所，主要位于河西走廊地区的甘州路诸地；江浙行省有佛寺３６０所，下辖诸路皆有分布，数量以杭州路、嘉兴路、集庆路、平江路、庆元路、较多；辽阳行省有佛寺４所，均在辽阳路；江西行省有佛寺１３６所，境内佛寺分布均衡，以龙兴路、吉安路的佛寺数量稍多；湖广行省有佛寺１０７所，主要位于行省北部的潭州路、茶陵州一带；四川行省有佛寺５４所，以成都路、广元路的数量稍多；云南行省有佛寺６６所，主要集中于大理路。 可以看出，始建于元以前朝代的佛寺，在元代时期保存了很多，并且，数量庞大，分布广泛，遍及元帝国境内。分析认为，腹里地区的佛寺数量较多，并且以大都路和临近五台山地区的太原路为多，这在三方面的材料中都得到了证实；陕西行省的中、南部地区，佛寺数量较多；江浙行省的杭州路、庆元路和金陵地区也是佛寺密布的地方。相对于以上诸地外，甘肃、河南江北以及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诸行省，佛寺的数量较少。综合以上资料，从时空分布方面，具体分析认为： １．位于腹里和辽阳行省的寺院，以始建于辽金时期的较多，这与该地区建立的政权奉行的崇佛政策有很大关系。建立辽金政权的契丹与女真都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辽金皇帝都尊崇佛教。公元９０７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林东镇）称帝，建立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在潢河以南的龙华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建开教寺，后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10】。辽兴宗耶律宗真，迷恋佛教，曾受具足戒，他“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11】，广建塔寺。金政权建立于公元１１１５年，当时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起兵抗辽，占领了辽东北大部分地区，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东南）。金世宗完颜雍奉信禅宗，命人在东京（今辽宁辽阳）修建了清安禅寺，度僧５００人。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统治范围的扩大，公元１０—１３世纪，“凡峰开地衍林茂泉清，无不建立精舍，以极工巧”。契丹、女真民族，曾长期和蒙古民族并存，三者先后成为以元大都为中心远及辽东地区的统治者。元代的腹里，也是辽金王朝的统治重心，辽金佛教亦为元代佛教所承继。所以，在元代，腹里和辽东地区保留有大量的辽金佛教圣迹。大宁路义州的奉国寺，建于辽开泰九年（１０２０年），初名咸熙寺，建筑规模宏伟壮观，到元时，仍然“宝殿崔嵬俨居七佛，法堂弘敞可纳千僧，飞楼耀日以高撑，危阁倚云而对峙”，寺内“宾馆、僧寮、帑藏、厨舍无一不备”【12】。 ２．在淮河以南的地区，尤其是元代江浙、江西和湖广三行省统辖的区域，南朝、两宋时期建造的佛寺数量较多，这与南朝和南宋对南方地区的长期而稳定的统治有关系。魏晋至南宋朝代，相对于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社会安定。随着向南迁徙的北方人口越来越多，农耕技术的进步，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们生活富裕，这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然弘教在人，有国为本。度人立寺，图像译经，时约相求。”南朝的历代皇帝，皆以佛教为国之根本。宋高祖刘裕曾经“口诵梵本手写戒经”；齐明帝萧鸾“写一切经，造千佛像。口诵般若，常持法华”【13】；齐武帝萧衍“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14】。陈武帝陈霸先“写一切经一十二藏，造金铜像一百万区，度二万人”【15】。这些为南方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关于南朝时期建修的寺院，《法苑珠林》中有明确记载：刘宋时期合寺１９１３所；萧齐时期合寺２０１５所；萧梁时期合寺２８４６所；陈朝时期合寺有１２３２所。两宋时期，重视佛教的管理。嘉定年间（１２０８—１２２４年），应丞相史弥远的奏请，南宋政府创立了“五山十刹”的官寺等级制度，“如世之所谓官署。其服劳于其间者必出世小院，候其声华彰着，然后使之拾级而升；其得至于五名山殆犹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无复有所增加，缁素之人往往歆艳之，未然非业行出常伦，则有未易臻此者矣”【16】。