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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淮地区频发水旱灾害的原因探析 张崇旺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06年6期第107～113页 【作者简介】张崇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张崇旺（1964—），男，安徽歙县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造就了江淮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自然孕灾机率本身就很高。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又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诱发和催化了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而围绕水利设施使用所产生的水事矛盾，又加剧了水旱灾害的频发和灾情的蔓延。 【关 键 词】明清/江淮/水旱灾害 在明清时期，无论是从灾害发生的几率，还是从灾害给灾地社会经济所造成的长期性破坏来看，水患都毋庸置疑地排在江淮地区（指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大别山以东、黄海以西的广大地区）诸灾种的首位，而旱灾是仅次于水灾的一个主要灾种。[1] 每逢洪水为灾，往往是“冲隄防，坏城郭，没田舍，民饥饿漂转以死者，道路相枕”。[2] 每次大范围的旱灾来临，常常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频发的水旱灾害给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社会经济的发展陷入停滞—恢复—再停滞—再恢复的恶性循环之中。 关于江淮多发水旱灾害原因，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系统地加以探讨。不过，前此学者在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论及淮河流域、黄淮、长江下游、安徽、江苏、苏北等区域的灾害成因时，部分地涉及了江淮地区水旱灾害的成因分析。① 然而他们注重地形、气候、水系和黄河夺淮自然力的比较多，对社会经济因素注意不够。尤其是对明清时期江淮的人地关系、农耕社会发展阶段和水事矛盾等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而这是关系自然灾害发生时会否成灾、成灾大小和减灾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江淮多发水旱灾害的原因作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以期对当代江淮地区的防灾减灾工作有所启示。 一、易发灾害的地理因素：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 江淮地处天下之中，属东亚季风区，地形、气候、水系都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地形的多样化、降水年际变化大和季节分布的不均匀，以及水系上地处江、淮大渎之尾闾，加上南宋以来黄河夺淮，古人说的“四渎”有三渎以江淮为归宿，如此复杂的自然地理因子组合在一起，使得江淮屡遭洪魔旱魃的袭击。 （一）从地形地貌看，江淮地区地形类型多样，平原、冈地、山地、丘陵皆有，它们都是造成江淮水旱灾害多发的重要因子。 西部大别山地坡度大，花岗岩、片麻岩为主的母岩上风化发育的土壤土质粗松，所以蓄水、滞水、涵养水源的生态就比较脆弱，如六安北属淮南阶地，西属大别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地洼下，不堪久雨，雨则所在为陂塘，禾且?{死”。[3]128 中北部江淮丘陵土层虽较深厚，但由于它既向南、北两面倾斜而又有岗冲起伏，土质粘重，下有粘盘，大气降水难以滞留和下渗，地下缺少良好蓄水层，地表及地下水均感缺乏，尤以高程较大的东段为重，易形成干旱灾害。如六安东部属江淮丘陵岗地，“不堪久旱，旱则一望炎炎，陂池尽涸，无涓滴之濡”。[3]128 北部淮河中下游南岸平原，丘陵岗地在其中只是孤岛，洼地平原却是主流，所以它的最大特点是地势低洼，汛期常有洪涝之虞。接连沿淮洼地和阶状平原的是洪泽湖盆地，遇河湖盛涨时，湖盆低谷往往遭淹没，清代李应珏就认为地处湖盆的泗州“地多洼下，且系沙土，旱潦均易成灾”；[4]173 盱眙“北乡沿淮与五河接，夏令辄遭水涨，横八九十里，纵近十里；极北即新丈出之西滩。得地五千三百余亩，盛涨即没，只种豆麦”。[4]175 南部长江下游北岸平原主要由安徽和江苏境内镇江、扬州以上江段北岸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北岸平原组成。其中，安庆谷地平原是夹峙于皖西山地和长江之间的狭长平原，其间湖泊众多，多筑圩成田。但由于长江在此段多有摆动，且近代地壳的下沉，使得望江、安庆、怀宁、枞阳、桐城一带的圩田常受洪灾。和无平原，位于铜陵以东的长江北岸，即和县、含山、无为一带，主要由一些阶地和河漫滩组成。阶地蓄水能力有限而易旱，河漫滩则由于地势十分低洼，大部分海拔在8米以下，部分地方仅有5—6米，每遇长江汛期，洪涝威胁特别严重。如清人就认为“（无为）州东南泽农十之七，其西北山农十之三”，“山忧旱，泽悯雨”。“分秧后，莳艺如绣。然涧谷无堰闸，旬余不雨，山民望霓而叹矣。霖雨甚，山洪暴发，蛟水奔泷，兼大江潮涨，泽民抢救圩堤，昼夜洵懼，桔槔声连数十里不绝。”[5] 长江三角洲北岸平原地势也低，海拔一般在3.5米以下，有些地方仅2—3米，江水若受潮水顶托，就容易被洪水淹浸。 江淮东部地区为江淮平原和滨海平原，江淮平原位于今天的苏北灌溉总渠和通扬运河之间，西与江淮丘陵岗地的东缘相接，东到串场河一线。滨海平原，在串场河以东，北起射阳河畔，南达东串场河。以里下河平原地势最低，且形如锅底，周边高中间低，这种“锅底洼”的地形特征使得里下河地区排水极为不畅，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水盆”。 （二）从气候① 看，江淮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的北缘，在季风气候条件下，由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下简称副高）的位置、强弱及其随季节变化的早晚等因素的影响，加之靠海、地形等因子的配合，使得江淮地区水旱灾害频发。 冬季，副高位置偏南，它的主体位于热带洋面上。这样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寒冷而干燥的冷空气控制江淮一带，造成此时江淮雨水稀少的局面。 春末夏初，副高位置发生跳动，西南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常在江淮交绥，构成了“梅雨锋”，使该地区进入一年中最为明显的多雨季节，即梅雨期。在异常的梅雨季，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弱而位置偏南，江淮上空的梅雨锋相对稳定，所以暴雨多、雨量大、雨区广、雨时长，易形成十分严重的局部洪涝。持续20天左右以后，同高空西风急流再一次北跳相联系，副高再一次北跳，江淮受到副高的相对稳定的控制，梅雨期结束，进入了炎炎夏季。此时要是无台风影响，或无高空冷平流南下，或无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影响，则本区就基本上缺乏大面积降透雨的条件，江淮丘陵会形成大范围的干旱。 梅雨过后，副高北抬，海上台风活动频繁，路径偏北。当台风深入江淮中西部时，如果发生打转、停滞，并有弱冷空气配合，大别山区和苏皖交界的滁县、来安、嘉山和盱眙四县的浅山区，因高大山系阻挡了暖湿气流前进，降水丰富，从而成为降水高值区，形成暴雨中心。受台风影响最大的是东部近海地带，一般最早的在7月，最迟至10月，7—9月是台风的集中期，这一时期的台风占台风总数的84％，8月上旬到9月中旬最盛，占总数的56％。“海中之潮日起落，每到秋来辄大作。年年七月八月间，风头鼓浪如山岳”[6] 一诗就是江淮地区东部台风活动规律及其所引起的风暴潮灾害的真实写照。 另外，副高的进退、伸缩使江淮地区的降水年际变化较大，而且各季节分配又极不均匀，秋冬季节降水较少，冬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10％左右，秋季占15％—20％。