五山分别是临安径山兴圣万寿寺、钱塘净慈山报恩光孝寺、钱塘灵隐山景德灵隐寺、鄞县阿育王山广利寺、鄞县天童山景德寺；十刹是杭州天宁万寿永祚寺、湖州护圣万寿寺、温州龙翔寺、婺州宝林寺、明州资圣寺、台州国清寺、福州崇圣寺、建康太平兴国寺、苏州报恩光孝寺、苏州云岩寺，皆为当时之禅宗名刹。其中，五山的级别最高，十刹次之。除此十五所佛寺外，江南地区的寺院还有很多，仅元代金陵、四明、镇江、嘉禾四个地方的方志史料记载，就有佛寺７７９所。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据统计，南宋统治区域内的佛教僧人已经达到二十万【17】。容纳僧人的寺院之多，可以想象。一言概之，稳定的社会秩序，优越的经济条件，使得南朝和宋代时期建造了大量的佛寺圣迹。 ３．在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行省境内，寺院多为隋唐时期创建，这与陕西行省位居隋唐时期的政治中枢分不开。在《大明一统志》中，陕西行省有佛寺４７所，其中西安府，也就是元代的奉元路和邠州地区，有寺院２０所。在元代西北地区方志《类编长安志》中，所记长安地区的佛寺有６０所。这两组材料说明，奉元路确实是陕西行省佛寺分布数量较多的地方。然而，在这些前代遗存下来的寺院中，以隋唐时期留下的为最多。究其原因，与奉元路治所长安曾作为隋唐帝国的都城有关。公元５８１年，杨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称帝，建立隋朝。６１８年，李渊建立唐政权，也定都长安。隋唐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隋唐诸帝先后发布了在帝都建立寺院的诏令，文帝开皇十一年（５９１年），降旨云：“自今已后，凡是营建功德，普天之内，混同施造，随其意愿，勿生分别。”【18】以此护持佛教之精神，佛寺建造迅速发展。炀帝时在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一十所，官供十年”【19】。相对于隋代来说，唐代对佛教略有限制，但并不影响佛教的发展。高祖李渊时，他下诏：“於京内造会昌、胜业、慈悲、证果四寺，及集仙尼寺。又舍旧第为兴圣寺。”【20】武后天授元年（６９０年），“颁大云经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21】。概览唐朝前期的佛教政策，对佛教采取保护、积极扶持的策略。唐末战乱，中国西部先后兴起了夏、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一时期，该地区战乱频繁，关中一带的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大量人口东移、南迁，继之，政治中心也向东迁移。迄两宋时期，陕西行省已经远离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地处辽、夏、宋（后来的金取代之）三国的疆域交集处，政治优势地位彻底丧失，故唐代以后，该地区新建的佛寺较少。然而，辽、夏、金统治者都重视佛教，奉行崇佛政策，宋廷对待佛教亦不排斥。这样，关中地区的佛教寺院因此而得以继续存在，一直到元代时期。 总之，在元代佛寺中，始建于元以前时期的寺院占有很大的比重，其在时间上的分布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元朝时期寺院的空间分布，使得元代佛教地理别具特色。 二 元朝所建佛寺的地域分布 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元世祖忽必烈曾问当时的帝师亦摄思连真：“造寺建塔有何功德？师曰‘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寺。”【22】建寺造塔是为了祈求福荫。在此以前，元人造寺为求福寿的思想已在部分乞求造寺执照中体现，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陕西行省永寿吴山寺僧人永辉曾乞求执照：“有安西府长安县八里荒住人奥鲁百户答烈赤迭卜歹等，为直此出征勾当，将原分到拨乾州永寿吴店寺西吴山寺周会平子耒一段……答烈赤等情愿舍施永辉永远用充常住赡寺地土，修建寺院，祝延皇帝圣寿、太子千秋无穷者……一舍以后，如有争查，并不干永辉之事，舍地土人答烈赤一面承当。”【23】恐无凭据，故来乞得执照。出于对佛教的信仰，元朝统治者重视佛寺的修建。世祖时，曾下诏“兴隆佛教在处，废寺悉许赓修。时岁转《大藏经》，宠释氏，普天梵宇益兴焉”【24】。对被损毁、废弃的佛寺，要求在原址上进行重建。并且对于被判定为建造寺院的土地，元廷给予保护。安西王阿难答在给吴山寺的判旨中说：“重审得：前项地土并无违碍，合行给付本人执照。