春季降水量开始偏多，约占25％—33％。夏季（6—8月）受夏季风的影响，雨水较多，约占40％—50％。[7] 由于降水年际变化大和季节分配的不均，所以容易形成春夏季节旱涝交替的局面，或春旱夏涝，或春雨绵绵而夏季则伏旱炎炎。 （三）从水系看，江淮是著名的水网地区，长江迤其南，淮河界其北，黄海滨其东。淮扬运河（里运河）纵走于东部，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如此复杂的水系极易造成河湖漫溢、堤坝决口之洪涝灾害。 长江进入江西湖口以下，沿江淮南缘东走为下游。河段北岸有华阳河、皖河、埭沟河、裕溪河、菜籽湖水系、陈瑶湖水系、巢湖水系、滁河等支流汇入。其中埭沟河，在望江县北60里，其水“纳怀宁连沙滩，趋石窟，达于山口，入于江。水溢则一望无际”。[8]850 滁河水系发达，支流众多，河道浅窄，发源于江淮丘陵区，在江苏六合瓜埠口入江，流域面积1.3万平方公里。在来安县境内，沙河、清河、滁河三河合流，但下游河道却很浅窄褊曲，“雨潦难消”，明清两代的官府屡经议开朱家山支河以解决滁河下游通畅问题，但遭到了六合等地方乡而势力的反对而未果，“致各圩时被水灾”，也就是所谓的“河汇三叉咽不流”。[9] 长江下游两岸地势，南高北低，所以南岸多山溪性河流，北岸则多洼地和湖泊，主要湖泊有巢湖、大官湖、泊湖、白湖、武昌湖、菜子湖等，其中以巢湖为最大。泊湖，在望江县西40里，其水“受香山、月山、连龙，南北涝，仰泷西金口诸水达于急水镇河，入于江。水涨则沙嘴、赤上、香草、蓝家、罗家一带田俱受涝”。武昌湖，在望江县东北30里，其水“受茗山、凤楼、乌龙汇、马头芦、薪连、青草，以达于江。水涨则张公鸦滩、毛池一带田亩多为所侵。”[8]850 位于江淮北沿的淮河，有落差大、支流多、两头翘、中间低的特点，全河大部分落差都集中于上游，中游比降十分平缓，尤以正阳关至洪泽湖间为甚，其中蚌埠以下比降极缓，浮山至洪泽湖间，河底甚至出现倒比降，下段河床反而比上段河床高，这些河道特征使得淮河中游地段行洪能力很差，一遇大水，极易发生涝灾。下游河段比降本已缓，又流经地势平缓的江淮平原，再加上下游河床淤积严重，海水和江水的壅水和顶托，洪水下泄十分缓慢，更易形成洪涝灾害。淮河支流多分布于上游，且流经的是海拔较高的山地丘陵地带，而下游的洪泽湖由于多年的泥沙淤积、大堤加高加固，湖底已高于淮河河床，形成“地上湖”，情形类似黄河下游。这种两头翘、中间低的淮河干流河形，极易造成行洪不畅，是为“卡脖子”。志载：“淮自霍邱以上，其流未盛。至寿州受两沙河之水（界水和颍水），至凤台又挟两肥而浩瀚极矣。数百里之来源，挟南北翼注之众水，而泄之以八十丈之硖石口，其势不畅，故每遇夏秋霖潦，万水俱汇则泛溢为害，包冈阜，败田畴，坏房舍，浸城郭，往往而是。”[10]29 “两头翘”的河形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在中游的洪水组合，即在淮北各支流洪水缓慢汇入淮河的同时，淮河干流上游与淮南山区各河又接连发生洪水。故而淮河中下游两岸阶地和平原也就成为淮河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淮河干流两头高、中间低的“两头翘”以及中游河道弯曲狭窄之“卡脖子”，皆为南宋以来黄河夺淮所致。黄河在1855年北迁后，江淮大地从此少了一巨浸，其水系又发生了重大变迁。道光以前，黄、淮交汇，江淮平原“患潦之岁多”。黄河北徙后，淮流虽未复故道，“然地脉之疏通，支川之分泄，必有暗减其流者”，所以“每遇时雨衍期，忧旱之岁且半于忧水”，“此水利之一变也”。[11] 由此可知，黄河夺淮所造成的淮河水系紊乱是江淮平原和淮河南岸平原阶地水旱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催生灾害的经济动因：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 如果说在江淮地区开发的前期，上述地形、气候、水系等自然致灾因子因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稀疏而没有凸显的话，那么在唐宋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江淮的逐渐展开，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因江淮地区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所导致的人地关系恶化以后，自然致灾因子和社会因素就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使得该地区屡遭水旱灾害的袭击。 （一）涸湖废塘为田，与水争地，增加了水旱几率。随着明清时期江淮社会经济的逐步开发，围湖废塘为田造成水旱灾害频发的事情屡见记载。和州的麻湖、沣湖在永乐、景泰年间被围垦，“然地势平衍，水难骤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没之患”。[12] 正是由于张良兴不顾当地地势平衍之实际，盲目地涸湖为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水利之蓄泄失宜，遗祸无穷。至乾隆时仍是“覆之则不可稼，而虚赋逋丁日耗，累民日贫”。[13] 在庐江，明嘉靖三十一年（1532年）大旱，居民钱龙等见巢湖水滩涸出，报县开垦新丰、新兴二圩，因其属于蓄水区，“嗣后湖水仍旧，滩圩淹没，赔纳粮草，民甚病焉”。[14] 扬州的五塘（陈公塘、句成塘、小新塘、上雷塘、下雷塘）是汉唐时期所凿，“千余年停蓄天长、六合、灵、虹、寿、泗五百余里之水，水溢则蓄于塘，而诸湖不致氾滥，水涸则启塘闸以济运河”。但嘉靖年间“奸民假献仇鸾佃陈公塘，而塘堤渐决，鸾败而严世蕃继之，世蕃败而维扬士民攘臂承佃，陈公塘遂废，一塘废而诸塘继之”。五塘被开垦成田，对周围地区生态环境影响颇大，“夫五塘大于汜光、邵伯五湖数倍，水既不入塘，惟汎于湖，故湖堤易决，他日堤东兴、盐、高、泰五州县之民悉为鱼矣”。[15] 至清代围湖涸塘为田则更盛。天长在康熙时因年岁屡旱，而滨湖洼地遂为湖民草草改田，但此种田地并不能长保丰收，因为“雨水少勤，而湖水微涨，依旧没焉”；[16] 凤台“县西之焦冈湖、董峰湖，东北之钱家湖、穆杨湖皆周数十里，盖昔时淮水游波，停汇渐淤成陆，民今垦殖其中，小涨即淹没见告矣”；[10]52 宿松县南八里的排山、巢林、长安3庄，原本是“滨河泥滩地亩，明时河道深广，泥滩多没于水中，清雍乾后，河渐淤涨，滩壅愈高，附近居民于是傍河筑围，开垦田亩”。“当各围初建之时，正值乾嘉间，江潮低落，湖水不波，所垦之田，丰收有庆。自道光后连年大水，溃决之患，几于无岁无之，是昔之易荒原为腴壤者，今又变腴壤为荒原。邑境患水之庄二十有七，而九城围田则受灾称首。”[17] 宝应县运河西的宝应湖、白马湖也因“民贪小利，占湖为田，白马旧湖面积日削，宝应湖口收束如瓶，一遇淮涨，则时安等庄白波浩淼”。[18]210 （二）垦山拓地，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洪涝加剧。大别山地是长江下游北岸一些支流和淮河多数支流的发源地，江淮中东部山地则是“西山七十二水”及长江下游一些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如滁河）。荒坡山地，因坡度大、土质疏松，在植被破坏以后，涵养水源、滞留地表径流的功能大为下降，所以易加剧水土流失。一方面，造成新开垦土地本身不耐水旱，出现“垦砂砾以为田，凿石隙以耕地，小潦即泄，小旱即枯”、“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19] 的局面，另一方面，每逢暴雨就会直接引起山洪灾害。如河南信阳地处大别山地，淮河绕其北，浉河迤其南，由于山地被肆意开垦，“两大干河溪港歧出，每届夏季，山洪不时暴发”。[20]417 又因境内之淮河距发源地不远，“河底皆细沙，每逢山洪暴发，两岸泛溢，漂没田庐人畜”。[20]120 严重的水土流失影响则更为深远而广泛，河流挟泥沙而下，造成河流下游河床的淤塞垫高进而常闹山洪水灾。杨友敬在《复太守高公询州境水利》中就谈到，六安西北沿河十三湾频年被涝，且波及七家坂、官田坂，原因就在于“西去万山，昔惟草树蒙茸虎狼窟宅，近人烟辐辏，崇山悉开，熟地土松雨涤，逐渐归河。又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即1847年）之变，山石颓落，淤塞河道，水多旁溢，旁溢则河行反缓，行缓则泥沙随在下坠，河面日渐平浅，干河浅则支河亦淤，水行地上，能勿涝乎”？[21] 舒城，前河“发源处皆山，近时开山人众，岁潦则多淤涨之患”，[22] 是故，每逢汛期，河流两岸泛溢成灾。在大别山山前东南平原和安庆谷地，则以潜、皖二水水患为重。道光二十九年，太湖大水决堤，破城数百尺。时任县令张宝镕就认为“湖邑水患由西北山乡开挖者”所致，因“沙土松浮，夏雨湍涨，水挟沙趋，河身淤垫日高，遇水潦即浸溢”。