中间却不得因而将其余地土乱行耕种，毋得违错，须至出给者”【25】。寺院用地，一旦给付了执照，严禁用作他途。对于破坏寺院的行为，也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泰安州灵岩寺监寺僧状告，灵岩寺下院净然神宝寺，经常被人亵渎，在寺内建炭场、伐树木，骚扰僧众，使得该寺院荒废，“有碍念经告天祝延圣寿祈福等事”【26】。针对类似情况，帝师下旨给地方都总统所：“‘寺院房舍利，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著者，税粮商税休要者。但有属寺院底地土、园林、碾磨、店铺、解典库，不拣甚么休夺要者’……若有违反之人，仰所在官司就便痛行治罪施行。”【27】要求任何人等，不得随意骚扰佛寺，属于寺院的土地、山林、商店等，豁免一切赋税。若有违反者，一律治罪。元朝时期的佛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建的。 《经世大典·序录·僧寺》云：“自佛法入中国，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加崇敬，室宫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丽过之。或赐以内帑，或给之官员币，虽所费不赀，而莫与之较。”元朝统治者重视佛寺的修建，不惜投入大量金钱进行扶持，所以这一时期的佛寺，“甍栋连接，檐宇犟飞，金碧炫耀，亘古莫及”【28】。笔者在整理资料时，对于元代建造的，或者始建于前代而在元代有明确纪年进行重修的，因都属于元朝时期发生的佛教活动，故都统计在内，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以上表述，可以看出，元代新建或重建、重修的佛寺大多分布于腹里和江浙一带，其他行省的佛寺建修数量，相对较少。深究其特征，有如下几点： １．佛寺分布较为密集的江浙地区。在元代仅存的地方志中，以江浙行省的方志最多，计有九种，反映了庆元路、平江路、镇江路、松江府、嘉兴路和金陵地区的地方风貌，其中记载修建的寺院共有８３所。然而，元代的江浙行省，下设行政区划三十路、一府、二州，有属州二十六，属县一百四十三。《至大金陵新志》等方志资料仅部分地展现了元朝时期江浙地区的佛寺分布状况，由此，江浙地方佛教寺院的分布之密集程度可见一斑。结合当时的佛教发展情况，分析认为，佛教传播对该地区寺院的修建有着明显的影响。元朝时期，藏传佛教传入江南汉地，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世祖忽必烈有诏：“以僧亢吉益、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禁扰寺宇者。”【29】怜真加即杨琏真迦，他是帝师八思巴的弟子，江淮释教都总摄所的三总摄之一。到任江南后，杨琏真迦大力推行藏传佛教，掀起了修造佛寺的活动。在选择造寺地点时，杨琏真迦首先选择了故宋皇宫，他在故宋宫殿地址上修建了报国、兴元、般若、仙林、尊胜等寺，后来又把宋皇室祭祀天地的场所也改建成了佛寺。对此，忽必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至元二十三（１２８６年）年正月，他“以江南废寺土田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揭琏真加修寺。”【30】杨氏造寺，成为元代江浙地区的重要佛教活动，“当是时也，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31】这其中也包括一些被改建成佛寺的道观，如杭州孤山的四圣延祥观和西太乙宫等。这一时期，除藏传佛教外，佛教的其它宗派也来到江浙发展势力，如头陀教，大德二年（１２９８年），北方头陀教宗师李溥光奉旨“来南，阐扬教事，椎轮湖山葛岭之西，大兴栋宇，以聚其徒。既而，正智通辩禅师空庵焦公溥照实来都提点江南诸路，筑室佛殿之右”【32】。葛岭，在杭州西湖北岸，曾为道教名山。佛教诸派在江南地区的势力扩充，带动了该地区的佛寺修建，使得该地区的佛寺分布更为密集。 ２．迎来建寺高峰期的腹里地区。腹里是元王朝的统治中心，《经世大典序录·都邑》篇云：“惟我太祖皇帝开创中土而大业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统始一。舆地之广，古所未有。遂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33】都省即当时的中书省，辖地被称为腹里。元朝历代皇帝即位时，为表示对佛教的尊崇，均曾建立佛寺。如成宗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以国忌饭僧七万……是岁大建佛寺”【34】，武宗至大元年（１３０８年）“立营缮署及白云宗摄所……是岁大建佛寺”，文宗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年）“大作佛寺”，英宗至治元年（１３２０年）“大建佛寺作佛像”，建立的佛寺有大护国仁王寺、南镇国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圣寿万安寺等。不仅如此，位于腹里地区的五台山，因佛教之盛，多次迎来元廷帝、后的参拜，五台山也因此迎来建修佛寺的高潮，如大德元年春（１２９７年），“五台山佛寺成，皇太后将亲往祈祝”；十一年（１３０７年）八月，武宗“建佛寺于五台山”；泰定三年（１３２５年）春二月甲戌，泰定帝“建殊祥寺于五台山，赐田三百顷”。【35】由于皇室敕建，腹里地区的佛寺建筑规模宏大，占有大量田产，如大承天护圣寺。至顺元年（１３３０年），文宗“以所籍张珪诸子田四百顷，赐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括益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赐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36】以田养寺，寺院财力雄厚，便于寺院的维修、扩建。所以，据《析津志辑佚》记载，仅大都一地，就有新建佛寺１２所。 ３．鲜有寺院建修记载的辽阳行省。元朝时期的辽阳行省，建置于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年），下设辽阳、沈阳、广平府、大宁、东宁、开元、合兰府、水达达七路和咸平府，有属州十二，属县十个。因主要位于辽水之东，故又称辽东。根据《大元大一统志》的记载，元代，辽阳行省的新建寺院仅有１处，即位于大宁路高州的感圣寺，癸卯年（１３０３年）僧人性聪建立。笔者以为，这一数据虽然不能说明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确实只新建了一所佛寺，但也反映了该地区佛教水平落后的状况。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两点：１．政治中心的南移。元代的辽东地区，与辽金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辽东地区是辽金政权的发源地，是统治中心，虽有帝都的南迁，但统治者并没有忽视龙兴之地的发展。元政权则不同，建立元政权的蒙古人崛起于漠北高原，早期的都城是哈剌和林。太祖成吉思汗时，辽东地区就被分封给了他的弟弟们，即后来的蒙古东道诸王。世祖忽必烈时，定都大都，倾力发展传统的中原汉地区域，辽东地区仅仅作为边疆省份被派员控制；２．藏传佛教的尊崇。元代皇室尊崇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辽东北地区，自东汉佛教传入至金代，皆以汉传佛教为信，“自燕而东，列郡以数十，东营为大，其地左巫闾，右白习，襟带辽海，控引幽蓟，人物繁伙，风俗淳古，其民不为淫祀，率喜奉佛，为佛塔庙于其城中，棋布星罗，比屋相望……”【37】，辽金时期，更是以禅宗为盛，金世宗完颜雍时，其母贞懿太后，以内府金钱三十余万，在辽阳建立大清安禅寺，“延四方具眼衲僧为之”【38】，使得禅宗在该地区的势力达到极致。元朝时期，藏传佛教由吐蕃传入汉地，在腹里地区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其在辽东地区的传播状况，却鲜有记载，这应该是元代辽东地区罕有寺院建修的原因之一。 三 影响元代佛教寺院地域分布的主要因素 元代佛教有国教之誉，佛寺数量庞大，“自西方之教行中土也，汉唐而下，政朔所及，有远踰海国若今者乎！星罗棋错，小而乡县，大而府州，为佛宫者何啻万区”【39】。据统计，至元二十八年，国境内有名称、造册登记的寺院已达４２３１８所，无籍、不在名册上的没有计算在内。总览前面述及的元代时期的佛教寺院，在《大元大一统志》中，腹里地区共有佛寺２３０所；辽阳行省共有佛寺５５所；河南江北行省共有佛寺３１所；陕西行省共有佛寺２２所；江浙行省共有佛寺１２所；湖广行省共有佛寺８所；四川行省共有佛寺７所；江西行省共有佛寺５所。在诸地方志史料中，江浙行省共有佛寺９３５所；腹里地区共有佛寺１０３所；陕西行省共有佛寺６６所；河南江北行省共有佛寺４１所。在《大明一统志》中，江浙行省的佛寺共计３８４所；腹里地区的佛寺共计２４０所；河南江北行省的佛寺共计１９２所；江西行省的佛寺共计１３９所；湖广行省的佛寺共计１３１所；云南行省的佛寺共计７７所；四川行省的佛寺共计６８所；陕西行省的佛寺共计６５所；甘肃行省的佛寺共计８所；辽阳行省的佛寺共计４所。可以看出，这些佛寺的数量与至元年间统计的佛寺数量相距甚远。尤其是江浙行省的佛寺数量，在《至顺镇江志》中，仅镇江路就有佛寺２６９所，但在《大元大一统志》中，整个江浙行省的佛寺数量只有１２所，之所以出现这种相矛盾的情况，与《大元大一统志》的资料散佚有很大关系。