[23] 潜山县则因“潜皖二水环绕乎其旁”，“然地势西北多山，东南滨河。山多则缺粮，滨河则苦潦。缺粮则山尽垦辟，水无停蓄，盛涨挟泥沙俱下，而河患愈烈”，[24]2 “每逢夏潦泛滥冲决，滨河之民荡析离居”。[24]3 在江淮中东部山地的一些支流，也经常因民人开山垦殖而导致河道淤塞、水灾频繁。汪喜荀就认为家乡比年水灾，导致江水坏堤，“系棚民开山积土壅塞所至”。[25] 水土流失日积月累，就会引起河流的巨大变迁，使得沿河居民饱受水灾之苦。光绪《盱眙县志稿》的作者就认为“时雨骤降，山溜挟沙而下，其蔽兼受之水，淮身淤垫，半由于此”。[26] 又如舒城之前河，源出潜、霍诸山，原本是“自源迄委，曲折经行县境二百余里。而后河界连六合，源于平冈，无沙石之淤，河身低于前河，水势不及前河之半。故前河山水暴发，必北注后河，以杀其势”的，伴随着清中叶以来该县“生齿日繁，山民不足于食，垦荒渐多，树叶草根无以含水浮沙，细石随雨暴注，日积月累，河道遂塞”局面的出现，前河河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迁：“初前河之注后河也，由县前。河渐移而东，由鲍舒桥。河又移而东，由千人桥。河今且东移，而由钱家河、航埠河。水势回远，滨河圩堤时有决溢。又两河入湖之口扼于三河诸圩，尾闾不畅，沿河之地常苦潦。故县河塞而方家冈泛，方家冈之堤成，而任家湾决，下愈壅，上愈溃，必至之势也。”[27] 三、人助天灾：水利设施兴修、管理和使用上的矛盾和纠纷 减轻水旱灾害损失的重要措施是兴修和利用塘、坝、坂、堰、涵洞等水利设施。而塘坝等水利设施的兴修、管理和使用，涉及国家和民间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若处理和协调不当，便会激化水利矛盾，进而使得水利设施遭到破坏或不能很好地发挥防灾减灾效益，水旱灾度被人为地放大。明清时期江淮地区这种因水事矛盾激化而导致的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叠加，从而加剧灾害破坏力的例子，不胜枚举。细究之，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地方豪强或刁民霸占水利设施，使其他民众不能利用水利设施及时地进行排灌，本可得以缓解或消除的灾情反而因此蔓延、加重。如舒城县的西北乡，村民一直用七门堰的水灌溉农田，明末农民战争后多被“豪强占塞”，所以其他村民之田“多苦旱”；[28] 寿州的芍陂，“明正统以来，六有奸民辄截上流利己，陂流遂淤”；[29] 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安豪强将龙穴水源上游朱灰革、李子湾等处筑坝拦水，淹为私田；嘉靖年间当地强霸董元又据芍陂南端的贤姑墩至双门铺一带毁源建田；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安豪强晁在点等人合伙占据陂之上游，筑拦河堤，断绝水源，危害百姓；道光五年晁在点后人晁燕恺等人气焰更加嚣张，又在上游筑坝拦截陂源。[30] 豪强阻截上游陂源，这样就导致其他近陂居民在旱时不能获取充足水源及时加以灌溉，使得旱情日趋加重。庐江县南有二湖，环湖皆圩田，唯缺口一河，通江泄水。康熙年间，当地豪民却“截河外坝障上流，以资灌溉。涝则以邻为壑”，其他村民甚以为苦。[31] 在淮安，有强佃刁民“遇旱年则筑坝以蓄己水，既令己田充足，并可偷卖得钱；遇水年则放水以淹邻田，抑或纠凶堵坝，不许他人宣泄”。[32] 在高邮，“近年（道光年间）河荡归海去路，诚有奸民筑坝河心。遇水小则筑于下口以专利，而下游旱；遇水大则筑于上口以免害，而上游潦”。[33] （二）水旱灾害来临时，近水居民为防水旱而不惜通过壅水得到灌溉或盗决堤防以泄水。同治元年（1862年）江淮大旱，“宝应据高邮上流”，于是壅水为己利，而导致下游的高邮灌溉用水短缺。[34] 在江淮平原上，因湖河交错、地势低洼，洪涝灾害极为严重，于是盗掘堤防以泄洪而造成人为灾害的事例也很多。如兴化、泰州本来都地处下河，而一体被灾。然而兴化自隆庆年间筑有长堤一道，隔住了泰州之水，使不得急泄。于是“每岁邵伯湖决及减闸诸水，泰州屯宿独先而宣泄独后，故连年泰州受害，视兴化尤惨”。[35]210 淮扬运河在江都、泰州段，因为上下河势若倒悬，所以遇大水漫溢时，上河居民最易盗决堤防以泄入下河。官府虽然在运堤上建有浅坝涵洞，并置夫防守，使运堤坚固而运道“无壅滞之虞，民田鲜漂没之患”，“奈何田河上游者，遇涝年辄盗决之，虽数有严禁，竟莫能止”[36] 江都境内的金家湾一堤对泰州防洪来说至为重要。