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甘肃、河南江北、四川等行省的佛寺分布状况，以甘肃行省为例，在《大明一统志》中，甘肃行省仅有佛寺８所，佛寺数量之少，与文献资料不相符合。马可波罗曾到过河西走廊一带，他于游记中这样描述，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大多数居民是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者也按照本省的风俗，建造了许多庙宇，供奉着大量的偶像。”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境内有许多市镇和堡垒……居民大多数是偶像崇拜者”【40】。在沙州（今甘肃敦煌），“人民是偶像崇拜者……那些偶像崇拜者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城中有许多寺院，寺中供奉着各种各样的偶像。居民对这些偶像十分虔诚，常常祭以牲畜”【41】。所谓的偶像教徒，即佛教徒。在河西走廊一带，既然聚集了大量的佛教徒，并且在沙州、甘州等地都有“庙宇”“寺院”，那么，甘肃行省的佛寺数量应该不止８所。还有岭北行省，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哈拉和林就有佛寺的存在，据《佛祖历代通载》，临济宗高僧海云印简，应“太子合赖察请……延居太平兴国禅寺”【42】。明代版图缩小，《大明一统志》对岭北行省的情况乏载，而《大元大一统志》仅剩残卷，囿于史料，对该地区的佛寺情况未能统计。应该说，笔者采用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诸地方志史料，部分的反映了元朝时期佛寺的分布状况，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貌。相对于腹里、江浙等地来说，甘肃、陕西、辽阳、四川等行省的寺院数量仍然是较少的。所以，《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和诸地方志史料所呈现出的佛寺分布状况，仍然大致的反映出了元帝国境内的佛寺分布轮廓。 图１ 《大元大一统志》中的佛寺分布示意图 
图２元代地方志所见佛寺分布示意图 
图３ 《大明一统志》中的元代佛寺分布示意图 寺院是佛教文化的载体，寺院数目的多少，分布的情况，体现了所在地区佛教发展的程度。综观元代汉地的佛寺，在分布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和区域不均衡性特征。从数量上来说，南方多，北方少。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帝国境内各行省都有佛寺，但是，各行省境内寺院的数量不同，分布也不均匀，甚至差别很大。相对来说，江浙行省与腹里地区的寺院数目较多，边远地方如东北地区的辽阳、北方的岭北和西南地区的云南等行省的佛寺数量较少。不过，地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经济富裕地区、纵横数千里的河南江北行省是个例外，在《大元大一统志》中，这里仅有佛寺３１所，在《大明一统志》中，有佛寺１９２所，于辖区广大的面积、悠久的佛教文化而言，寺院数量较少，反映了该地区复杂的地理和经济发展状况。细分析之，这一时期，对佛寺分布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有： １．经济情况。寺院修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济形势良好的地区可以为建修佛寺提供充分的物资条件。大凡造寺，资金都是不可忽视的要素，资金的来源情况，数额的大小，决定了寺院建造的数量和规模，换言之，寺院建造的情况也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腹里地区的大都为例，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元代的大都，商业兴盛，贸易昌隆。“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43】。由于税率较低，仅为四十分之一，这里聚集了很多的商人，形成了专门的商业区，世界各地的货物纷至沓来，“东至于海，西踰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44】。元政府在大都一地征得的商税收入，甚至超过了一个行省。发达的经济，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大都的佛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其数量在腹里诸路位居前列。在《析津志辑佚》中，大都有佛寺９４所，其中新建佛寺１２所，既有皇室、贵族敕建的大崇恩福元寺、大寿元忠国寺等，也有僧侣自筹资金修建的能仁寺等，还有民间集资兴建的胜因寺等。在胜因寺的建造中，商人姚仲实曾出钱币五万多缗。据《姚长者碑》载，姚氏在大都经商十年，积累了千万财富，他大行善业，捐助佛教活动，除了胜因寺外，他还曾向万安寺、慈济兴福寺、永安寺、白云观等捐钱捐物。经济是佛寺建造的基础，经济形势的良好说明该地区具备佛教发展的许多条件，如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文化发达等，这些不仅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而且也便于筹款筹物，获得建寺造寺的诸多材料。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因交通的不便、环境的落后，使得人口稀少，当然，也就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其实，究其根本，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确实是导致佛寺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45】。 ２．信众基础。信众指佛教信仰者，其对佛寺的分布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观上，宗教信众的多少与其事业的成功与否有关，客观上，则是与宗教所处地域的社会习俗有关”【46】。习俗是承继传统、结合现实、经历漫长岁月的积淀、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社会的辐射面非常广，也影响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宗教而言，社会习俗的宗教化或宗教的社会习俗化会使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宗教活动也必兴盛。以佛寺建造为例，信仰者多，造寺、修寺、舍宅为寺者自然也多。如元代江浙地区，这里的佛教文化历史悠久，三国时期，建业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此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47】。东晋南朝时期，帝王崇佛，“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释教盛行，可以媒富贵利达，江东人士孰不从风而靡乎”【48】。江浙佛教发展渐臻鼎盛，“夫金陵自齐梁以来，故佛国也”【49】。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僧侣的宣扬下，佛教渐渐渗透入社会各个阶层，江南习俗因此发生变化，从饮食、娱乐到丧葬活动，甚至社会心理都体现出佛教的影响【50】，反映了佛教的深入民心。换言之，佛教信仰的氛围更加浓厚。唐宋以降，随着佛教的大众化，江浙地区的信众范围更加广泛，“除却弦歌庠序外，家家同念佛经声”【51】是这一时期佛教信仰的写照。元代，江南地区“惟浮屠是崇”，名刹逾百，大德高僧层出不穷，佛教继续发展。这一时期，位于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因观世音菩萨成为佛教名山，与五台山、峨嵋山并称为佛教三大道场。观世音菩萨悲悯四众，在佛教信徒心里有无上地位，是以，来普陀山上香朝拜者络绎不绝。“宗教的成败皆在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宗教才有力量，才会兴旺。”【52】当民众的数量、层次范围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对宗教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江南佛教即是如此，广泛的信众基础，悠久的信仰氛围，促进了佛教事业的进步。佛教的发展水平影响着佛寺的分布，反之，佛寺的分布也反映着特定地区佛教发展的水平。 ３．民族格局。元代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民族迁徙现象突出。“一些民族进入内地后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一些民族产生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新的民族。