此堤位于邵伯之南，“附近湾头滨东塘路入里地方。旧设此堤以捍上流之水，径趋芒稻河，以注于江。而泰州下河，借此以免淹没之患”。但是自崇祯四年（1631年）大水横流，近湾居民盗决20余丈。“奈泰州地形如釜，以致淮、黄之水悉从此处，势若建瓴，奔流东注。接遭五年洪水相仍，竟以泰州为壑，不复归芒稻河矣。迄今，金家湾堤冲决至四十余丈。泰州下河，一望巨浸，滔天百里，田沉水底。”[35]216 在江苏靖江、泰兴县灌溉排水都是通过纵横交错的沟港得以实现的，“泰之壤高而靖洼，每淫雨泛滥，泰人辄以靖为壑”。[37]16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六月十二日泰兴民为排泄境内积水，强行掘开靖江之水洞港，“致丁墅、太平两团，顿遭水患。团民正在修筑间，十五日被泰民尽掘界河之南官坝”，[37]73 靖江水患因此加剧。乾隆七年，扬州北湖地区大水漫溢，“愚民盗决堤”，原因是“水溢六年矣”而不得有效治理。[38] 在洪泽湖地区，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更是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盗决堤防、导致全黄入湖的事件，时称“桃南之变”。据林则徐称：当时的桃源监生陈端、陈光南、刘开成及生员陈堂等驾船携带鸟枪器械，拦截行人，捆缚巡兵，盗决桃南厅于家湾龙窝汛十三堡河堤，促使“全黄入湖，滔滔下注，湖东各州县更不止如前此之被淹”。[39] 阜宁在山阳的下游，所以在第十区任桥乡杨苗花北建有老虎坝以阻挡上游来的洪水，这样遇大水之年，山阳的积水排泄经常发生困难，光绪十三年（1887年），适逢“秋潦”，于是山阳大单庄一带居民率众强行开挖阜宁县境大郭庄任家桥缺口。[40] （三）在江淮中东部的运河沿岸，国家为确保漕运水源或运堤安全，不惜牺牲民众利益，任意启闭闸坝，是造成上下河地区旱涝灾情加重的人为政治原因。淮扬运河既是漕运通道，也是两岸居民农田灌溉、人饮牛吸的主要水源。正如王懋竑所云：“国家漕江南百万石粟以实京师，淮扬为咽喉之地，最重且巨。而此百十里间，水门数十，提封十余万顷，其灌溉之利无不资于此。于其不宜闭之时而闭之，则皆为石田矣。于其不宜开之时而开之，则皆为巨浸矣。故利害之所系尤急。”[41] 因此每遇大旱或者大水年份，闭闸闭涵洞以蓄水济漕或启闸洞以泄运河水涨的国家意志就与两岸农田急需灌溉或不致被淹浸的民间意识发生了冲突，“运河闸洞，民田皆资灌溉。水小则闭以济漕，而民苦旱；水大又启以保堤，而民苦潦”。为协调各方的矛盾，官府制定了启放规则，使河水上游各坝皆有定志，只有水达定志时才允许启放闸坝。如高邮三坝水志，就规定“不至三尺不开”。[18]634 不过，因为漕运毕竟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为任一方的大员多怕有个闪失，于是虽有定志，也多不严格执行，“值伏秋盛涨，河督为避险计，往往先时启泄，民田受其害。”[42] （四）在通、扬之间的运盐河以及防潮和防卤水倒灌的范公堤一带，盐商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擅自挖掘堤坝，以利行盐，结果加剧了该地区的水旱灾情。在阜宁一带，一些盐商为了运盐便利，常常偷挖捍海堤或者挡潮闸坝，使得卤水得以长驱直入。[40] 在江都、泰州，江都位于泰州上游，两地地势高下相悬，所以在其间多常年闭塞沟港，建堤坝以预防洪水大肆下泄，上河泄水径由芒稻河入江。不料万历年间江都“宜陵镇罔利奸豪，故将山洋河、赤莲港、徐家邗子三处私开大河，擅通商货，偷放私盐，致水下冲，不分昼夜，民田尽被淹没，春耕无计可施”。[35]211 综上所述，江淮地区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造就了江淮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自然孕灾几率本身就很高。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又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诱发和催化了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而围绕为防灾减灾或航运而兴建的水利设施之使用所产生的水事矛盾，因为涉及国家和民间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往往很难得到有效的协调和处理，从而导致了许多本不该发生的或即使发生了也可以控制住的水旱灾害得以产生和蔓延，是为人助天灾。