这就是元代中国出现的少数民族的新格局”【53】。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混住杂居，互相影响，彼此渗透，形成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民族格局。这种格局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加速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对宗教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党项、畏兀儿世居西北，藏民族生活于西南吐蕃地，他们和汉民族一样，很早就开始了对佛教的信仰。蒙古族上层贵族对佛教的接受，与这些民族佛教僧侣的努力分不开。元代，大量畏兀儿人、党项人流入腹里、河南、江南和四川、云南等地【54】，他们的活动对佛寺的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畏兀儿人舍蓝蓝，曾“剏寺于京师，曰妙善。又建寺于台山，曰普明……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国旃檀佛寺、京师万安等，皆贮钞币，以给然灯续明之费。”她用黄金抄写佛经，“剏寺施舍所用币数以万计”【55】。阿昔思，在昆明修建了圆通寺。达实特穆尔，在杭州修建了辉和寺等等。在元代的佛教管理机构里，还有大量的畏兀儿人任职，如乞台萨里，曾任释教都总统，拜同知总制院事，管理佛教的同时，卫护佛教。党项人杨琏真伽任职江南时，造寺复寺，促进藏传佛教传播，影响了该地区的佛寺布局。位于民族等级最高端的蒙古人，进入中原后散居各地。蒙古统治阶层推崇藏传佛教，忽必烈尊藏族高僧八思巴为帝师，英宗时，“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56】。自八思巴始，元廷确立了帝师制度，历任帝师皆由藏族僧人担任。这一时期，许多藏僧进入内地，因为不适应中原环境，入居内地的藏族人主要分布在大都地区，他们在大都建寺造塔，为皇室贵族讲经说法，与蒙古统治阶级紧密结合推动着藏传佛教在汉地中原的传播。于是，“所建西藏化的佛殿佛像，不仅布满幽、燕，而且西及成都，南至杭州”【57】。藏传佛教的势力在汉地达到极盛。“元时回回遍天下”【58】，回族形成于元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结果。回族人信奉回回教（伊斯兰教），其分布广泛，“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59】。泉州、杭州、大都等城市都有回回居住区，他们修建清真寺，“近而京师，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60】。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任职云南平章政事，他在昆明修建清真寺１２所。当时，随同他一起进入云南的，还有大量的穆斯林，他们在当地与其他民族和睦共处，发展经济的同时，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云南，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位于丝绸之路通道上的西北甘、陕诸地，回回人的数量较多。驻守此地的安西王阿难答，自幼受回回人的影响，非常虔诚的信仰伊斯兰教，他在辖区广建清真寺，并命令“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61】。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佛教的发展还是有所影响的。据马可波罗的记载，１２７４年间，他在路过河西关陇地区时，所见居民多为偶像教徒（佛教徒），城中很少见到穆斯林。而在１４世纪初成书的《史集》里，拉施特说那里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木速蛮即穆斯林，当地穆斯林的增多，佛教徒的减少，反映了阿难答伊斯兰教政策产生的巨大影响。当然，此处信仰伊斯兰教的并不仅仅是回族人，但却是因为回族人的推动而发生的改变。由此，河西关陇地区的佛教信众数量发生变化，并影响着佛教的分布，佛寺的情况可想而知。除了以上因素外，自然环境、政治条件、人口数量、社会的稳定与否等都程度不一的影响着元代佛教寺院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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