此外，我们在讨论江淮水旱灾害多发的原因时，不能忽视该地区当时的农耕社会环境。明清时期的江淮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不发展”的农耕社会发展阶段，这种落后的农耕社会又是以重农轻商、单一性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市镇和商贸经济水平偏低为表征的。[43] 农民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鲁莽而报的耕作，可以说是靠天收。这样的职业和粗放耕作方式，使农民同士民、商人、手工业者相比，极易直接遭受水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之封建政府和地主对农民进行的超经济剥削，又使得农民家庭雪上加霜，经常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这大大降低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商品经济、市镇水平偏低，也无法起到阻截乡村游离出来的无籍游民的缓冲作用。因此，从辩证的角度看灾害与江淮农耕社会的关系，我们说“不发展”的农耕社会虽不是导致灾害发生的直接原因，但这种经济形态无疑加大了灾害的破坏力和破坏程度，即使是小灾也被放大成了大灾。 注释： ① 前人涉及江淮灾害成因分析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白眉初《少山多水之江苏利害谈》，《史地学报》，1922(2)；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资料搜集组《安徽地区水灾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4)、(5)；查一民《陈定斋论黄河夺淮之害》，《农业考古》，1986(2)；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2)；任重《明代治黄保漕对徐淮农业的制约作用》，《中国农史》，1995(2)；梅兴柱《明代淮河的水患及治理得失》，《烟台大学学报》，1996(2)；吴沛忠《淮河流域洪涝灾害及其防治的历史经验》，载张义丰等《淮河环境与治理》，测绘出版社，1996；王庆、王红艳《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演变规律与淮河灾害治理》，《灾害学》，1998(1)；卞利《明代中期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矛盾》，《安徽大学学报》，1998(3)；张秉伦、方兆本《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张红安《明清以来苏北水患与水利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6)；苏风格《康熙时期黄淮水灾成因探析》，《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4)。 ② 关于江淮气候，本文参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详见蒋德隆《长江中下游气候·第三章气象灾害》，气象出版社，1991；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气候》，科学出版社，1984；向元珍、包澄澜《长江下游地区的四季天气》第二、三、四、五、六章，气象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1] 张崇旺．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第二章江淮地区的灾情概况[D].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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